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栖霞，滨江依山，地位显要。遥想当年，“千古一帝”秦始皇东巡从江乘过境之际，今日繁华的南京主城区犹是一片荒芜。灿烂的古代文明为栖霞奠定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与栖霞山千佛崖，则堪称栖霞境内星罗棋布的文物古迹中最耀眼的两串明珠。
六朝时期，由于黄河流域陷入持续的战乱，大量生产人口和先进技术相继南徙，使得南方经济得到迅速开发，并有力促进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兴盛和发达。作为六朝造型艺术杰出代表的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在承继汉魏石雕艺术作风的基础上，借鉴、汲取中原北方和海外艺术的文化内涵，获得了重要发展，其雕刻手法渐趋精丽细致，在保持了汉魏雕塑特有的雄浑拙厚的恢宏气度之外，又以极其丰富的凹凸有致的曲线构成，展示出矫健灵动与典雅秀逸完美融合的时代精神，充溢着内在的坚实力量和旺盛的生命力，无愧为中国雕塑史上承前启后的经典之作。
如果从当代的行政区划着眼，不难发现，现存的南朝陵墓神道石刻都相对集中地分布在镇江丹阳与南京栖霞、江宁三地，而就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的本体及其内在蕴含的相关制度而言，却以分布于栖霞的最引人瞩目，之所以这么说，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其一，现存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大致有36处共89件，而栖霞境内就有14处共38件，如果在存世总量上扣除用南朝神道石柱改制的东晋名宦卞壸墓碣和在明岐阳王李文忠墓园内发现的南朝神道石兽这两件“来历不明”的石刻，则栖霞一地的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就要占存世总量的44%，近乎于“半壁江山”了。
其二，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依制应只“听立”石柱而已，但实际情形远非如此。现存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的组合，既有仅作一对石柱者，也有仅作一对石兽者，也有依次置石兽、石柱、石碑者，不一而足。栖霞地区的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则涵括了此三类组合的完整形式，这也是丹阳、江宁两地所不具备的。
其三，南朝陵墓神道石刻能确认其墓主的，向仅见有萧梁一朝的文帝萧顺之、吴平侯萧景、桂阳王萧融、安成王萧秀、始兴王萧憺、临川王萧宏、新渝侯萧暎、建安侯萧正立、南康王萧绩共九处。其中，除了分别位于丹阳、句容、江宁的梁文帝萧顺之墓与南康王萧绩墓、建安侯萧正立墓的三处神道石刻外，余如吴平侯萧景、桂阳王萧融及其嗣子萧象、安成王萧秀父子、始兴王萧憺、临川王萧宏、新渝侯萧暎等六处神道石刻均位于栖霞境内。如此之多的能够确定年代以至墓主、等级的神道石刻，其作为研究的标尺，对于深化理解南朝陵墓制度，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其四，以完整的形制保存下来的南朝陵墓神道石碑只有四通，即梁始兴王萧憺神道东碑、临川王萧宏神道西碑与安成王萧秀神道二碑，也全都位于栖霞地区。作为罕见的南朝金石，萧梁神道碑在书法史上备受重视，如尚存数千字的萧憺碑，为吴兴贝义渊所书，以结体峻密、意象雄强而被晚清学者莫友芝誉为“上承钟（繇）王（羲之），下开欧（阳询）薛（嗣昌）”，梁启超更以“南派代表端推此碑”的赞誉表达了对其书法艺术的推崇。萧秀神道二碑亦为贝义渊所书，正文虽风化殆尽，但碑阴所刻萧秀故吏门生的诸多题名犹可辨识。萧宏神道碑碑文虽漫漶无存，但其碑首之阴与碑身两侧繁丽诡异的纹饰，却被识出可能预示了祆教的主题。萧宏生前官丹阳尹，以喜聚敛钱财并富可敌国而广为人知，由于信奉祆教的粟特商人早在南北朝时期业已成为活跃在丝路两端的重要力量，则萧宏的巨额财富与其神道碑上富于祆教色彩的图像是否有内在联系，值得留意。近年来，有关南北朝时期的祆教遗物在西北地区层出不穷，但在南方却仅此一件，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其五，南朝时期佛教大盛，表现在神道石柱上，除了顶端的圆莲盖外，还有莲盖下矩形方版两侧阴刻莲花等图案，但由于这类图像线条浅细，加之距地面较高，目力难及，不易察见，长期以来并未引起注意。20世纪50年代，文物工作者在栖霞境内的梁吴平侯萧景墓神道石柱方版一侧发现一袒肩跣足执花叶的僧人阴刻线画，其画面构图疏朗传神，人物造型亦具“面短”特点，体现了著名画家张僧繇“疏体”画派的特征。由于制作年代的确切无疑，加之其拥有者的尊贵身份以及与名家技法的契合无间，萧景墓神道石柱方版上发现的僧人阴刻线画，亦可谓江南现有艺术史价值最高的佛画。
其六，南朝陵墓神道石刻能确认墓主者为数极少，围绕众多失考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的归属问题，中外学者做了大量辨妄析疑的考订工作。有的问题越辨越明朗，但有的意见却一直相持不下，其中尤以对栖霞区北象山麓狮子冲的一对石兽归属的探讨最具代表性，竟然先后出现了宋文帝刘义隆、陈文帝陈蒨、梁元帝萧绎、梁昭明太子萧统四说，其间的歧义竟达百年之巨，这是在对其他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归属的争鸣中从未出现过的，客观上也促进了学术界对南朝陵墓制度乃至六朝礼制文化的认识。
与辖域内众多南朝陵墓神道石刻比邻而居的栖霞山千佛崖窟龛造像，其雕造始于宋齐间高士明僧绍影拟“西方三圣”的规划，并由其子临沂令明仲璋与游学北土的名僧法度经营完工。法度继此旧基，更兴新制，又雕造了十余龛尊像，奠定了栖霞山千佛崖南朝龛像的大体格局。传世佛典《高僧传》《续高僧传》《弘明集》《出三藏记集》《比丘尼传》对栖霞山千佛崖的雕凿情形皆有所记载。作为规模最大的南朝石窟寺遗迹，栖霞山千佛崖在佛教考古与中国雕塑艺术史的研究上也都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价值。
毋庸赘言，凡此林林总总，已不难理会栖霞境内的南朝石刻作为极其珍贵的民族文化遗珍在南京在江苏在中国以至在世界上所受到的关注了。或许，这正是有着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栖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等部门，勇于以一己之力来编纂《守望——栖霞地区南朝石刻大观》一书的缘由。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曾多次在栖霞区从事考古工作，此次应约为《守望——栖霞地区南朝石刻大观》一书撰写序言，并非本人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有何独到之处，而是结缘于与栖霞文化、文物工作者之间的深厚友情。待手捧印刷精良、散发着纸墨幽香的图书，却不禁欣喜地发现，独具慧眼的编者已然在拙序之前安插了一篇将栖霞南朝石刻神兽刻画得入木三分乃至呼之欲出的开卷佳构，此即英年早逝的郑奇先生所撰《得意忘形谓之神》一文，真可谓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郑奇先生是当代少有的具备独立思想且不乏真知灼见的美术史论学者，早在1995年，我就有缘得以向他请益，至今尚记得，时在南京博物院他的办公室里，兴至浓处，他竟离座并要我配合以便演示他新学来的一种功夫，被我以危险性太高而婉谢。至2001年，大病初愈的郑奇先生忽然想找一座庙宇休养一段时间，于是辗转托我帮忙联系，我仗着与栖霞寺徐业海先生的交情，冒冒失失地就将郑奇先生送到了千佛崖下……多年后，徐业海先生不无伤感地对我说及：“当年是你把他送来的，最后是我把他送走的呵！”如果以所谓“文如其人”来作调侃，我与郑奇先生在《守望——栖霞地区南朝石刻大观》一书中，也算履践了第三次的会面罢，虽说与以往的会面方式不同，但郑奇先生的神采飞扬与我的木讷沉闷却仍是一如既往的泾渭分明。
由郑奇先生这一短小精悍却气势开张的宏文，不由使我想到，以往关于南朝石刻的研究，未免太过于忽视来自艺术工作者的声音了，记得早年还见有画家黄养辉先生发表在《扬子晚报》副刊上的一文，也是谈论栖霞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的文字，随文配发黄先生一幅栖霞南朝石辟邪的速写，虽寥寥数笔，却传神生动，至今不能忘怀。窃以为，如能费点心思将这些散见于报章的美文佳构钩沉辑录汇为一编，采用一种合宜的方式公布出来，对于扩大南朝石刻这一国之瑰宝的影响层面、彰显栖霞区的文化底蕴，都将是极有意义的。
◎ 邵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