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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是历史上有名的封建堡垒，土地高度集中，封建势力强大。臧、王、刘、李、丁五大地主家族垄断了诸城经济，“一户千顷地，万家无寸土。”臧氏家族拥有26.4万亩土地，遍布邻近6个县；王氏家族拥有12.27万亩土地，全县无处不有王氏的地。如，泊里街地主吴大猷家有耕地、山林、草场10万余亩，周边80余个村庄有他的佃户；每亩地收地租6斗，每年收租200万千克。据史料记载，诸城占总人口2.6%的地主占有70%的土地，而占总人口95.8%的穷苦农民只占有22.3%的土地，只能以租佃为生计，长期处于被剥削地位。地主盘剥佃农的租佃方式多种多样，不论哪种方式，凡租地者每亩最少交租40%，最高70%，遇上灾年歉收，亦不能减免分毫。除交租外，地主还通过“见厘成分”
“空地交租”
“落地粮”
等方式盘剥农民。有些地主还要佃农交纳看坡粮、乞丐粮、老鼠粮、鸡食粮、节礼粮等以及苫子、炊帚、扫帚、锅盖顶、蒲团、艾子绳、蒸饽饽草等30多种额外物品。交租时，地主还以大斗大秤克扣农民，佃农1斗粮，只能抵7升；租草1千克，只能抵半，被佃农斥为“对和秤”，故境内有民谣说：“地主的斗，老虎的口，七平八尖九外流。”除了地租的重压，广大穷苦农民还要受地主“乾拨工”的劳役剥削，一些大户地主常要邻近佃户去当差，不付报酬，男差打更、护院、抬轿、接送闺女、送葬、清扫街院、捉蚂蚱喂鸟等，女差洗衣、做饭、奶娃娃、梳头、做针线等。农民靠租种土地，辛劳一年，所剩无几，仍旧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一遇天灾人祸，生活更难维持，有的到外地逃荒，有的被迫闯关东，有的卖儿卖女，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其间，清政府为了赔偿巨额外债，不断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地方贪官污吏则借机巧取豪夺，鱼肉百姓。至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国初现一丝生机，但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中国随之出现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各反动军阀为扩充势力，经常抓丁要钱，横征暴敛。当地地主、土匪则沆瀣一气，依仗军阀势力，兼并土地，打家劫舍，欺压百姓，使本来极度贫困的泊里地区人民陷入更深的水深火热之中。
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逐步遭到破坏，客观上刺激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地主豪绅开始兼营起工商业，向新兴企业投资。泊里地区的地主大户开始到青岛、济南、天津等城市经营房地产，涉足工商业买卖。泊里、潮河等重要城镇的地主官宦之家也开设酒坊、油坊、茶庄、布店、粮栈、药房、土陶、木器、服装等店铺作坊。泊里地主吴大猷在泊里街办起“福有龙”商行，并将70万文铜钱出“吊票”入股80余家商行，逐步在诸城、胶县、青岛、上海开设“吴大猷”商行分行和钱庄，在贡口设立“坐庄”，并造“大鸟”“二鸟”号两艘多桅帆船到上海等地销购物资。后吴家在泊里有致和堂、仁爱堂、致远堂、宝和堂、福利堂、延禄堂、延禧堂、延福堂八大堂号。当时，泊里街除吴大猷商号发放吊票，“公合兴”“义和”“同和永”等店铺和商号均发放票号。地主兼营资本家，剥削花样增多，他们控制、垄断市场物价，加速了农民手工业的破产，不少手工业者被迫只身到外地出卖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