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局和影响

是役，英国皇家海军出动21架（实际20架）略显过时的“剑鱼”，付出2架被击落、2名飞行员阵亡，消耗11枚鱼雷、52颗小型炸弹的微小代价，在短短65分钟内，除击沉“加富尔”号、重创“利托里奥”号和“杜利奥”号战列舰外，还击沉击伤4艘巡洋舰、驱逐舰，使意海军舰队主力折损过半。战果之巨堪与日德兰大海战比肩。经此一战，坎皮奥尼被彻底吓破了胆，旋即命令意海军主力紧急北撤至那不勒斯，把地中海中部的制海权拱手相让。而取得地中海局部制海权的英国军队也时来运转，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庞大的运输船队陆续抵达埃及，源源不断地将大量武器装备、后勤给养运抵北非战场。1940年12月8日，在得到大量补充加强之后，韦维尔指挥英国第8集团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将意军一举击退了800千米，直接迫使墨索里尼向希特勒求援，这才引出了后来“阿拉曼子爵”大战“沙漠之狐”的好戏。

“夜袭塔兰托”之战在舰载航空兵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次说明了鱼雷机在攻击坚固设防基地内的舰艇方面具有极大的潜力，而且从总的方面证实了航空母舰的强大作战能力。”（意大利海军上将贝蒂诺语）标志着航母和舰载机已成为支配海上作战的决定性武器。

附录：启示与思考

（一）砥砺奋进、攻坚克难的思想动因—进取意识

1940年底，对于塔兰托攻防双方而言，应该说老天还是公平的，坎宁安和坎皮奥尼都面临着重重困难。作为进攻方，虽然手握主动权，但却受到整体实力、侦察体系和战场条件等多重因素的制约，陷入了投鼠忌器的尴尬之中；作为防御方，意大利海军虽然拥有严密的驻泊地域防御体系，但是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境地。同样是面对困难，但双方却作出了不一样的回答。英国人针对敌强我弱、设防严密、难以抵近的实际，决定出动航空兵进行夜间突袭，力求通过以小博大和以快打慢来实现最佳的费效比；针对敌远程侦察覆盖范围大，突击编队目标过于明显，采取多路佯动，伪装欺骗并举，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作战行动的隐蔽突然；针对突击力量的严重缩水，积极进行方案调整，灵活规划任务、配置力量，保证了夜袭任务的圆满完成。最终破解了几乎无解的难题，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反观意大利军，在占尽地利优势，手握强大机动打击力量的情况下，畏葸不前、消极避战，将海战场主动权拱手让出，在明知敌人可能奔袭而至，已有前车之鉴（“庞卡耳多”号被航空鱼雷攻击）的情况下，仍然无所畏惧地等着挨打，宁愿被五雷轰顶也不愿向那不勒斯移动半步；在敌舰机活动规律十分反常的情况下，既没有采取必要手段查明情况，也没有采取预防性措施疏散舰艇，而是一如既往地将鸡蛋放到了一个篮子里。在这种消极佛性和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不知不觉间走到了不知己不知彼的危险境地，最终遭受了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

通过这一正一反、一成一败、一得一失的对比，我们发现决定双方最终结局的不是兵力、兵器数量等显性因素，而是思维层面进取意识是否强烈、破解之法是否有效等隐性因素，看上去虽然波澜不惊，但却在悄然之间实现了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和战场态势的攻守异位。所谓进取意识，说到底就是看突破瓶颈、摆脱困境的欲望和取得胜利的决心。我们常将砥砺奋进、攻坚克难划入具体实践的方法论，但是在生死一线、刺刀见红的军事斗争领域，想不想干？敢不敢干？能不能干？却实实在在属于克敌制胜的世界观！在巨大的成就和伟大使命面前，强烈的进取意识就显得是那么的难能可贵。

（二）创造战争“奇迹”的前提基础—“知己知彼”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出自《孙子兵法·谋攻篇》，原文是“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充分说明了在战争中对敌我双方综合实力对比作出全面、科学、细致分析评估的重大意义。中国古代的兵家非常强调“庙算”和“先胜”，也由此产生了与“道天地将法”相对应的“度量数称胜”，看起来颇为庞杂，覆盖规模、资源、兵员实力等多个领域，既包括现实层面，又涵盖思维层面。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建立在“周密侦察”基础上的“净评估”过程。

在战争中，周密细致的侦察是实现“知己知彼”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径，按照种类可分为战役侦察、战术侦察、直前侦察、航空侦察、火力侦察、技术侦察、谍报侦察等等。在夜袭塔兰托之战中，英国皇家海军将多种侦察手段运用到了极致。在战役侦察方面，战前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以马耳他为基地，出动续航力大、留空时间长的远程侦察机，对塔兰托防御部署和舰艇活动情况进行了数十架次“全息摄影”，拍摄了数千张航空照片；在战术侦察方面，10日至11日使用“桑德兰”式侦察机，重点对塔兰托的舰艇活动情况进行了“全时掌握”，并于行动开始前进行了最后确认；直前侦察方面，在“剑鱼”临空发起鱼雷攻击前10—15分钟，担负“借光引路”任务的两架照明机，依然负有直前侦察核实情况的重任。此外，还出动谍报人员，深入敌营，抵近查明了航空侦察无法企及的防雷网、阻塞气球布设情况和技术参数，以及烟幕发生装置的部署情况，这些卓有成效的侦察工作都为“审判”行动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反观意大利海空军，在海空侦察方面始终缺乏有效的配合，优势互补和力量倍增更是无从谈起。首先，塔兰托驻军对于频繁的航空侦察活动缺乏足够的警惕，既没有组织战斗机起飞驱赶，也没有建立必要的空中巡逻区来阻滞，致使敌方侦察如入无人之境。其次，海空军缺乏必要的配合，按照墨索里尼的话说就是“意大利海军不需要有自己的飞机，打起仗来海空军可以协同配合”，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二者之间的情报信息几乎无法有效通联，戏剧性地由可以配合变为没有配合。最后，意大利空军飞行员还缺乏足够的斗志和抵近侦察的欲望，在11日与“管鼻燕”遭遇时，压根儿就没想去摆脱突防，而是掉头就跑，既没有查明敌方舰艇，尤其是威胁最大的航空母舰的活动情况，也没有报告遭遇敌机的确切型号特征（可以从舰载机推测出航母位于附近活动），从而失去了挽救塔兰托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军事斗争准备实践中，我们要采取多种手段，组织周密、细致、不间断的侦察。现代战争越来越复杂，虽然侦察手段越来越多，但是笼罩在战场上方的迷雾却越来越浓厚，我们的指挥员和参谋人员之所以因为情况不明而出现投鼠忌器的顾虑和唯恐出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迟疑，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侦察不力、情况不明，下定决心的时候尽快尽早底气足，下定决心之后不动摇，就要将侦察的功夫下早、下足、下到平时，才能以胸怀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自信去取得胜利。

（三）实现“1+1>2”的关键环节—“耦合聚变”

拿破仑曾在一则日记中描述过法国军队与精锐的马木留克骑兵战斗时的场景：“两个马木留克骑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骑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骑兵，而1000个法国兵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骑兵。”他的话充分说明了事物质变与量变之间的关系，以及优化的整体功能大于其部分功能总和的原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1+1>2”。那么是什么颠覆了我们的线性思维和传统“算术常识”呢？

在人类战争史上，不论在哪种战争形态的背景下，掌握先进战斗力的一方总是希望通过对作战力量的排列重组和作战体系的效能叠加，来施加降维打击，减小损失、降低伤亡、速战速决。从1939年5月起，皇家海军才算正式从皇家空军手中接管了舰载机的作战指挥权，虽然在战争爆发时只有20个中队、232架飞机，但是却将“航母+舰载机”的作战模式在作战体系中牢牢固定下来，从地中海到大西洋，从太平洋到北极圈，这一经典作战模式贯穿了战争的始终。即使在今天先进技术支撑的背景下，要想实现舰机合一也需要艰难、痛苦的磨合。从接管作战指挥权到“审判”行动的发起只有17个月的时间，如果从战争爆发算起更是不足12个月，但是有着深厚海洋、航空发展积淀和海战经验的皇家海军在那个时代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创新作战模式，从大处着眼实现了舰机一体，还通过一系列专攻精练，从小处着手实现了人机合一，在舰机平台算术式叠加的基础上，实现了整体作战效能“1+1>2”的耦合聚变。在那个现代航空技术刚刚起步、理论技术尚不成熟的年代，这一切显得那样难能可贵。

反观意大利海空军，各自都拥有着不逊于对手的王牌，其中曾在潘泰莱亚岛吊打喷火的MC205战斗机和“维内托”级战列舰都对地中海舰队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慑，尤其是被墨索里尼称为永不沉没航空母舰的西西里岛，位于地中海的中心支配位置，简直是悬在坎宁安和韦维尔（北非英军指挥官）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但是，意军手中的一把“王炸”，却被独裁者的偏执和决策层的唯唯诺诺给拆了个稀烂。在僵化指挥体制的作用下，高大上的军种联合变成了条块分割和画地为牢，在丧失取胜欲望后，具有强大火力和机动性能的作战平台只能作为存在舰队龟缩于一隅之间；在麻痹大意和敷衍塞责的交叉作用下，看似完备的驻泊地域防御体系变得漏洞百出、形同虚设。从整个作战体系的构建到战役布势的构设，从新型技术手段的采用到驻泊地域防御堡垒的完成，意军的一切努力就像貌似宏伟的沙丘之塔一样，一旦风暴兴起、流沙涌动，就会如同多米诺骨牌般一触即溃、原形毕露。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会发现，在作战体系构建中，作战力量、作战手段的算术叠加，仅仅是耦合的初级阶段，至于能不能化“加”为“耦”，发生聚变，还要看作战体系内的要素运行机理是否符合现实战争的客观要求。合得好就会移山填海震天撼地，合不好就会黯然失色弄巧成拙。从80年前这场以少胜多的揭幕战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阵双方同样是体系构建，同样是数量递增，同样是信心满满，但是在不同理念、不同方式、不同心态的共同作用下，高下立现、判若云泥。塔兰托之战犹如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到什么叫重塑再造、改革创新，什么叫求异求新、求深求精，什么叫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URTggj9uT6O8NILN2mjpLDfDRpUQtt8Ah8jzr4EajNGAG70dZroiu0i9cC9dOcV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