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双方企图

（一）目标

有人在分析意大利军事地理时，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如果把意大利海军比作一柄剑的话，那么瘫痪了塔兰托，这柄剑也就卷了刃。亚平宁半岛就像踏进地中海的一只靴子，塔兰托就深藏于意大利靴形半岛的底部。在这只“靴子”的鞋跟和鞋掌之间，有一个向内弯曲的鞋弓，这就是塔兰托湾，与西西里岛一同俯瞰着地中海的咽喉。意大利海军引以为傲的精华——“利托里奥”号、“维内托”号、“凯撒”号、“加富尔”号等6艘战列舰和超过20艘巡洋舰、驱逐舰就驻泊在这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无怪乎英国人将其视作心腹大患。

塔兰托港分为内外两部分，内港也称狭海（Mar Piccolo），完全为陆地所包围，仅有一条狭长的水道与外港相通；外港也称广海（Mar Grande），港阔水深，是大型战舰的主要泊地。圣皮埃特罗岛和圣保罗岛如同哨兵一般把守着入口，数千米长的防波堤由此延伸到岸边。由200门高射炮和高射机枪，87个阻塞气球、13千米雷区和13座对空对海监听站组成的严密防御体系，真可谓“森严壁垒，固若金汤”。

（二）选择

在整个战争期间，英、意海军（包括后来加入的美、德）在地中海战区的重要军事行动几乎都是围绕着海上交通线的争夺而展开的。因为北非战场的陆上攻防和马耳他的固守，都要依赖于海上交通线来“输血打气”（蒙哥马利在阿拉曼反攻的胜利和隆美尔非洲军团的最终覆灭就是最好的例证）。海上交通线的畅通与否主要取决于制空、制海权的争夺，不论是在马汉还是科贝特的战略理论中，“舰队”都是夺取制海权无可争议的力量，通过削弱并摧毁对方的舰队来获取海上控制权，也成为英、意双方的战略共识。

在那个时代，要想实现消灭对方舰队夺取制海权，可以采取的方式主要有两个：一是舰队决战，二是突袭驻泊地域。其中，舰队决战就是1916年日德兰大海战双方采取的那种倾国之兵决一死战的形式，说白了就是找个地儿拉出来群殴，不管你诱敌深入也好，还是迫敌就范也罢，总之是摆出堂堂之阵明着打。而采取舰队决战这种形式的最大缺点就是：小吃不了大，弱胜不了强。其本质与武林高手比拼内力一样，是一种消耗战，是“龙王与龙王比宝”，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实力，借助奇技淫巧来实现出奇制胜的难度太大了。

另一种方式就是突袭，这种形式的典型代表就是1904年日俄战争中的旅顺口之战，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开战之初倾巢出动、迅速猛烈地对集中在驻泊地域内的敌舰队主力实施打击。说白了就是偷着敲人家一记闷棍，这种形式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以少打多，以弱胜强，其本质是一种打完就跑的突袭战，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行动迅速、隐蔽突然。在驻泊地域防御体系日臻完善，呈现出立体化、堡垒化的时代，采用水面舰艇远程奔袭的形式来复制旅顺口之战显然是不现实的。必须使用新武器、运用新战法，才能取得以小博大、以快打慢的新胜利。

（三）灵感

事物的发展在经历了足够的量变积累才会发生质的改变，事实上坎宁安夜袭塔兰托的灵感并不是在一瞬间出现的。早在1938年，时任航母舰长的利斯特上校就曾在当时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司令庞德的授意下，拟制出一个使用鱼雷轰炸机（“剑鱼”1936年服役）突袭塔兰托海军基地的作战方案。其实在更早些的1935年，当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作为应急措施，“暴怒”号航空母舰就曾经计划使用舰载机袭击塔兰托，该计划实际上就是利斯特1938年方案的母本。在那时，利斯特就确信：尽管意大利空军实力雄厚，但是只要做到出其不意，定能给予沉重打击，大幅削弱其作战能力。由此可见，皇家海军的有识之士们早已预见到航空兵，尤其是舰载航空兵的巨大威力，不管思想还是行动，他们都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面。

1940年8月30日，为打破颓势，扭转地中海战局，坎宁安重新找到了这份两年前的方案，并委派该方案的起草者，已是地中海舰队航空作战指挥官的利斯特少将来付诸执行。坎宁安在回忆录中写道：“意大利海军不倾向于冒险远离塔兰托港，所以要找到能够引诱他们出来的目标并不容易，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对其港口实施空袭。”在具体操作层面，他更倾向于使用“鹰”号和“光辉”号两艘航母，搭载30架“剑鱼”式鱼雷机和12架“管鼻燕”式战斗机对塔兰托进行夜间突袭。

而此时，实力强大的意大利海军却并未体现出通过舰队决战来一举夺取制海权的雄心壮志，不仅对自身战斗力缺乏足够的自信（事实上确实不行），而且海空军之间的协同配合极为拙劣，在斯蒂诺角、斯帕达角遭遇战中被英国人啪啪打脸。在这种不自信和侥幸心理的驱使下，这支庞大的存在舰队，除去为北非运输船队提供护航和迫不得已海上截击之外，牢牢龟缩在港口内避战保船。意大利海军这种消极的配合行为也为坎宁安的以少胜多创造了绝佳的条件。此刻，万事俱备，只待“审判”开始（作战行动代号“审判”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