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光绪帝的父亲选择了与儿子避而不见，那么他的母亲呢？其母亲是慈禧的亲妹妹，以前经常进宫，姐妹俩走得很近。但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儿子过继给了两宫太后，作为生母再去探望确实很不合适，也很讨人厌；而且，一旦进宫见到自己的儿子，除了板起脸来说几句“官话”以外，不能跟儿子亲热，说起来也是件很痛苦的事儿。从此以后，她跟丈夫一样，闭门不出，靠吃斋念佛打发时光。据说她成年放生烧香，为儿子的命运祈祷，夏天不进花园，说是怕踩死蚂蚁。她一共生了五个孩子：一个女孩、四个男孩，但除了载湉长大成人之外，其余的均夭折了。
生母不敢进宫，那么慈禧和慈安两位养母对小光绪如何呢？慈安太后生女早夭，对养育小孩的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慈禧虽然育有一子，但那是20年前的事儿了，现在的她操持帝国政务，一天到晚和大臣们打交道，哪里顾得上抚养小光绪。
当然，要说慈禧对光绪帝撒手不管也不是事实。登基大典刚过了没几天，慈禧就下令将光绪的乳母撵走了，光绪帝自小在奶妈的怀抱中成长，感情非同寻常，进宫之后简直就是相依为命，奶妈走了，光绪成天哭喊着要她，但没有人理会他。
慈安像
自从4岁的载湉在太和殿正式继位这一天起，光绪就被慈禧抓在手里，或当作争夺权力的工具，或作为显示威严的权杖；更多的情况下，则当作她御案上不可缺少的摆设，或是任意玩弄的木偶。这是慈禧专权的政治需要。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可分为两种不同的范畴：生本能和死本能。一个人如果有杀人欲望、崇拜暴力、虐待狂倾向，憎恨生活，希望回到无知和原始生活中，把人的价值视为物的价值，即表明这人的死本能占了上风。用弗洛姆的话说，这人具有“恋尸定向”。恋尸定向者的基本作为是控制别人，在控制中摧残生命。
慈禧是比较典型的具有恋尸定向的女人。她对光绪的怜爱与关注目的很明确：切断其同生身父母的情感纽带；在他心中树起慈禧是他实际母亲和绝对权威的形象。所以，她虽然没有采取明显的方式伤害光绪，但却软硬兼施控制他。她多年不让他回家，不让他与亲生父母见面。其母曾多次带着光绪喜欢吃的零食进宫看望，不准，母子唯有号啕。直到多年后其母病危之时，光绪才获准回家探望。
慈禧还每日通过跪安向光绪显示威严。无论光绪从课堂里回来还是从温和亲切的东太后那里过来，无论他兴高采烈还是踌躇满志，每天都有一个重要节目，就是战战兢兢来到慈禧的处所，下跪请安，面对一张死板又带着恫吓的面孔听候发落。慈禧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却没料到她越是性急粗暴地想制服光绪，光绪就逃得越快。
光绪首先感到的是恐惧，被每日必有的惩罚吓破了胆。跪安时自然流露出来，慈禧见了更气，更要发泄她的虐待欲，少不得讽刺、呵斥，甚至责打。太监也落井下石，对之进行恶作剧般的刁难。小孩恐惧感本来就强，对温和与凶恶的分辨既清晰又敏锐。光绪自幼瘦弱，又有些神经质，眼前这个凶恶的女人，使他产生毛骨悚然的强烈恐惧感，天天必见的强化，又发展成了抽象的恐惧亦即恐惧症。据载，后来光绪不但到慈禧处跪安时浑身发抖，甚至听到锣鼓、物体碰撞声、吆喝声也心惊肉跳，被称为“小胆天子”。
入宫后的光绪，是在孤独中长大的，烦琐的宫中礼节，慈禧经常不断的严词训斥，没有母爱，饮食寒暖没有人真心去细心照料，应倡导应禁忌之事，无人去指点揭示。没有童年的欢乐，致使他从小就心情抑郁，精神不快，造成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
民国时出版的《满清野史》一书中称：人在幼年的时候，都受到父母的呵护，照顾其出行，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暖，即使是孤儿，也会得到亲朋好友的照顾。只有光绪皇上无人敢亲近。……皇上每日三餐，其饭食有数十种，摆满桌案，可离皇上稍远的饭食，大都已臭腐，接连数日不换。靠近皇上的饭食虽然并未臭腐，可经多次加热，已不能可口。……载湉自十余岁后，虽为天子，可还不如一个孤儿，以后身患痼疾，即是由于少年时衣食不节造成的。
此书虽为野史，可内容与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所述大致相近，该书中说：“缅怀先帝御宇不惟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说明光绪帝体弱多病之原因，实与自幼在慈禧太后淫威之下，失于调养照料有关。
光绪皇帝幼年被强迫学骑马时的情景
载湉刚即位的时候，慈禧太后对他还可以，因为小光绪此时还是慈禧得以专权的傀儡，又是她亲妹妹的儿子，她也不能对小孩子太差，所以直到光绪皇帝亲政之前，慈禧虽谈不上爱，但对他还算不太苛刻，二人关系还算融洽。这一段时光，也可以称为二人的“亲密时期”。
光绪住进皇宫中十几天后，两宫太后就向内务府发出懿旨，要求在小皇帝周围应差的所有太监，都必须是老成持重的人，年轻不守规矩的太监一律不准接近光绪。
这种安排是很有道理的。新皇帝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需要人来照顾。身边的大小太监，终日形影不离。因此，太监们的品行，对于小皇帝的成长，将具有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
慈禧太后在闲暇的时候，也照料一下小光绪的生活起居，鉴于她儿子同治皇帝短暂一生中的教训，她更重视对光绪皇帝的培养与成长，为了给光绪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防止社会上的积习恶俗浸染，慈禧还决定对内务府进行整顿。
内务府是清朝所特有的专门管理宫内事务和监管太监的衙门，也就是专门管理皇帝家务的机构。它的最高长官是总管大臣。因此内务府是否清廉，工作是否有效率，对于皇宫内生活秩序以及风气的好坏，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这时，正巧有人上书弹劾内务府总管大臣贵宝和文锡两人。指摘文锡贪污内廷经费，中饱私囊；贵宝徇私包庇有罪官员。慈禧当即下令，将两人一同革职。内廷为之震悚。
由此，进而对宫内太监加强管束。在宫内重申清朝家法，森严纲纪，不准太监互相勾串，更不准与内务府官员结交。再发现有违反内廷法纪，勾通作弊者，将照例严惩不贷。
不过，慈禧最关心，而且下力气最大的，还是小皇帝的学业，她想从这方面着手，将载湉培养成一个完全听自己话的人，从而牢牢地掌握他。
清朝入关以后，对于皇子的文化教育、儒学经典以及清朝习俗的学习，始终非常重视，也一直抓得很紧，并且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制度。
清朝皇室规定，皇子6岁上学，所有的皇子这时候都必须开始学习。朝廷给他们指定专门的授业教师，规定课学内容及书籍，并且准备了专门提供皇子们学习的场所。
皇子们的学习也是很辛苦的。其学习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的学习；二是演武骑射。
康熙皇帝曾经回忆，在他小的时候，每日天不亮，就有太监把他们从床上叫起，简单的梳洗之后，打着灯笼，由太监引导，在黑漆漆的皇宫内，穿过大小院落，走向读书的地方。
康熙讲，那时的感觉是，似乎偌大的皇宫，只有太监和小皇子们起得这样早。一年四季都是如此，风雨无阻。
光绪元年十二月，光绪入宫将近一年时间了，而且明年就是6岁，到了入学读书的年龄。为此，慈禧太后做了准备，她以两宫太后的名义，连续发布了两道懿旨。
十二月十二日的第一道懿旨说：皇帝幼年继位，现已到读书的年龄。著钦天监于明年四月，选择日期，皇帝任毓庆宫读书。派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侍郎夏同善，授皇帝读书，朝夕教诲，尽心讲读。皇帝学习的课程，及毓庆宫的一切事宜，由醇亲王负责照料管理。国语、清文，是我朝根本，皇帝应予学习。蒙古语言、文字及骑射等，也要典习。著派御前大臣，随时教习。
懿旨明确规定出光绪入学的时间、地点、教师及学习的内容。并且指定，由光绪的父亲醇亲王奕譞全面负责皇帝的学业，以及毓庆宫的一切事宜。
毓庆宫在故宫斋宫的右侧，过去曾作为嘉庆皇帝的寝宫。这次被指定为光绪的学宫。
清朝历代皇子读书，一般都被安排在乾清宫左侧的“上书房”，到了同治和光绪的时候，由于两个人都是做了皇帝以后才“典学”的，他们的身份和地位，都是皇子们所不能比的。因此读书的地方也做了改变。
同治帝是弘德殿课学的，光绪帝则读书于毓庆宫。秉承慈禧的懿旨，钦天监立即选择皇帝入学的吉期。经过繁复的程序，最后择定：明年四月二十一日皇帝入学读书。
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876 年 5 月 14 日），光绪正式入学授读。
人们对皇帝的入学读书，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典学。”小皇帝“典学”，这是整个朝廷的大事。
这一天的清晨4点钟，光绪“典读”的仪式开始，6岁的小光绪上学，环境生，师傅生，伴读也生，一切都不习惯。
在任何一种教育中，为了达到预定的目的，除要有理想的教材外，施教的教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慈禧给光绪选了两个师傅，一个是翁同龢，署侍郎，内阁学士，和侍郎夏同善。翁同龢和夏同善是同科的进士，通过科举正途，成为清王朝的高级文职官员，都有很深的封建文化思想修养。翁同龢主要教给光绪读书，识字，“四书”，夏同善这个时候主要教给他写仿格，写字。另外还有御前大臣，主要教他学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
学习满语，则是为了要牢记自己的祖先，以及本民族的历史，增强种族意识。时刻想到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与人数上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之间的差异。保持本民族的优越地位，提防汉族人民的反抗。
掌握蒙语，更是出于实际统治的需要。早在入关之前，蒙古王公就与满洲贵族结成政治上的联盟。以后，蒙古骑兵又成了八旗兵的重要组成部分，驾驭蒙古贵族，统治大草原，不能不懂得一点蒙语。
演武骑射，始终为清朝历代统治者所提倡，不仅对正在学习中的小皇帝，对普通的旗人也是这样要求的。清朝在马背上得到天下，同样还要依靠武力统治天下。最高统治者不断地谆谆告诫，必须保持满洲贵族在关外时候的那种尚武精神。
出于封建统治需要的考虑，不仅光绪的学习课程如此，皇子们的课都内容，也都是按同一模式进行的。
翁同龢，字叔平，号松禅，别署均斋、瓶笙、松禅、瓶庐居士、并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瓶庵居士。咸丰六年（1856）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机务。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翁同龢出生在北京城内石驸马大街罗圈胡同寓所。4岁时随祖母张太夫人及母亲许氏由京师回到故乡常熟。
翁同龢自幼禀性好学，通读“四书”“五经”，并且以优异成绩考入常熟县学游文书院。道光二十五年（1845）应院试考中秀才；咸丰二年（1852）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咸丰六年（1856）殿试一甲一名，考中状元。
1857年被授予修撰，供职翰林院。以后被咸丰帝破格擢为乡试副考官，先后典试陕西、山西。同治四年（1865），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光绪元年（1875）又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前后达20余年。
翁同龢像
翁同龢学识渊博，除了正常教授“四书”“五经”等儒家必读课外，还特意安排了许多中外史地、科技和早期改良主义著作，新学旧学兼顾，中学西学结合，循循善诱，引导光绪帝关心现实政治，留意中外大势，清除积弊，力振纲纪。翁同龢把他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渗透在他从政、从教的实践活动中，对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堪称近代教育的第一导师。翁同龢的教育使光绪帝扩大了知识领域，为以后发动维新变法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夏同善，字舜乐，号子松，原是仁和（杭州）人，幼年丧母，父亲夏建寅续娶乌镇萧氏，夏同善视之如同生母，常随继母住外婆家。少时好读书，遍读外祖父萧麒藏书，曾与胡雪岩有交情。
咸丰六年，夏同善中丙辰科进士，选庶吉士，仕途顺利，授散馆编修。历官庶常馆庶子、詹事府詹事、日讲起居注官等职。夏同善善写文章，时人誉谓“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上”，甚得慈禧太后赏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由于僧格林沁在北塘一战失利，退守通州，清廷派桂良、桓福等人乞和。夏同善坚决反对议和，主张备兵备民，严阵以待，建议僧格林沁专守通州，以防不测。同年，太平军入浙，他奏请曾国藩统领诸军镇压太平军。次年，太平军攻克杭州。他正在家服父丧，就携母到上海，致书曾国藩，请求援浙。六年，升为詹事府詹事，不久任江苏学政，因母死而未赴任。十年，任兵部右侍郎，建议朝廷扩大赈济、广开言路、清理庶狱。后来京畿一带发生旱灾，他上书请凿井溉田，以缓解灾情；山西、河南饥荒严重，他又请求移拨海防关税经费赈济灾民。五年，奉命视学江苏，上书备陈捐纳妨碍仕途，无裨国用，请罢各省捐局。次年，视察山东河务，对治理黄河下游水患，提出了“浚海口、直河湾、通支河”三大措施，并请拨机器局经费来治理黄河。在苏州，他严檄各学谕令禁止士人吸食鸦片。在江阴，他捐俸修治江阴城河，在君山植松5万余棵，劝导百姓植树造林。
同治十二年（1873），夏同善以审理“杨葛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而天下闻名。这一年，浙江发生“杨葛冤案”，省、府、县三级七审，屈判成冤案。次年杨乃武的姐姐赴京告状，活动浙江籍京官帮助申冤。夏同善与翁同龢、张家襄、朱智、林洪、汪鸣銮等28名官员联函奏请交刑部复审，获慈禧恩准。之后与尚书广寿赴四川审理“永川张事周京控案”，奏请撤销永川兵差局，酌减夫马局，获准执行。1876年，“杨葛冤案”真相大白，参与该案的数十名贪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其事迹被后人编成评弹作品，广为传播，其中“夏府求情”一节详细地演绎了夏同善的功劳。
光绪元年（1875），夏同善与内阁学士翁同龢在毓庆宫授读光绪帝。
光绪帝学习之时，每天，皇帝的两位师傅翁同龢、夏同善首先在“上书房”恭迎载湉的到来。随后载湉来到“圣人堂”，也就是宫内供奉孔子的殿堂，在孔子的神像前行礼。礼毕，众人至毓庆宫。两位帝师及随侍大臣，向小皇帝行三跪九拜大礼。光绪赐之坐，然后老师开始授课，学生开始学习。
授业的第一天，小光绪在太监的簇拥下走进了东暖阁。翁同龢抬眼一看，只见小光绪面色苍白，神情萎靡，目光呆滞，光绪皇帝向翁同龢作揖致敬，叫了声“师傅”。翁同龢下跪还礼。然后翁同龢跟光绪帝分头落座，授课开始。
翁同龢提笔写下了四个楷体大字——天下太平，然后教小光绪认字。小光绪感到十分新奇，一遍一遍地朗诵着。认字结束，翁同龢拿出《帝鉴图说》——这是一本明朝编撰的图文并茂的帝王教科书，翻开第一课是《任贤图治》。小光绪看到古代帝王骑着大马的图画，兴奋得拍手直喊。翁同龢赶紧又讲书房的规矩，小光绪似懂非懂地连连点头。
不久恭亲王传来太后懿旨，说小皇帝近日身体不适，课程不可过长。所以之后载湉只读了《汉书》头四句，便下学了。
溥仪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讲，他入学的第一天，也是草草地读了一小会儿而已。看来小皇帝入学第一天的任务，就是进行简短的“典学”仪式，开始一个良好的开端。
光绪从6岁授读，到17岁“亲政”的这10余年间，学习的课程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1.汉文典籍：《钦定四书》，这是最主要的课学教材。另外还有《诗经》《二十四孝》《孝经》《左传》《列圣遗训》等儒学经典，以及记述着清朝历史的《开国方略》。
2.满文及蒙文典籍：满文的《满洲实录》，这是记载清代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政策，以及历史事件的重要书籍。顺治皇帝御制的《劝善要言》，也是用满文书写。还有一些蒙古语言文字的书籍。
3.骑马、射箭、刀、剑、枪、棒等军事技能。
光绪所学的课程和内容，都是按照培养一个封建皇帝的要求设计的。清朝的最高统治集团，大都是由满洲贵族组成，但是他们却不因为自己是满族人，又是国家的主宰者，而轻视汉语以及汉族的传统文化。从康熙皇帝时起，不仅皇帝本人认真学习汉语和汉族文化，而且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儒学家说，宣扬孔孟思想，弘扬封建的伦理道德。
刚一上学的时候，小载湉有些不习惯，他就哭、闹、发脾气，翁同龢、夏同善就报告慈禧了。慈禧说你们再好好开导一下皇上，开导还是不听，发了脾气以后就摔书本。所以把他父亲醇亲王奕譞找来了，让他到毓庆宫来帮着照顾小皇帝读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光绪就比较习惯了。
光绪皇帝载湉少年像
由于光绪已经是皇帝了，所以，对他的教育比对皇子教育的强度要低一些，但远远比今天小学生的负担要重得多。比如，一年到头除了两宫皇太后的生日、小光绪的生日、端午、中秋等各放假一天，再就是新年放假五天，此外根本没有寒假、暑假的概念，小光绪每天还要向两宫皇太后问安，陪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
小时候的光绪皇帝天性善良而听话，这点上他远比被慈禧骄纵坏的同治皇帝强得多，不过也许是他从小迫于慈禧的淫威才不得不如此。不管怎样，光绪皇帝小时候聪颖好学，记忆力很好，天性喜欢读书，学习很用功，人也比较聪明，不像同治那么顽皮，字写得也可以，也能作诗，后来写的文章也很好，可说没有辜负老师的教导，无论是答复翁同龢提出的问题，或者是背诵已经念过的课文，都能应付自如。
但时间一长，小光绪学习兴趣下降，加上他体质单薄，难以承担繁重的学习任务。尤其不同以往的是，皇子教育毕竟人数较多，大家一起学习，有个竞争的氛围，现在教室里面一个师傅、一个学生，还有一群太监立在一边瞪眼看着，跟审问犯人一样，时间一长，光绪的学习积极性就更低落了。按说可以给小光绪找一些皇族子弟“伴读”，但近支皇族里没有年龄合适的伴读人选，翁同龢只能硬着头皮教下去。
其实，翁同龢对此早有预见，此前担任同治皇帝的培育工作，他就伤透了脑筋。当年同治皇帝厌学，居然能把师傅李鸿藻气哭，这也是翁同龢亲眼所见。所以，当他得知被任命为皇帝师傅的时候，最初曾一再推辞，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立场坚定，一定要他挑起这副千钧重担，而且，慈禧表态，作为家长肯定全力配合师傅的教育。翁同龢无法推辞，就接手了这一工作。
清晨，翁同龢来到书房，要求小光绪背诵前一天学过的课文。小光绪背了几句，就张口结舌，背不下去了。翁同龢阴沉着脸，下令罚背二十遍。但小光绪不服处罚，瞪眼不背。要是在民间的私塾，学生完不成学习任务，轻者一顿责骂，重者一顿痛打，但面对天子门生，翁同龢一不能骂，二不能打，他气鼓鼓地踌躇了一会儿，壮起胆子，委婉地批评了小光绪几句。谁想到小光绪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而放声大哭，于是，翁同龢跟太监手忙脚乱地好言相劝，好一会儿皇帝才止住了哭声。
后来，翁同龢调整了办法，再遇到这种情况，就“怒目而视”，放下书本，不讲课了，光拿眼睛瞪着小光绪。师徒对视，谁也不说话，翁同龢的用意是以此向天子门生施加压力。这种“对视”一般历时15分钟。15分钟过去了，翁同龢的目光和缓了，没想到他刚要开口讲课，却发现小光绪依然在“怒目而视”，翁同龢慌了手脚。
翁同龢想起慈禧的承诺，于是换了个办法。据谢俊美的《翁同龢传》记载，他自己动手，装订了一个“内省录”。次日上课，开讲之前，翁同龢拿出空白的“内省录”置于案头，并告诉小光绪：如果犯了错误，将把错误登记到这本“内省录”上，然后呈给两宫皇太后——拿今天的话说，就是通知家长。
翁同龢话音刚落，小光绪就浑身颤抖，五官抽搐。翁同龢目瞪口呆。后来翁同龢听太监说，慈禧平日里对光绪不大过问，但一旦管教起来就疾言厉色，不是罚跪就是不让吃饭。一次光绪被罚挨饿，他流着眼泪回到寝宫，饿得难以忍耐，居然溜到太监的住处翻找食物，找到食物后撒腿就跑。太监连忙追赶，待捉住小光绪的时候，馍馍已经被吞咽了一半儿。太监禀报慈禧，慈禧气得不得了，把光绪骂了个狗血喷头，然后罚他跪一个时辰。小光绪两眼垂泪，浑身发抖，跪都跪不成个样子，趴在地上直哆嗦。
听到这里，翁同龢十分意外，也后悔不迭，他为不了解自己的学生而感到愧疚，便改变了自己的教育方式。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光绪学习的课程也在不断增加。11岁时，开始授读《开国方略》。12岁，即讲读《左传》。后来又请来两位同文馆的先生，教习英文。
光绪皇帝每天要不断地朗读文章，不停地书写楷书，课程非常繁重。但光绪对慈禧太后一直很尊敬，不管功课多么忙，每日必要到太后宫里请安。这个做法，以后始终没有改变。及至长成，光绪仍然对慈禧太后非常敬重，做事也非常谨慎。
总的来说，师傅们评价光绪帝的综合素质要远好于同治皇帝，虽然对光绪帝的教育也不乏波折，但他不时有令人惊喜的进步。比如，光绪三年（1877）冬，北方大旱，小光绪每天临睡前按师傅的教诲，在心中默默祷告，祈请上天降下瑞雪。腊月二十七的这天早晨，刚刚起床的光绪帝突然发现天空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他高兴极了，不料却因此惹来了一系列的不愉快。
先是光绪帝决定冒雪前往上课，太监担心皇帝受凉得病，一定要给他打伞，双方拉拉扯扯，闹得较为扫兴；再者这场雪到中午就停了，一共才下了一寸厚，光绪帝放学出门一看，院子里的雪又让太监给打扫干净了，因此十分伤心。在光绪帝看来，这是上天为我降下的瑞雪，你们凭什么给扫了呢？他生气地说：这些人真不懂我的心思，就像长沮、桀溺不理解孔子一样。这事儿记载在《翁同龢日记》里面，光绪自比孔子，把太监们比作不理解孔子的长沮、桀溺，既体现了帝王的身份，也能灵活运用古籍里的典故，还反映出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这年光绪才7岁，京城士大夫传颂一时，认为他将来肯定是一位贤明的君主。
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光绪帝从小就充满了好奇心，他一度对钟表产生了兴趣，拆坏了不少钟表。后来翁同龢一再劝告皇帝不要玩物丧志，并让太监藏起了很多钟表，光绪帝才罢休。
因为光绪皇帝受了翁同龢等人对他的儒家思想教育，所以他文章中特别强调“仁爱”之心。光绪十一年，15岁的光绪写了一篇御制文，里面有几句话说：“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15岁的少年能有如此心境，实为难能可贵。他还写了一首叫《围炉》的诗：“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唯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小诗虽然只有四句话，却饱含着对穷苦百姓的生活情况的同情，并体现出了自己身为一国之君对百姓们的关爱之心。
慈禧为人心机叵测，她知道载湉终究有长大的那一天，终究会有把皇权部分或全部还交给他的时刻。只有将载湉塑造为唯命是听的“儿皇帝”，才能使自己长长久久地掌握权力，为此，她在让翁同龢和夏同善等老师们教导载湉文化课程的同时，自己也在对他施加着影响，让他长久地听命于自己。
少年光绪与父亲奕
其实，慈禧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做新皇帝，实在是一石数鸟之举，这不仅可以保证自己稳操皇权，而且还检验了自己的权威。虽然归政同治帝一年有余，但在整个立嗣过程中，诸亲王权贵还算忠诚无违，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言听计从，自己的权威依旧。再次听政后，她不必为排除异己而费尽心机，对于一切朝政的操作犹如归政同治之前那样得心应手，这使慈禧颇为得意。但在得意之余，慈禧也有隐忧，那就是载湉不是自己和先帝的儿子，虽然已经颁布懿旨，晓谕天下，载湉生有皇子以后，承继载淳皇嗣，也就是说载湉必须以咸丰帝为父，才能继承同治帝的大统。
然而慈禧也清楚，现实生活中醇亲王奕譞夫妇就是载湉的亲生父母，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要想让载湉心悦诚服地认自己为母亲，成为自己可操可控的政治提线木偶，就必须割断他与醇亲王奕譞夫妇之间的一切联系，让自己的威严深深地烙印在小载湉的心上，以便于实现对皇帝的长期控制。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慈禧决定从载湉入宫那一天开始就对他实施“威严”教育。为此，她专门制定了断亲情、立威严、传孝道的生活准则和教育方针，她要以强制性的手段，用灌输的方法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慈禧要斩断载湉和父母的亲情。载湉进宫以后，慈禧不顾骨肉之情，强行切断了载湉与亲生母亲之间的一切联系，甚至中断了原来在醇王府那些照顾载湉的保姆、丫鬟、太监的联系。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中记载：“他（光绪帝）自3岁被抱进宫中，身体本不强壮，时常闹病。在府（醇王府）中虽有奶嫫，太后不允许奶嫫进宫。摘下奶来就交范督（总管太监范长禄），范总管性子温和，有婆子气，能哄小孩，然而究竟不及女人。”
幼童对于熟知的环境和亲人有着一种本能的依赖，但慈禧为了使载湉忘记这一切，不顾孩子的心理，粗暴地终止了这一切，致使“他的父母都不敢给他东西吃”（德龄《清宫禁二年记》）。载湉入宫十八天，慈禧便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颁布懿旨，规定今后光绪帝“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质朴数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德宗实录》）。所谓“老成质朴之人”，无非是能顺从慈禧的旨意行事的宫中太监，而这些老成质朴的人也确实不折不扣地贯彻慈禧的指示。据德龄《瀛台泣血记》说：“当光绪初进宫的时候，太后就嘱咐那一班服侍他的人，像灌输什么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经不是醇亲王福晋的儿子了，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
慈禧希望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法，在光绪帝小小的心灵中，逐渐树立起她与孩子之间这种所谓的母子关系。
德龄像
在断绝了载湉和父母的亲情之后，慈禧也开始在载湉面前立威严。慈禧想方设法在光绪帝幼小的心中树立威严的形象，强化她的绝对权威。为了能够使光绪帝时时依从自己的主张，光绪帝入宫不久，慈禧就不断地折杀光绪帝心中天子至尊的形象。
《戊戌变法资料》记载：“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断，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太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皇上每日必至西后前跪而请安，唯西后与皇上接洽甚少，不命之起，则不敢起。”
难道还有人胆敢鞭挞或惩罚至高无上的天子？然而这并非耸人听闻。从1903年开始随侍慈禧身边的女官德龄亲眼见证了类似的事情。德龄在《清宫禁二年记》中记载道：光绪帝“一至太后前，则立严肃，若甚惧其将死者然。有时似甚愚蒙”。“其母子间，严厉之甚，岂若吾徒对于父母者耶？”
光绪帝在成长过程中根本体会不到至高无上的帝王、天子所拥有的独断乾坤的尊严和君临天下的霸气。入宫后，每逢太后在养心殿召见或引见臣工时，他都必须到场，正襟危坐。前有群臣跪对，后有皇太后垂帘，对于臣下来说，他是至尊天子，而对于慈禧来说，他只是奉命唯唯的“儿皇帝”，在他的心里永远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绝对权威、绝对的君主——慈禧，自己的“皇爸爸”。
在断亲情、立威严的同时，慈禧还借助传统伦理道德约束光绪帝，对她反复强化孝道教育。
据曾在宫中任职的德龄在其所著的《瀛台泣血记》中说：慈禧为了让光绪帝长大成人后仍然能够顺从她，“特地再三教人去传翁同龢，要他格外侧重孝的教育。除掉把启蒙时所读的《二十四孝》不断地继续讲解之外，《孝经》那部书，也是最注意的”。
慈禧有着无可比拟的权力欲，她不停地强调载湉及其家人必须对她感恩戴德。可是她不明白，感恩是由爱激发个体心灵而产生的共鸣，促使受体产生更深刻的情感体验，萌发他们的感恩心理，增强他们的感恩意识的一种行为，所以她无法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所谓恩赐，无情地拆散了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骨肉亲情，慈禧强行实现的与载湉之间的母子关系是建立在幼儿从小失去家庭的保护与温暖、父母失去骨肉亲情的极度痛苦之上的霸道行为，而不是慈禧所理解的恩惠！但她的信条是别人都得无条件听命于她，无条件服从于她，她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她不知道这就是专制、这就是霸道，即便她知道，她也觉得那是应该的，对于亲人也绝不例外。
依靠着断绝亲情、树立威严和灌输孝道的办法，慈禧霸道地剥夺了本属于载湉及其家人的家庭温暖，她把小载湉带入宫中，强制地带离了父母，离开温暖幸福的家，走进了陌生的深宫，建立了所谓的母子关系，但她却疏于对小载湉的关心与照顾，她只顾着自己的利益和欲望。
慈禧垂帘听政，虽然忙于朝廷纷繁复杂的政务，但她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呈现出太多的不足，她对儿子，无论是前期的同治帝，还是后期的光绪帝，都是威严有余而关爱不足。慈禧奉行威严教育，她完全不考虑一个孩子有什么感情需要，更不考虑一个还处于幼童期的光绪帝需要什么样特殊的生理与心理照顾和关心。总之，她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根本不理解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母爱”，在正常“母爱”的滋润下，让成长中的孩子感到生活的美好和人间的温暖。
小载湉入宫前，在醇王府曾经得过重症痢疾，险些丧命。幸亏采用针灸治疗，才得以不死，但身体一直很弱。入宫以后，慈禧把他交给太监全权管理。由于小载湉常常受到慈禧的严斥和惩罚，年龄又太小，照顾他的太监也未免对他心存不敬。
从《翁同龢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看，光绪帝入宫时身体确实很差，瘦弱多病，经常感冒，腹痛头疼。说话结结巴巴，且胆小怕声，雨天打雷，会吓得大喊大叫。一次光绪帝“读（书）时正雷电，以一手拥护，左右而大声，以雨声相乱”。
这样一个性情敏感、体弱多病的小皇帝，他所需要的是母亲般的体贴与关爱、父亲般的依靠和支持。然而，他既没有皇帝应有的尊崇，也没有一个属于幼童所应得到的关心与照顾。
《戊戌政变记》中引述太监寇连材的笔记说道：“中国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指光绪帝）。盖凡人当孩童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人，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暖，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五岁（实为不足四岁）登极（基），登极（基）以后，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亦不许亲近，盖限于名分也。名分可以亲爱皇上者，唯西后（慈禧）一人。然西后骄奢淫逸，绝不以为念。故皇上伶仃异常，醇邸福晋每言辄涕泣云。”
由此也可知，慈禧的确是狠毒至极、天良泯灭，只为攫取权力而不择手段的女人。那么慈禧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呢？是什么样的环境和经历造就了她这样的性格呢？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慈禧的身世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