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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载淳死后，光绪皇帝载湉即位，爱新觉罗·载湉是清朝第十一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九位皇帝，年号光绪，庙号德宗。
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光绪皇帝载湉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东岸的醇亲王府第槐荫斋，即今天中央音乐学院所在地，光绪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乃清宣宗道光帝七子，咸丰帝之弟，光绪帝的母亲是奕譞的嫡福晋，此女却是慈禧的胞妹，因此载湉是慈禧太后的侄子兼外甥。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在同治病故之后被指定为皇帝。
载湉4岁时同治帝载淳去世。慈禧太后是从容易控制光绪帝，从而控制大清政权的角度选中载湉嗣位的，因此载湉被慈禧太后选为同治帝的继位人，意外地成为清朝第11任皇帝，即位时虚岁才4岁，入宫时还在熟睡之中。
“光绪”一词，是载湉当了皇帝以后命名的年号。载湉一出生，实际就已享有扎系“黄带子”的权力。这标志着他在清朝及其皇室中的地位。
“黄带子”是相对于“红带子”而言的。清朝制度，皇族的所有成员，都系以“黄带子”或者“红带子”。它们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标志。这有点像西欧封建社会贵族家族中盛行的族徽。但是，“黄带子”比“红带子”的身份更加高贵。
在爱新觉罗家系中，奉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大宗，他的直支子孙，被称作“宗室”，全部系以金黄色的带子。努尔哈赤的叔伯兄弟的旁支子孙，被叫作“觉罗”，只许系红色的带子。
清廷正黄旗旗帜
同治帝驾崩之时，在由谁入承大统的问题上，清朝亲贵间存在着分歧，但慈禧太后有先见之明，也许还在同治皇帝未死之际，她便开始为自己以后的路做好了周密的计划，所以才有了光绪皇帝载湉继位的事发生，因为若以辈分和年龄计较，是轮不到载湉的。小小的载湉被推上皇位，情形大致是这样的：
同治皇帝驾崩仅仅两个小时，事关清朝国运的紧急会议就在养心殿西暖阁按时召开了。此时已经是晚上8点了，虽不算深夜，但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社会里，这时的中国人大多已经进入了梦乡。然而，养心殿西暖阁却点着明晃晃的蜡烛，大清同治朝重要的王公大臣济济一堂，室内一切色彩鲜艳的器物均被移走或遮盖，所有人一律一身重孝、一脸哀戚。然而，此时每个人的心中都在翻江倒海，都在苦思冥想着一个问题：到底谁会是皇位继承人呢？
这次讨论皇位继承问题的御前会议召开得很仓促，因此每一个与会者的心情都非常悲痛和极度紧张。当时亲身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翁同龢，后来在日记中回忆：
当年十二月初五日傍晚时分，忽传太后急召入宫。当匆匆忙忙赶到宫里时，太阳刚刚落下。随后同醇亲王奕譞、恭亲王奕訢等进入西暖阁见太后。御医李德立正在奏禀，称皇帝病情急迫。我当即训斥之曰：“为什么不用回阳汤。”李德立说：“已经晚了，只能用麦参散。”我说：“赶紧灌药。”太后那时只是在哭，泣不成声。
仓促之间，医生回报说：“皇帝牙关紧咬，不能下药。”群臣起而奔入东暖阁。只见同治皇帝闭着眼睛，半躺在病榻上。我上前探视，发现皇帝已然弥留。天惊地圻，哭号良久。其时后到之内廷亲王大臣，也相继进入东暖阁，皆哭而退出。
之后不久，群臣被安排进入西暖阁，两宫太后也在宫女的搀扶下啜泣着走进西暖阁，皇太后当然不用穿孝，但国有大丧，也卸去首饰，一人一身黑色棉袍。两宫太后坐到宝座上，当初垂帘听政时候的那面半透明的帘子也顾不上挂了。慈安哭得神情恍惚，慈禧虽悲，但她正打着自己的算盘，所以只抹了把眼泪，露出炯炯目光，扫视着跪在脚下的群臣。
参加会议者由清朝直系或旁支宗室、军机大臣、内务府官员以及同治帝的师傅们组成。
择立新君，是家事更是国事，所以大家均有发言权，但以直系宗室成员的话最管用；如果出现骑虎难下的争执，远支宗室也有居中调和的机会。比较而言，内务府官员是皇家的奴才，只是负责决策的落实执行；至于上书房的师傅被请到这个场合，是皇家尊师的表示，师傅们纯属列席旁听，没有发言权，同治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便在此例。
决定清嗣统的御前会议，就是在这种极为悲痛的情况下，在紧临同治病逝的地方召开了。后来的人们曾写了不少书或文章来描述这次会议。其中有两个英国人，名叫濮兰德和白克浩司，他们所写的《慈禧外记》一书，记叙最为详细。书中说：养心殿内，两宫太后对面而坐于上，凡其他参加会议者，都跪在地下。
慈禧首先发言说：“同治帝的皇后虽然已有身孕，但不知何时能诞生。兵不能久悬，应该马上议立嗣君。”
恭亲王奕訢反对道：“皇子诞生之期已不远，应暂时秘不发丧。如果生了皇子，自当嗣立。若所生为女，再议立新帝不迟。”
其余王公大臣，好像也认为恭亲王的说法有理。
慈禧太后接着说：“现在南方尚未平定，他们如果知道朝廷无主，局面将更加危急，恐怕会因此动摇国本。”
军机大臣及各大员中，有三位汉人，他们极力赞成太后的主张，认为南方乱事未定，如皇位久悬，其势实不稳固。
据罗惇曧的《德宗承统私记》记载，首先有人请为同治皇帝立嗣，并且提到了溥侃、溥伦两位人选。
还没等慈禧表态，心直口快的惇亲王奕
就抢着发言反对，他说了四个字：“疏属不可。”就是说溥侃、溥伦血脉疏远不能继位。奕
的失礼反而给慈禧提供了个“台阶”，慈禧不失时机地表示首肯，说：“溥字辈无当立者。”
慈禧话音刚落，人群一阵骚动。确实像慈禧说的那样，“溥”字辈里面没有很合适的人选，但是，如果不立溥字辈的人为帝，自然只能从同治皇帝的平辈——“载”字辈里面选择了，要是这样的话，清朝的皇帝系不仅将改为“兄终弟及”，而且将由“从兄弟”——叔伯兄弟继承皇位，这真是一个大胆的思路。按这一思路设想一下的话，可供选择的范围比较广泛，比如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都有儿子可供选择。其中恭亲王的儿子载澂已经成年，年纪跟同治皇帝差不多，爵位是贝勒；醇亲王的儿子载湉年仅4岁，前几天同治皇帝病重，搞了一次加恩亲贵的“冲喜”活动，载湉得了个公爵，是辅国公，还没办正式的册封手续。
这时，慈安太后发言：“据我之意，恭王之子，可以继承大统。”慈安深知慈禧之心机，不想让她专权弄政，便想让恭亲王之子载澂继位，于是拿权倾朝野的恭亲王来压慈禧。
但恭亲王奕訢闻听慈安之言，慌忙叩头，连称不敢。他随后奏言：“按照承袭的正常顺序，应该立溥伦为大行皇帝之嗣子。”
恭亲王奕訢像
这本是个最佳方案，溥伦是道光长子奕纬之孙，嗣位最为合适。但慈禧太后不同意，表面上是因为溥伦之父载治不是奕纬亲生子，同样是由旁支过继，实际上是因为若要载淳的子侄辈继位，自己身为祖母便无权以太后身份临朝。
溥伦之父载治闻言也急忙叩头，称不敢。慈禧就对载治说：“这都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你是奕纬的过继之子，你们可以说说，从前有这个先例吗？”
慈禧太后命恭亲王奕訢回答，恭亲王迟疑半晌，回答说：“明朝的英宗皇帝就是这样继位的。”
不料慈禧对这段史事极熟。她立刻说：“这个例子不好。英宗的继位，乃是孙妃欺骗其主所为。而且英宗在位时，国家不宁。”随后慈禧转而对慈安说：“依我的意思，可以立奕譞之子载湉。应该立即决定，不可耽延时候。”
这才是慈禧想要的答案，虽然有人反对，但慈禧早想好了如何应对。
对于这次会议的具体情况，清官方没有记载，一些野史虽不乏附会，但多为猜测之词，比较而言，最权威的记载是《翁同龢日记》。翁同龢作为皇室教师列席会议，冷眼旁观，把会议情况记录到自己的日记中。后来，台湾学者高阳先生评价这一记载是“有不尽，无不实”，也就是说，翁同龢没有记全，但记下来的内容没有不真实的。
根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在慈禧提出立自己的外甥、幼小的载湉即位后，此时军机大臣跟慈禧太后发生了争执，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慈禧说）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
这句话怎么就能看出争执呢？慈禧提出要垂帘听政，而太后垂帘的前提是皇帝幼小，可见，慈禧要立小皇帝。
相反，枢臣——军机大臣请立贤者。显然，贤者一定是长者，因为对于年纪幼小的孩子来说，不能用“贤”与“不贤”来评价，可见，军机大臣不同意立小皇帝。这就是中国政治的表达方式，双方均未直说，但彼此全听得懂。当然，考虑到慈禧太后的权力欲，军机大臣也跟她讨价还价，表示虽然建议立个年纪稍大的皇帝，但依然请她垂帘听政。
在此，军机大臣的用意可能是为奕訢的儿子载澂争取机会，因为奕訢是权倾朝野的人物，是军机处的领导者，军机大臣均为奕訢的亲信。但作为政治对手，慈禧对他早有戒心，肯定不愿意由奕訢的儿子继承皇位；更何况载澂是个十分不争气的纨绔子弟，欺男霸女的龌龊事儿没少干，有次因为霸占了一个有夫之妇，被关进了宗人府的大牢，要不是慈禧念奕訢之功而网开一面，估计还在牢里押着呢。
同治皇帝之所以微服出宫，寻花问柳，载澂就是“领路人”之一，这样的人怎能入承大统、做万民仰视的皇帝？但军机大臣振振有词地强调，国家多事，有赖长君。面对这种情况，慈禧如何说服众人，扭转乾坤呢？
人们不得不佩服慈禧的机警善辩。根据《翁同龢日记》记载，慈禧没有纠缠载澂是否适合做继承人，而是话锋一转，沉痛地说：“文宗（咸丰帝）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这一句话说得军机大臣哑口无言。
慈禧这句话虽然不长，但意思丰富：第一，她把为儿子同治皇帝择嗣转变为给丈夫清文宗咸丰皇帝择嗣，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新思路。本来，大家光想着同治皇帝皇统的终结，经慈禧这一点拨，才发现同治皇帝的死也意味着咸丰皇帝皇统的终结。若为咸丰皇帝择嗣，可供选择的范围就很大了。
第二，她把“择立新君”改口说成“择嗣”。不要小看这一改口，虽然此时此地“择君”和“择嗣”是一回事儿，但“择君”是国事，“择嗣”是家事。慈禧口口声声说“择嗣”，作为外姓旁人的军机大臣们就没有插嘴的余地了。
第三，她提出了“立幼”的理由——“须幼者乃可教育”。确实，抱养别人的孩子当然愿意抱一个年纪小的，这有助于培养感情，确属人之常情。这样一来，军机大臣们一下也想不出如何应对，只能哑口无言了。
慈禧趁热打铁，表情严厉地说：“现在一语既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说到这里，慈禧转头对慈安说：“对不？姐姐！”慈安城府不深，也没想到如何应付，便以手掩面，连连点头。
于是慈禧太后极力主张在“载”字辈中选择，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们选择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做文宗的次子！”
恭亲王奕訢闻此言，愤怒地冲着他的弟弟奕譞说：“大清朝立长为嗣的制度，可以全然抛弃而不顾吗？”
醇亲王奕譞也赶紧跪地，连称不敢。
英国人的《慈禧外纪》记载，慈禧见争执不下，就说：“可以用投写名字的方法来决定。”
慈安表示同意。然后大家开始写，投名的结果，醇亲王奕譞等投溥伦，有三人投恭亲王奕訢之子，其余众人都按照慈禧之意，投醇王子载湉。于是载湉成了继承人。
养尊处优的慈禧太后（中间坐者）
慈禧向大家宣读了投票的结果，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皇位继承人。
慈禧话音刚落，醇亲王奕譞一声哀号，瘫倒在地，大哭不止。亲贵纷纷伸手相搀，但奕譞精神崩溃，浑身瘫软，谁也拉不动。
对此，《翁同龢日记》记载了五个字：“掖之不能起。”
醇亲王奕譞为何如此失态？是因为爱子入承大统喜极而泣，还是舍不得将爱子过继给死去的哥哥咸丰皇帝？可能这两种感情兼而有之。以奕譞的洞察力，他不会想不到他们父子前途的凶险，试想慈禧太后跟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搞不好关系，载湉一个抱养的儿子会有什么好的前景？到时候他这个“皇帝生父”夹在中间如何做人？但懿旨已下，自己一不能严词拒绝，二不能叩头谢恩，好在正处国丧之中，一身重孝，最好的表态就是放声痛哭，这叫“一切尽在大哭中”。随即几位身强力壮的乾清门侍卫应召赶来，将“昏迷”的奕譞抬出了西暖阁。
上述外国人所著之《慈禧外纪》的说法，不免有失实之处。御前会议在讨论承继大统这样重大的问题，发生意见分歧时，采取了投票的方法加以解决这一点，就太具西方民主主义的理想色彩，不太符合清朝封建统治的实际。不过书中反映了以慈禧太后为一方，恭亲王为另一方，在选立新皇帝问题上确实存在的对立。
还是翁同龢的记述比较可靠。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慈禧太后谕云：“文宗（即咸丰皇帝）没有次子，今突遭此变，不宜承嗣年龄长者。应该是年龄较小的，这样比较容易教育。现在一语既定，永无更改。我太后两人意见一致。”随后当即宣布，以醇亲王之子载湉继位。
醇亲王奕譞闻此，惊惧交加，连称不敢，跪地碰头痛哭，以致昏迷倒地，扶之不能起。
诸臣承领懿旨，立刻回到军机处拟旨。根据翁同龢的记载，清朝最高统治层内，关于入承大统问题上的矛盾，在御前会议上，并没有激化进而爆发，基本上是在短暂的时间内，完全按照慈禧的意图顺利地解决了。
这事作出这样的结果，以及进行得如此顺利，真有些出乎意料。后世人对此分析道，慈禧太后在这里运用了高明的政治手段，她事先经过了周密的计算和策划，又利用同治皇帝刚刚去世，众臣正处于极度惊惧与悲痛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轻易得手。
附带指出，载湉本来是咸丰皇帝的侄子，也是两宫皇太后的侄子，由于载湉的妈妈是慈禧的亲妹妹，所以，他还是慈禧的外甥，但从今以后，载湉变成了咸丰帝的儿子，两宫皇太后的儿子。他作为清朝新一代君主，一方面延续了道光皇帝以来的皇家血统；另一方面也维护了清朝父死子承的皇帝系。有人误解载湉继位是“兄终弟及”，其实，他继承的不是同治皇帝的皇位，而是咸丰皇帝的皇位。
这次宫廷立储会议散会后，慈禧太后得了大胜，喜在心里，遂偕慈安甩手而去，剩下群臣面面相觑，内务府官员眼巴巴地等着军机大臣拟旨，然后奉旨行事。但军机大臣愤愤不平，心绪不宁，特别是奕訢，他先前可能有立子为帝的打算，不想瞬间被慈禧击溃，不由心中极度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