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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东风东路和五四东路之间，有一片绿地广场，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叫“保定军校广场”。
提及近现代中国的军校，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黄埔，确实，黄埔军校在中国现代史上表现过于精彩，以致人必称黄埔。其实，有一所军校无论资历、成就、声望，均不逊于黄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便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正规军事院校保定军校。这是一所国立军事院校，一所原本寄托着富国强兵梦想的军校。
保定军校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设施最完整、学制最正规的一所高等军事学府。自1912年10月正式开办，至1923年8月停办，共办9期，毕业生6500余人。许多保定军校生后来在黄埔军校当了教官。他们为国共两党合作、为培养中国现代的大批军事领导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后来有“北保定南黄埔”之誉。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天津附近不准驻扎军队，驻天津小站的练兵机构——武备学堂，被迫迁到保定。后经袁世凯奏准，在保定东关外创办北洋陆军将弁学堂，由冯国璋任校长，1906年改由段祺瑞接任。1903年，北洋陆军将弁学堂改名为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又改称北洋通国陆军学堂、陆军随营学堂。1907年更名陆军大学堂（简称陆大）。民国改元后，改为陆军军官学校。与将弁学堂开办的同时，在保定军校的南面创办北洋陆军协和学堂，后改名陆军速成学堂，废后改为兵营。人们习惯把这两所军校统称“保定军校”。
保定军校重视基础教育。清末，各省有一所陆军小学，其学生来源主要由各地驻防旗人子弟中选送，其次由每县的高等小学中选送一名体质与学业兼优的汉族学生，他们的年龄在十四五岁，都享受公费待遇。陆军小学毕业后，其优秀者升入陆军中学。当时全国有四所陆军中学，第一陆军中学在北京清河镇，第二陆军中学在南京，第三陆军中学在武昌，第四陆军中学在西安。陆军中学毕业后，编成“入伍生队”，先在保定军校的分校过半年军队生活，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加以考核，合格者才能升入陆军军官学校。因此，军校学生的素质非常高。
1912年民国成立，各省陆军小学停止招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重新开学，将这一年进校的学生定为保定军校第一期。1917年招收的那一批学生，于1921年升入保定军校，这是第九期学生，也是最后一期学生。
民国成立后，各省为培养地方势力，先后建立“讲武堂”。各师为扩充军事实力，也成立“学兵队”。但是，只有保定军校才是设备完善、训练严格的一所军事学校。
保定军校的教官和科队长多聘留德、留日的学生及陆军大学和本校的优秀毕业生担任。学生按兵科编队，分别进行教育训练。队长为少校级，担任生活管理和本兵科的术科教练，军事教程由中校教官担任；技术课为劈刺、体操、武术等，由技术教官担任，另有技术助教辅助技术训练。至第八期，对学生编队做了一次改革，各兵种混合编队，一般的军事课和生活管理均在混合队，队长提为中校级，伙食也改为连队办理。
骑兵和辎重科由骑兵科队长兼管，减少了兵种负责人，军事教官由中校降为少校。
保定军校主要功能为训练初级军官。学习期为两年，分步、骑、炮、工、辎重五科，保定军校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是参照德国与日本的军事教育，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制订而成的，逐步摆脱了天津小站练兵的一套旧法。学制章程参照日本士官学校，教官亦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者居多。
保定军校之所以中外闻名，与人才辈出及对中国近代史影响之大分不开。假若保定军校开办校友会，那么应邀的少将以上军官将达到1600人以上，其中包括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白崇禧、陈诚、唐生智、黄辉祖、熊秉琦、何贯中、李济深、齐燮元、戴凤翔、薛岳、李景林、王都庆、王承斌、张群、杨杰、陈调元、商震、季方、叶挺、赵博生、董振堂、边章五、季振同、张克侠、邓演达、蒋光鼐、陈铭枢、熊式辉、陈宝仓、黄绍竑、黄琪翔、张治中、傅作义、何基沣、余汉谋、刘文辉、陶峙岳、李树春、孙楚、杨爱源、李品仙、郝梦龄、乔明礼、罗卓英、周至柔、秦德纯、顾祝同、钱大钧、刘峙、上官云相、陶钧、胡宗铎、林薰南、蔡廷锴……在中国现代史上，无论是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有保定军校毕业生参与，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保定军校不应该被历史遗忘，最该让人们铭记的是首任正式校长蒋百里。蒋百里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军事理论家、陆军上将，同时被海峡两岸誉为“兵学泰斗”。蒋百里精通九国语言，纵横国际外交场合，是才华横溢却又坚韧不拔的“儒将”，他是梁启超先生的高足、是蔡锷将军的同学、徐志摩的密友，还是新中国“两弹一星”之父钱学森的岳父。
蒋百里天生聪慧，十分喜欢读书，学习诗文经常能够过目不忘，是乡里远近闻名的“神童”。甲午之战，深深地刺痛了年幼的蒋百里，遂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于1901年在乡里资助下远渡重洋赴日本学习军事。1902年，蒋百里进入日本著名的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在日本留学期间，蒋百里的文韬武略日渐显露，与蔡锷、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1905年在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典礼上，蒋百里在刚打胜日俄战争的所有日本军人面前，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将日本天皇御赐的短刀领走，打破了日本陆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获得天皇御赐的短刀，是日本军人的最高荣誉。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300余名，中国留学生4名，第一名就是蒋百里。天皇赐刀首次由中国人获得，令日本士官感到无地自容。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而这位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爱国将领蔡锷。在连续两次受挫之后，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伏见宫亲王，在宣布第三名之前特意预先检查了一下名单，但这次的结果还是一名中国人——张孝准，伏见宫亲王担心无法向天皇交代，便临时从后面换了两个日本学生作为第三、第四名。这样，张孝准就得了第五名，而增补的两名日本学生一个是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军大臣和甲级战犯——荒木贞夫；另一名则是后任台湾总督日本陆军大将，以及“二二六兵变”的幕后策划者真崎甚三郎。此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避免此类“惨败场面”的重演，从此以后便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而蒋百里“大败”日本陆军的殊荣，也成为当时令国人扬眉吐气的一件快事。
在日本多年，蒋百里敏锐地察觉到日本国内对吞并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狼子野心，预言未来日本将以朝鲜和东北为根据地大举发动侵华战争，所以东北地区将成为未来中国国防建设的重点。1905年，他回国后便答应盛京将军赵尔巽之邀，出任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帮助训练新军，但因受张作霖等守旧派将领的排挤，只得去当时的陆军强国德国考察深造，并在德国陆军第七军中任实习连长，其统帅就是兴登堡元帅。蒋百里在德留学期间，深入研读了克劳塞维茨等西方战略家的理论著作，并撰写了一系列具有独到见解的论文，显露出过人的军事才华，被伯卢麦等德国军事家誉为奇才。一天，兴登堡元帅还亲自召见了蒋百里，并拍着他的肩膀说：“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必出一伟大的将才，这或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
1912年，袁世凯委任刚到而立之年的蒋百里出任保定军校校长，并授予其少将军衔。蒋百里上任伊始便立志要改变学校的风气，培养出一批有朝气的新式军人。于是，蒋百里在就任仪式上发誓：“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谢天下！”
任职期间，蒋百里曾亲自给学生上课，其灵活并具有启发意义的授课方式令学生终生难忘。有一次，蒋百里在黑板上写下一个题目：“一个人打十个人怎么打？”并让学生们讨论。张治中、陈诚、傅作义、白崇禧、叶挺和蒋光鼐等后来叱咤风云的将领们面对这个问题，都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半晌，百里将军从容讲道：“一个人打十个人的法子，便是一个一个地打，打了一个再打一个”，一句话点出了兵法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精髓，令众人恍然大悟，终生难忘。
然而，形势逼人，蒋百里的一腔热血和豪情壮志根本无法扭转旧政府派系林立、内斗不断的颓势，而其“以自杀而谢天下”的誓言也不幸言中。
1913年6月18日，在赴京申请拨款被拒之后，心灰意懒的蒋百里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一脸沉痛地站在尚武堂石阶上向全校2000余名师生训话。他说道：“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随后，蒋百里掏出手枪，对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一枪。然而，奇人必有奇运，幸好一名侍从冲上拦阻，子弹穿胸而过，幸未中要害，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
1918年至1919年，他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归国后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1925年，蒋百里再度出山，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因吴不“讨奉”而辞职，去上海投孙传芳。1929年，他支持原湘军将领唐生智起兵“倒蒋”，翌年入狱。蒋百里入狱后，好友徐志摩竟扛上行李到南京陪其坐牢，引起天下轰动，于是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成了当时的时髦之事。
《国防论》是蒋百里军事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最早出版于1937年初。书中，蒋百里继承和发展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念，认为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而且更重要的是经济的继续，所以在国防建设中要贯彻“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一致”的理念，建立“既能吃饭又能打仗”的国防，并通过“军用与民用相结合”，“国防与民营并举”的模式，长期不懈地统筹谋划和发展国防事业。蒋百里抗战的总策略：第一，在军事上反其道而行之，即以持久战来拖垮日本。第二，主张全民抗战，“中国国家的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人民”。第三，用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以京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地，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打持久战，此后抗战的态势，基本是按照百里将军的观点而发展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蒋百里无法看到自己的理论变成现实。1938年10月，蒋百里因积劳成疾而病逝于广西宜山，国民党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