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1963年，罗钟被分配到永安县铁路医院实习。实习生一般都要在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化验科、X光室轮转一遍。每到一个科室，罗钟都要了解该科室接触的临床常见病的诊断、治疗和预后。他勤学好问，跟着老师学看病，看如何检查病人、如何给病人诊断、如何制订治疗方案、如何分析病人的治疗结果……晚上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回忆白天所见的每一个病例，没想明白的，第二天继续问老师。

罗钟在外科实习时，有一段时间，外科主任看到这个小伙子经常一个人坐在那里练习缝合、绑线头，于是对这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上了心，几次观察和考验后，发现他心细手巧、胆子大，决定要考验一下。有一次，外科科室要进行一个阑尾炎手术，主任决定让罗钟主刀。罗钟吓了一跳，实习期间是以学习和观摩为主，能够做助手已经很不错了，要知道同一批进医院的上海铁道医学院的本科毕业生也只是跟在一旁学习，他这个只是中专学历的实习生居然要被委派主刀的任务，确实让罗钟深感责任重大。外科主任鼓励他：“你行，我当你的助手，试试看。”

罗钟紧张了一会儿，也就镇定下来了。说实话，阑尾炎的手术程序已经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了，切开皮肤和皮下组织，依次打开，顺着腹膜找到阑尾、固定、切除、结扎、缝合……每个步骤他闭着眼都一清二楚，他有自信虽然第一次主刀，但是一定能做得成功。

在妇产科实习时，主任检查、治疗或手术时，总喜欢叫上聪明好学、动手能力强的罗钟搭把手，罗钟也不负众望，每次都完成得很好，先后为20多个产妇顺利完成接生，并多次做避孕放环手术。在这里，罗钟展现了他吃苦耐劳的一面，有的初产妇产程长达一天，医生要守在产妇身边，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个中辛苦别人难以体会。

1964年夏，罗钟中专毕业，被分配到永安县贡川镇卫生院。离开厦门前夕，伯父罗丹为了祝贺他参加工作，特地叮嘱太太带罗钟去厦门信托公司，花140元买了一块瑞士名牌“山度士”手表送给他，这块表罗钟至今仍珍藏着。

贡川镇是个风景秀丽、有文化底蕴、人才辈出的地方，追溯其历史，更悠久于永安，镇内还有保存完好的明城墙。鹰厦铁路在贡川有停靠站，交通还算便利，但对于才离开温暖舒适的家的罗钟来说，陌生的环境让他有点迷茫和慌乱，饮食、天气，还有卫生、语言等生活和工作的困难需要他一一克服。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钟都有即刻逃离，回到厦门的冲动。

贡川卫生院虽然有10多个医务人员，但是对近万人口的百姓而言，所有医生基本上都成为全科医生。在贡川镇卫生院，罗钟以内科和小儿科为主。

罗钟一如既往地勤学好问，向前辈学，向同行学。那时的检查设备还比较落后，很多诊断都要靠以往病史分析和物理检查。病人如果是婴幼儿，再加上父母亲是农民，描述症状不甚清晰，儿童病症又变化快，这最是考验医生的时候，但是也是锻炼和成长最快的。

卫生院的医生平常以坐诊为主，遇到紧急情况，就要出诊。有时，罗钟刚下班回到宿舍做饭，备好菜准备下锅，一听到有人叫出诊，马上就得封了炉灶，药箱一背，就出了卫生院，更别说吃两口饭了。冬天的夜里，他在暖被窝里睡得正香，突然听到屋外狗叫，心里会一惊，怕又要出诊了吧。果真，几分钟后，敲门声响起，于是他就要起床，出诊。

永安地区山路多且崎岖，遇到近一点的，七八里、十几里路，一两个小时就能到达，而远一点的三四十里路，则要走上四五个小时。如果遇上平路，算是好运气，如果运气不佳，就得翻越海拔1000多米的山，赶几十公里的山路。患者家属着急，只顾低着头，脚不停歇地前边领路，医生只得在后面上气不接下气地紧紧跟着。有时从下午艳阳高照走到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只有农民自带的一盏马灯豆大的亮光，伴随着走路的喘息在蜿蜒的小道上一荡一漾地摇晃。遇到马灯被风吹灭了，罗钟只好和农民手牵着手，一脚深一脚浅地摸索前行，一两里要走上大半个小时。到了下雪天，他厚厚的棉袄下贴身衣服已经湿透了，凛冽的山风吹来，瑟缩着脖子依然要顶风而行。

一到患者家，医生水顾不上喝一口就开始诊疗。如若碰到复杂的病症，除吃药打针之外，还要输液观察，那他就一宿不能就寝。遇到轻症病人，治疗后他虽然可以上床休息，但农民家又硬又冷的被窝以及睡榻上的跳蚤、墙角的蜘蛛丝和耳边窸窸窣窣的老鼠声，都让这个从小在窗明几净环境里长大的小伙子难以入眠。冬天很冷，罗钟只能蜷着身子，把所有能保暖的东西都盖上，在半梦半醒中熬过漫漫寒夜。也就是从那以后，罗钟开始睡觉不踏实，因此落下了失眠的病根，至今未除。

令人欣慰的是，农民家虽然艰苦，但是他们善良、质朴，尊重医生，总是想方设法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有时甚至杀鸡宰鸭、献酒。当然，那时候风气好，不论提供的餐食好坏，医生每餐饭都要付3两粮票和1毛钱给农民，这是医院的规定。

出诊后，医生通常都会到周边大队进行巡回医疗。巡回医疗一方面是为了解决边远地方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减轻老百姓医疗费用和外出看病的负担，同时也能进行防病普及宣传，每到一处都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巡回医疗有时候一走就是一两星期。罗钟经常下乡出诊，虽然辛苦，却因此练就了一双好脚力，直到近80岁高龄，罗钟还能跳国标舞。最让这个城里小伙子发怵的是每个村口狂吠的群狗，更加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离贡川只有十来里路的岩下大队，不知什么原因养了五只大老虎，平常就在村里溜达，村民们习以为常，就是小孩童也蹒跚着在它们身边走来走去，但是外来人却吓得大气不敢喘一下，走慢了，怕被老虎叼走；走太快，怕老虎追。每次要到这个大队，他们都要吓出一身汗。

有一次，罗钟到离贡川20多里的地方出诊，有户人家听说卫生院的医生来了，赶快跑来叫罗钟上他们家。原来是这家的儿媳妇头胎临产，时间很长还生不出来，村里的接生婆都束手无策。尽管罗钟再三申明自己不是妇产科的医生，但是产妇家属还是恳求罗钟能够去看看。面对病人家属焦急的神情，罗钟还是去了，他原来在妇产科实习的医学基础派上了用场，很顺利地协助产妇完成了生产。产妇和家属都很高兴，每次到贡川赶集，都会带着东西到卫生院来看罗钟，有时还把孩子带过来，让孩子来见见这位恩人。

为医者很辛苦，且责任重大，但是能用自己的医术去救助病人，为病人解除病痛，甚至挽救他们的生命，是一件多么崇高而伟大的事！看到那些被治愈的病人眼中流露出由衷的感激，罗钟都会感到十分欣慰，远离家乡的艰苦也淡了许多。

看病以外的日子，不免有些寂寞和单调，这个时候，他的书法爱好就派上了用场。多少个失眠的夜晚，都是笔墨相伴到天亮，虽然疲惫，但是心情很愉悦，他每写完一张，就标注日期，寄回厦门，让伯父修改。伯父总是很认真，有时候字上只有寥寥几笔勾画，有时候洋洋洒洒几页信纸，不仅写下修改建议、感受，甚至还会聊聊厦门文艺界的事情。这都让他如获至宝，他盯着那些红色的勾勾画画，反复比较，认真思考，思考伯父为什么对这个点画的使转运行要这么处理。他经常在睡前把伯父的信函拿出来，抽上一段再读几遍，咀嚼其中含义，如果还不懂，下次再写信请教。伯父每次回信都让他欢欣雀跃，给了他无限的动力，当然也有压力，他只能在下次的时候写得更好，以不负伯父的教导。这个时候，他的内心是充实的。

罗钟抓住可以利用的一切空闲时间学书法，出诊箱里固定放着一本字帖，出诊时就地取材，一块红砖、一碗泥水或是一根树枝，都可以是空余习书的工具。

业余时间，除了练习书法之外，罗钟还一直保持对音乐的兴趣，茶余饭后时常拿出从厦门带来的小提琴、吉他，自弹自唱，自娱自乐。书法、音乐是他在异地他乡最好的陪伴。

“文革”开始后，因为要刷标语、写语录、出专栏，罗钟经常被派出去写字。美术字不像书法那样可以任意发挥，而是必须写得规规矩矩，可是因为要写在墙壁上、门框旁，字须写得很大，这对于罗钟掌握书法的间架、构造有很大的帮助，也为他将来书写榜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由于有坚实的书法基础和运笔的能力，他的美术字总是与众不同，给人一种更有征服力的气势。

明末清初书法家倪后瞻谈论著名书法家王铎作书，称其“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言下之意，临帖是为了创作，创作必有所本。

伯父也是这样要求罗钟的。罗丹个人十分重视临帖，他一生也收藏了很多字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把生平所能见到的好的字帖都通临了一遍。那时候字帖很匮乏，罗丹因为和国内艺术家交往甚广，有机会接触到各类珍贵，甚至是孤本的碑帖册牍，每看到一本字帖他都如获至宝，能买下的毫不犹豫，不能买的，他就千方百计先借回家，连夜双钩起来。“文革”期间，受他的影响，许多书法爱好者都参与双钩碑帖的活动，即用刻钢板双钩后，再装订成册，互助交流，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碑帖匮乏的难题，也推动了厦门书法艺术的发展。罗丹钩帖很认真，就是一些有残缺破损的，也一点一点地钩出来，几乎还原了字帖的原状。在勾画的过程中，他对碑刻感更有独到的体会。他认为，双钩一遍比临摹几十遍收获更大。

他对罗钟说，写隶书就要学汉碑，汉碑有几百种，你先深入学习一种后，再来谈及其他。彼时，罗丹体颇负盛名，但是罗丹还是强调学书没有捷径，只有临摹，如果不临摹，学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空中楼阁。1969年，在与罗钟的通信中，罗丹以自己临摹《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的体会及从中得到的启发教导罗钟：“每一艺术都要深深地钻进去，重视它，狠狠地抓住它，一点都不能放松，总要悟出其中道理，把它化作我们本身的东西，能方能圆，能放能收，能大能小，一句话，要活学活用，要掌握古人的真髓，先求形似，后求神似（所谓神似，就是看上去不大像，仔细体察下来，觉得一点一画都得前人真髓），要学一点用一点——先学一两遍全帖，然后用它的笔意写另外的文字，写后拿来对照一下，看得到的是哪些，还有距离的是哪些。这里要注意，得到的牢牢抓住它，不得使它溜掉，没有得到的继续捕捉它，把它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中。这样的学习，进步很快，抓得也牢，不易溜掉。以上是我对模仿碑帖去杂存精的经验，你体其味试行之。”

遵罗丹所言，罗钟一头扎进碑帖世界中，他对隶书的临习由《张迁碑》延伸到《曹全》《乙瑛》《石门颂》……大量经典碑帖所蕴含的技法和内涵，一点一点地丰富着罗钟，使他逐渐地积累了走上书法之路所必需的“内功”。

当时市面上的字帖稀缺匮乏，为了帮助罗钟学书法，罗丹将自己珍藏已久的3套法帖送给他。一套是出版于民国22年（1933）的伊秉绶作品集《默盦集锦》，它是罗丹早年精研的书法范本，曾随罗丹远渡新加坡，回国后又辗转于厦门、永安和福州，罗丹于1950年在这部集子上题记“曾经沧海”；第二套是《三希堂法帖》晚清印本，全套36册，由罗丹亲自装订并题写书名；第三套是《宋淳化阁帖（游相本）》，商务印书馆于民国15年（1926）再版，共10册，每册封面有罗丹印章。为了帮助罗钟学汉隶，罗丹还将自己手摹的《张迁碑》双钩本送给他。双钩本的扉页由南社宿将、南社闽籍社长朱剑芒题写，并作跋文，由永安长风报社印刷出版，封面有罗丹手写的“罗丹自存 不许外借”八个字，可见罗丹对它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