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八年的光景,春夏之交,我不知为着什么事情,须出南门到青羊场去走一次。
青羊场在道士发源地的青羊宫前面,虽是距南门城洞有三四里,其实站在西南隅城墙上,就望得见青羊宫和它间壁二仙庵中的峨峨殿宇,以及青羊场上鳞鳞的屋瓦。场街只一条,人家并不多,除二、五、八场期外,平常真清静极了。
我去的那天,固然正逢赶场之期,但已在午后,大部分的乡人都散归了。只不过一般卖杂粮的尚在街的两侧摆了许多箩筐;布店、鞋店、洋货店等还开着门在交易;铁匠店的砧声锤声打得一片响;卖零碎饮食的沿街大叫。顶热闹的是茶铺和酒馆。
乡人们散处田间,又不在农隙之际,彼此会面谈天,商量事情,只有借赶场的机会。所以场上的茶馆,就是他们叙亲情、联友谊、讲生意、传播新闻的总汇。乡人们都不惯于文雅,态度是很粗鲁的,举动是很直率的,他们谈话时都有一种特别的语调:副词同感叹词格外多,并且喜欢用反复的语句和俗谚以及歇后语等,而每一句话的前头和后头又惯于装饰一种詈词。这詈词不必与本文相合,也不必是用来詈人或詈自己;詈词的意思本都极其秽亵,稍为讲究一点的人,定叹为“缙绅先生难言之”的(其实缙绅先生之惯用詈词,也并不下于乡人们,不但家门以内常闻之,就是应酬场中也成了惯用语)。然而用久了,本意全失,竟自成为一种通常的辅语。乡人们因为在田野间遥呼远应的久了,声带早已练得很宽,耳膜也已练得很厚,纵是对面说话,也定然嘶声大喊,同在五里以外相语的一般。因此,每家茶馆里的闹声,简直比傍晚时闹林的乌鸦还来得厉害。
乡人们不比城内人,寻乐的机会不多,也只有在赶场时,把东西卖了,算一算,还不会蚀本,于是将应需的买得后,便相约到酒馆中去,量着荷包喝几盅烧酒。下酒物或许有点咸肉、腌鸡,普通只是花生、胡豆、豆腐干。喝不上三盅,连颈项皮都泛出紫色。这时节,谈谈天气,或是预测今年的收成如何;词宽的,慨叹一会儿今不如古,但是心里总很快活,把平日什么辛苦都忘记得干干净净的。
我那天也在茶馆里喝了一会儿茶,心里极想同他们谈谈,不过总难于深入,除了最平常的话外,稍为谈深一点,我的话中不知不觉,总要带上几个并不新奇的专名词。只见他们张着大眼,哆着大口,就仿佛我们小时候听老师按本宣科讲“譬如北辰,众星拱之”一段天文似的。我知道不对,只好掉过来问他们的话,可还是一样,他们说深一点,我也要不免张眼哆口,不知所云了。
及至我出了茶馆,向场口上走来。因街上早已大为清静了,远远地就看见青羊宫山门之外,聚有十来个乡下人,还有好几个小孩子,都仰面对着中间一个站在方桌上的斯文人。那斯文人穿着蓝竹布衫,上罩旧的青缎马褂。鼻上架着眼镜,头上戴的是黄色草帽;他手上执着一叠纸,嘴皮一张一翕,似乎在讲演什么东西。我被好奇心驱使着,不由就趱行上前,走到临近,方察觉这斯文人原来是很近视的,而且是很斯文的。他的声音很小,听口音是保宁一带的人。川北口音本不算难听,不过我相信叫这般老住乡下的人们来听,却不见得很容易。
此刻他正马着面孔,极其老实地,把手上的纸拿在鼻头上磨了磨,把眼一闭,念道:“蟋蟀……害虫!……有损于农作物之害虫也!……躯小……”他尽这样念了下去,使我恍如从前在中学校上动物课,听教习给我们念课本时一样。
我倒懂得他所念的,但我仔细把听众们一看,只见他们都呆呆地大张着口仍把这斯文人瞪着,似乎他们的耳神经都失了作用,专靠那张大口来吞他的话一样。小孩子们比较活动一点,有时彼此相向一笑,或许他们也懂了。
约莫五分钟,那斯文人已把一叠纸念完,拿去折起插在衣袋里,这才打着他那社会中的通常用语道:“今天讲的是害虫类,你们若能留心把这些害虫捕捉或扑灭干净,农作物自然就会免受损失的。但是,虫类中也还有益虫,下一次我再来讲吧!”
说完,他就跳下方桌去,于是我才看清楚他背后山门上还挂有一幅布招牌,写着“通俗讲演所派出员讲演处”。
听讲演的乡人们也散了,走时,有几个人竟彼此问道:“这先生说的圣谕,你懂得吗?”
“你骂他做舅子的才懂!他满口虫呀虫的,怕不是那卖臭虫药的走方郎中吗?”
那一霎时的情节,我历历在目,所以我说照这样的讲演,才真正有趣啦!
一九二五年四月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