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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凤林
戚继光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杰出的军事家。他在南方抗倭12年，打仗80余场，杀敌不计其数，战绩辉煌，功勋卓著。可是，他到北方镇守蓟镇，16年打仗8场，杀47人（其中包括几场规模不大的边境摩擦）。真正由戚继光亲自指挥的战争只有3场，共杀15人，与南方战绩相比，相差悬殊。戚继光南北战绩的巨大反差，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有人就由此认为，他在南方功高盖世，在北方无所作为，以致文史界只注重他在南方的事迹，而忽视他在北方的贡献。
为什么戚继光在北方的战绩远不如南方？有学者解释：明朝“以文御武”，太阿之柄不假武人，他在北方没有用武之地。
事实果真如此吗？回答是不尽然。因为戚继光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有较为明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战争观。他深知塞外不是国外，塞外所谓“胡虏”，虽然桀骜不驯，却也不同于倭寇。所以他到北方以后，采取了与南方截然不同的战略方针，改南方对倭寇“大创尽歼”的做法，实行“以守为主，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针。通过修长城、练边军，加强边防建设，遏制战乱发生。并在此基础上，化解了民族矛盾，促进了蒙汉和好，维护了中华大国的团结统一，使祖国北疆和平安定，数十年无战事。戚继光在北方为国为民所做的巨大贡献，不比南方抗倭逊色。
元朝灭亡后，它的后裔不甘心失败，经常起兵犯境，蒙汉之间的矛盾此起彼伏，长城沿线的战火连绵不断。为防止蒙古铁蹄南下，明政府沿长城设立九大军事重镇（亦称九边），驻重兵防守以捍卫北方安全。
当时，北方蒙古族主要有三股势力，西蒙土默特，俗称西狄，驻牧在宣大边外的黄河河套。东蒙土蛮，又称东夷，驻牧在东北老哈河套（即辽河上游）。东、西两蒙之间是北虏兀良哈，原是朝廷三个卫所，在靖难之变中帮助燕王打天下有功，朱棣坐江山以后，撤销大宁都司，让他们南下至蓟镇徼外。
三股势力中，西狄土默特实力最强，其首领俺答彪悍好战，蒙汉之间的战火多由他带头挑起。东夷土蛮次之，经常进犯辽东。北虏兀良哈势力最弱，但因其习性无常，时服时叛，不时交通东、西两蒙，侵扰蓟镇。
为了妥善处理与蒙古族的关系，明政府曾推行一套朝贡制度，并在塞外建立“羁縻政府”，维持中央对他们的松散统治，保持北方社会相对稳定。但是到了嘉靖年间，刚愎自用的朱厚熜实行“绝贡”政策，勒令边臣关闭互市，寸铁不许出关。更激化了朝蒙之间的矛盾，致使长城沿线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边境战火愈演愈烈。当年三月俺答犯宣府，四月犯辽东，十月连犯固原、偏头关、大同。总兵官郭江、参将崔世荣，先后战败而死。
北方“胡虏”频繁犯境，朝野大骇。于是有人想起在南方抗倭取得巨大胜利的戚继光，希望他到北方出师北伐，血洗草原，一劳永逸地消除北方边患。陕西道御史李叔和上疏说：“福浙总兵戚某，协谋练兵，所向无敌，应代蓟镇总兵之任，训练强兵，迅扫狂胡，以伸华夏挞伐之威。”
戚继光的好友俞大猷也鼓励他说：“丈夫生世，欲与一代豪杰争品色，宜安于南；欲与千古豪杰争品色，宜在于北。”
希望他到北方再创奇迹，建立比历代英雄更加辉煌的战绩。
但是，通今博古的戚继光深知塞外不是国外、塞外民众不同于海外倭寇。他在《上大兵援辽议疏》中说：“议照国家建都于燕，比时属夷为我藩篱，守在旧大宁之地，去塞犹数百里，门庭内固……”
这话虽是万历七年，从唇亡齿寒的角度，强调大军援辽的重要性。但也可以看出，在他内心深处存有与世俗不同的观念。他不把塞外看成国外而看成属夷；他不把蒙古族民众视为敌人而视为朋友。他希望塞外少数民族还像先前那样，作为北方藩篱，护卫着中原安全。这在当时大汉族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上，在汉民普遍存在“仇蒙”情绪的环境中，戚继光这种与众不同的思想，显然与大汉族主义传统观念划开了界限。
戚继光隆庆二年（1568）到京之时，张居正已经担任内阁次辅，这位救时之相致力改革创新，加强边防建设，也注重改善民族关系。他根据北方三股蒙古势力的不同表现，采取“西怀东制”的策略。对西狄俺答实施怀柔，对东夷土蛮加以遏制，对北虏兀良哈，念其多年对朝廷友善，采取安抚政策。并亲自给戚继光发信，要求蓟镇“以守为主”“以虏不入为上功”。
戚继光根据蓟镇地方的实际情况，考虑到蒙古铁蹄多年进犯的特点，十分赞同张居正的主张，把“以守为主”作为他镇守蓟镇的基本方略。当年十月他在《上练兵议疏》中明确表示：“何为边势之可忧？夫蓟边天险，所贵在守。”
戚继光的“以守为主”，当然不是被动地守，而是战守结合的守。他说：“自古防寇，未有专言战而不言守者，亦未有专言守而不言战者，二事难以偏举。”
他为了实现张居正“以虏不入为上功”的要求，大力加强边防建设，时刻做好战争准备，以强大的军事实力遏制好战势力，使“虏”不敢轻举妄动。为此他提出训练重兵以当其前驱、重修长城以防其出没的庞大计划。
隆庆二年，他上《请兵破虏疏》，要求朝廷拨给他十万大军，由他训练成节制之师，使之“士气日张，而虏气日夺。然后分此十万之众，以训九边，九边之兵强矣。举此以训京营，京营之兵强矣”。并说这才是“非直强兵，亦以富国，一劳永逸之上计也”
。
同年他又上书《呈修各路边墙》，决心把长城“薄者加厚，低者增高，……不过二三年间，金汤势成，不战而屈人之兵者在是矣。……”
戚继光的这个计划，曾经遭到一些朝臣的反对，有人说他“求望太过，志意太侈”。还有人说他重修长城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好在当朝重臣高拱、张居正等人都给他以大力支持，使他能够大展身手。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他把十万边军训练成能攻善战的无敌劲旅，把蓟镇两千里长城筑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有效地震慑了塞外好战分子，使他们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蓟镇长城战火减少，北方社会和平安定，真正做到了不用战争而使人屈服、无须挞伐而使“虏”不入。
万历二年（1574），蓟辽总督刘应节视察蓟镇，对戚继光修城练兵的成果给予很高评价。他上疏说：“蓟镇不经虏患七年，仰遵庙谟，一切战守之备，亦即有次第矣。……虏大犯，曾徘徊俩月而不敢进，真不战屈人之兵。……”
发生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庚戌之变，是一场震惊全国的大灾难，也是一场令人凄楚难挨的丑剧。这场灾难本来不该发生，却因嘉靖皇帝的狂妄无知，以及当事官员的腐败无能而发生了。
蒙古西部首领俺答，是蒙古族中一个较有远见的部族首领。早在“庚戌之变”之前，就希望结束长城内外的战乱局面，多次向朝廷请求和好。可是，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以“胡人叵测，不可信”为由，始终不予答应。有大臣建议乘此时机改善蒙汉关系，也遭到他的严厉训斥：“黠虏节年寇边，罪逆深重，边臣未能除凶报国，乃敢听信求贡诡言，……通事人役违法启衅者，处以重典。”
更有甚者，有来朝求和的使者被边境枉杀，嘉靖皇帝不但不追查责任，反而给肇事凶手记功授奖。于是朝中谈和色变，再不提蒙汉和好之事，由此朝蒙关系愈加紧张。俺答连续几次求和无果，恼羞成怒，便于嘉靖二十九年发动了庚戌之变。
开始，俺答率数万铁蹄发往大同，大同总兵官仇鸾是奸相严嵩的干儿子，他见势不妙，急忙重金相贿，致使俺答挥师向东，数万铁蹄有如洪水猛兽，攻破古北口，踏平怀柔、密云、通州，直达东直门下。当时城内只有四五万守军，且又老弱参半。俺答若想攻城，皇宫必成焦土。只是此次俺答没有占城夺地意图，只在郊外肆虐八日而去。临行他从御厩内抓人给嘉靖皇帝带去一信，把嘉靖皇帝大骂一顿，很有以武逼和的架势。
大敌当前，国难当头，正在京师参加会试的戚继光挺身而出。他勇敢地参加京城保卫战，并被任命为总旗牌官督防九门。其间他撰写一篇《备俺答策》报到兵部，被立即刊印下发，可见其文的重要。可惜该文早已失传，内容无从查考。但是其中一个“备”字，很值得发人深思。他为什么是“备”俺答策？而不是“抗”或“灭”俺答策呢？这在当时也许未被引为注意，可是后来的事情，却能使人感到，他在其中的良苦用心。
隆庆四年（1570），也就是庚戌之变以后的20年，俺答又向朝廷请求和好，希望结束战乱、蒙汉相安无事。可隆庆皇帝不敢违背先帝遗训，百官也拿不定主意。兵部征询边防大臣的意见。戚继光上书《复兵部条议八事》，说“议封职，以臣服夷酋……施之中华礼仪之邦可也……今俺酋独雄徼外，我即吝之，能禁彼之自王乎？不如因其请而授之，不割土地，不分人民，适成中国之大”
。意思很明白，就是为了国土不分裂、民族不分离，希望朝廷答应俺答请求，以实现蒙汉和好。并且希望按照中华礼仪，建立羁縻政府，实现长城内外天下一统。
戚继光的这个主张，适应当时“人心思定，社会思安”的总趋势，符合蒙汉人民的共同愿望。得到首辅大臣张居正和陕西总督王崇古等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经过各方共同努力，隆庆五年（1571）朝廷与俺答和好，封俺答为顺义王。从此，西北大地和平安定，蒙汉人民安居乐业。
戚继光的“适成中国之大”主张，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把爱国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爱国情怀不止于屈原之楚国，也不止于岳飞之南宋，而是包括长城内外的中华大国。这对于维护中华大国的团结统一，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适成中国之大”，戚继光呕心沥血加强边防建设，千方百计地防止战乱发生。但是一旦发生战事，也是从和平愿望出发，恩威并用，化干戈为玉帛。万历三年（1575）的董家口大战，就是在他这一思想影响下化敌为友的典型战例。
当年正月二十三，兀良哈首领长秃，“率众盗犯董家口，戚继光督南北官军，从榆木、董家两关出塞，追击一百五十里，标军李云生擒长秃以归，斩二级，余虏负命却遁”。战后双方在喜峰口议和，蒙方大小头目240人，从草原各地齐聚喜峰口叩关请和。他们对天盟誓：“子子孙孙怀德内附，世世代代不犯太师城。”从此北虏兀良哈与朝廷和好，蓟镇长城战火停息，京东大地和平安定，数十年无战事。
因为这场战争只杀俩人，有人就觉得它是一场不值一提的小战，没有足够重视。可是戚继光率领的南北官军，包括从南方调来的火器兵和北方边军，参战人数自然不少。而大军从相距30里的榆木岭、董家口两关出塞，追奔150里，战场也相当不小。
那么问题是，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为什么只杀俩人就和平结束？为什么只杀俩人就使一个拥有十万牧民的兀良哈彻底臣服？从史书所描述的情况不难看出，它不是靠武力征服的，而是靠攻心取胜的。其中包括戚继光的“适成中国之大”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兀良哈240名大小头目，齐聚喜峰口，诚心诚意地叩关求和，就说明“适成中国之大”思想，已经在广大蒙古族人民中形成一定的凝聚力。
所以我们说，董家口大战是戚继光“适成中国之大”思想的胜利，也是他坚持“不战而屈人之兵”方针，把作战艺术运用到最佳境界，以最小的伤亡代价，取得最大战果的典范。
戚继光生于齐鲁大地，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坚信“以德治国”理念。他说：“赵普（宋朝宰相）半部论语治天下，予曰：不必半部，只节用‘爱人’一节，万乘之国可治矣。”
出于这个理念，他在南方“爱民如子”，对残害中国百姓的倭寇恨之入骨。因此提出“杀贼（倭寇）保民”口号。说贼是杀老百姓的，我们是杀贼的。不把贼赶尽杀绝，就不能保护老百姓。所以他在南方杀贼如麻，被称为“戚老虎”。
戚继光到北方以后，把塞外蒙古族民众也视为中国百姓，对他们同样心存仁爱。隆庆四年他在《复兵部条议八事》中说：“夷地不毛，无耕无织……以其日用，如布帛、锅铁……不能一日不资于中国。而互市之利，实群夷至愿，……盖羁縻虏情可以长久者，正市之谓也。”
在充满“华贵夷贱”思想的社会，不少汉族官吏把蒙古族民众视为贱人，很少关心他们的疾苦。戚继光却对他们如此同情和关爱，确实难能可贵。
万历七年十月，东夷土蛮的“五万余骑，从敖木伦入侵辽左”，戚继光出关援辽。他“以五万余骑布十里许。驰兵转战于狗儿河，复大战于石河墩，斩首十三级，获马十五匹。虏遁支山庄巢，列阵二十余里，间得出塞。我师追奔数百里，勒石燕山而还”
。
从史书的描述可知，这场大战开始打得很激烈，经狗儿河、石河墩两场大战，斩首13人，获马15匹。可是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戚继光勒石的燕山在哪里？五万大军追奔数百里追到什么地方？史书并未说清，值得进一步探讨。
经考察，戚继光勒石的燕山，不是河北省北部的燕山，而是它延伸到关外朝阳市境内的余脉。这个余脉，蒙语叫努鲁儿虎山，汉语叫燕山。山下有一条河，蒙语叫敖木伦，汉语叫大凌河。如今的大凌河上建有一座水库，名为燕山湖水库。水库旁建发电厂，名为燕山发电厂。发电厂坐落在朝阳市西郊30里，南距锦川300里。由此可以判断，当年戚继光勒石的燕山，就是燕山湖水库附近的努鲁儿虎山。五万大军也就追奔到努鲁儿虎山下的大凌河流域。
那么大凌河流域是什么人驻牧呢？据日本学者和田清考证，嘉靖初蒙古察哈尔部达赉逊汗率领本部10万部族东迁，就迁到东北老哈河套。并且说：“这里所称河套，当然是指辽河河套。熬母林是敖木伦，即辽河上游。老母伦是老木伦，即老哈河。……”
由此可见，五万大军追奔数百里的地方，正是察哈尔10万牧民东迁的集聚地。达赉逊死后，其子图们汗继位，因图们与土蛮谐音，故汉人习惯地称其为土蛮，亦把东迁后的察哈尔部称为土蛮部。
戚继光的五万大军，经过严格训练，又装备当时最先进的火器，杀伤力极为强大，所到之处应该寸草不生。可以想象，他们追奔到土蛮牧民的聚集地，尽管年轻力壮者逃得无影无踪，老弱妇幼却不会逃得很远。戚继光若想贪名图利，让他手下大开杀戒，显赫战绩唾手可得。可是，他们在那里一人未杀。这就足以说明，戚继光对蒙古民众存有仁爱之心，绝不为功名利禄滥杀无辜。
援辽大战虽然杀人不多，朝廷却给了很高评价。说：“宁前虏患，岁无虚日，而声势重大，独今次为甚。……援兵一出，虏即遁归。拒堵之功不拘斩获。”
战后，朝廷给戚继光加官晋爵，太子太保加少保。
戚继光在北方的战绩远不如南方，也远不如与他同期镇守辽东的李成梁。两人同为镇守北疆的总兵官，却因镇边方略不同而后果各异。
李成梁镇辽，“以战为主”，凭借辽东铁骑，犁庭扫穴，威震绝域，官至太傅，受封宁远伯。不过，他的武功虽盛，杀人虽多，却未能臣服土蛮，非但边患未能全面平息，反使满族乘机兴起，大明帝国终被女真所灭，以致后人评说他是一代“不世之功臣，千秋之罪首”。
而戚继光镇蓟，“以守为主”，虽功勋卓著，但打仗不多，杀人很少，战绩不如李成梁，但是他以“爱人”之心，“德行天下”，使兀良哈彻底臣服，全面消除北方边患，换来北方和平安定。正如《明史·戚继光传》说：“继光在镇十六年，边防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总之，戚继光在北方的战绩不如南方，但是他为国为民所做的贡献并不比南方逊色。他在北方的功绩与南方抗倭日月同辉，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