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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慧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卒谥武毅。山东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人，是明代的抗倭名将。明嘉靖时，东南沿海地区常年饱受倭寇之苦，戚继光曾两次入闽，战绩斐然，肃清了福建地区的倭寇，让百姓得获安宁，是福建百姓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目前，有关戚继光在福建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从军事角度，讨论戚继光对征战或海防疆域的贡献，
从史迹角度，探索戚继光在闽的事迹，
或从信仰、民俗角度，探究福建当地对戚继光的崇敬和纪念，
也有专著涉及此方面的研究。
本文从戚继光在福建地区那段抗倭历史，探讨这位明代著名将领对福建产生的影响，敬请方家斧正。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10余年，立下了不朽功勋。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大举侵扰中国沿海地区，浙江、福建、广东等均饱受其害，而福建当地军队连连失利，难以消灭盘踞福建沿海地区的倭寇，百姓深受其苦，当时福建官员不得已请调他地军队入闽抗倭，据载，“嘉靖三十六年，郡苦倭寇，巡抚始有调广西向武州兵御之者，未几遣归”
，但是效果不佳，倭寇势力仍然强盛，严重威胁福建沿海地区的安全。在戚家军在浙江打击了当地倭寇后，浙江等地的倭寇逃窜并集中涌入福建。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寇攻陷福清，三十九年（1560）又占据福宁（今霞浦），随后又下福安，四十年（1561）倭寇攻宁德，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永宁（在今晋江东南）也被倭寇占据，“北自福建福宁沿海，南至漳、泉，千里萧条，尽为贼窟”
。面对倭寇侵扰加剧，福建情况十分危急，时任福建巡抚游震得奏请朝廷，请求派兵援助福建。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倭又入寇，巡抚告急，浙江总督都御史胡宗宪遣参将戚继光，以所练义乌兵八千人自浙来援”
。这是戚继光第一次入援福建抗倭，他率领戚家军迅速歼灭盘踞横屿的倭寇，后乘胜追击，清剿了盘踞牛田的倭寇，又取得林墩大捷，十月班师回浙，
福建地区的倭患有所减轻。但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倭复陷兴化，围福清福安诸县”
，倭寇再次反扑，朝廷增援部队将至，同年十二月倭寇才弃城离去。
因为福建抗倭战事不利，朝廷免除了游震得福建巡抚一职，
任命谭纶为福建巡抚并迅速接管抗倭相关事宜。嘉靖四十二年（1563）三月，谭纶接到兵备副使汪道昆呈文，言明其已经“会同副兵官戚继光选募浙兵于三月十七日入境”
，这是戚继光第二次率兵返闽抗倭，随后取得了平海卫大捷。
平海卫，位于福建莆田东90里，旧名南啸，据记载，“于本府立兴化卫，又于本府极东地方立平海卫，又于本府东南地方立莆禧守御千户所，隶平海卫。以今考之，兴化卫洪武元年立。是岁正月，大明取福建，二月，兴化送款。时领军指挥俞良辅及卢镇欲固地方，请立卫，从之。初置四所。十二年，增置一所，共军五千人。平海卫，洪武二十年为备倭而立”
。明初，因平海卫地理位置险要，被视为闽中门户，朝廷在此设置卫所镇守。嘉靖四十二年（1563）初，倭寇大举进犯平海卫北路，且当时莆田等地已被倭寇侵扰、盘踞，情况十分危急。四月，谭纶上奏：“四月初八等日督募浙兵入省，监督总兵刘显、俞大猷，副总兵戚继光三大营官兵，克期进剿原袭破兴化府城大势倭寇。”
戚继光等率兵，分三路对倭寇发起猛烈攻击，随后击溃来犯倭寇，据《明实录》记载：“嘉靖四十二年四月，副总兵戚继光督浙兵至福建，与总兵刘显、俞大猷夹攻原犯兴化倭贼于平海卫，斩首二千二百余级，火焚、刃伤及堕崖、溺水死者无算。纵所掳男妇三千余人，复得卫所印十五颗。”
戚继光等人重新夺回并确保了平海卫的安全，平海卫大捷是明代抗倭战争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备受倭患之苦的当地民众“乃得再见天日矣”
，这次战役的胜利极大振奋了人心。平海卫之战后，戚继光等率军全歼政和、寿宁一带的倭寇。嘉靖四十二年（1563）六月，戚继光升为都督佥事，随后又升为都督同知。十一月，戚继光升任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及浙江金华、温州二府地方，都督水陆诸戎务。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冬，“倭寇复至二万困仙游”，戚继光于十二月率军败之，解仙游之困，后又剿灭同安县、漳浦县、南澚等地倭寇，将福建境内最后的残余倭寇彻底肃清。谭纶大赞戚继光：“鞠躬尽瘁，用兵如神。驭众而分数愈明，取胜而机事益密。批亢捣虚，彼丑畏之如虎；除凶雪耻，斯民望之如云。全师奏凯，兵不留行；一战成功，贼无噍类。岂止当今之虎臣，实为振古之名将。”
戚继光两次入闽抗倭，战绩骄人，戚继光及其军队解决了福建百姓长期的倭乱之苦，自然深得福建民众的爱戴，故被人赞称“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如此之震，军功未有如此之奇者”
，福建百姓将戚继光作为英雄人物一般崇敬，其声名和功绩也广为流传，带给福建地区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戚继光及戚家军抗倭屡屡大胜，让长期受倭患荼毒的福建百姓民心大振，对戚家军十分推崇，其所展现的勇义精神也在福建等地广为传播。戚继光所带兵士被称为义乌兵，也被称为浙兵，因骁勇善战，素有“而乌武勇之名甲于天下”
之说。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初一，戚继光率军进入福宁州（今霞浦），当时宁德早被倭寇攻陷，据载，“宁德一路，上下三百余里，三年渺绝人踪”
，倭寇三年为祸宁德地区，盘踞在位于宁德东北三都澳中的小岛——横屿，历经三年，当地民生凋敝，人踪渺绝，倭寇据岛结巢作为基地，地理上易守难攻，加之这些倭寇还与某些当地人往来勾结，可谓势大根深，难以消灭。戚继光进入福宁州（今霞浦），便决定肃清宁德地区的倭寇并迅速率领义乌兵攻打横屿，据载，“初六日渡金垂，初七日入宁德，初八日早抵章湾，师行淖卤中，把总王如龙、朱玑、秦经国奋勇先登，歼倭众千余于横屿”
。戚继光战胜盘踞宁德地区三年之久的倭寇，极大地振奋了当地军队士气和民心。随后，戚继光清剿了福安、罗源、连江、兴化等地倭寇，戚继光和义乌兵屡战屡胜，受到了各地百姓的热烈欢迎，时人称道：“虽未还昔日之太平，将见宁谧有日矣。”
让常年饱受倭患的当地百姓心怀感激，更看到了安宁生活的希望。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自是福州以南诸寇悉平”
，抗倭胜利让原本涣散的人心也再度凝聚。福建沿海地区的倭寇难以消除的原因之一，便是不少中国人为利益之故，主动或被动勾结倭寇，据记载：“倭寇拥众而来，动以千万计，非能自至也。由福建内地奸人接济之也。济以米水，然后敢久延；济以货物，然后敢贸易；济以向道，然后敢深入海洋之。”
倭患能够长期盘踞福建等沿海地区，这与本地人同倭寇相交、相助有很大关系，加之当时地方官军腐败无能，民众对官府和军队的信心早已大打折扣，沿海地区人心浮躁，而戚继光及义乌兵入闽便能屡败倭寇，让福建百姓终于看到了肃清倭寇的希望，自然感念戚继光之功绩，为戚继光建生祠，
赞颂并记述戚继光抗倭之功，也十分敬佩戚继光及义乌兵的勇义精神。嘉靖四十二年（1563），福清等地仍不时有倭寇来袭，“五月，又二百余倭住海坛，戚（继光）冒暑险往扫荡无遗”
。戚继光及义乌兵不畏艰险，英勇抗倭，战绩斐然，不但肃清了常年盘踞福建沿海各地的倭寇，还让以往势力强大的倭寇再难形成气候，不能再为祸闽地，让当地百姓最终获得了和平和安宁。
在闽抗倭之时，戚继光及义乌兵展现出的作战英勇、纪律严明，让福建百姓印象深刻，能做到战时“即发兵行，号令严肃，以身先之，兵皆齐一，毋敢绥者”
，还颇具恤民爱民之风，有“民之耕牛蓄聚秋毫无犯，人心大悦”
之记载。戚继光治军唯贤任用，重用了不少闽地有能之人，如连江陈第和福清郭遇卿虽是闽地文人，但善用兵法，具有领军之才，戚继光便委任军职。又如福建沿海五寨把总傅应嘉（守小埕）、魏宗翰（守烽火门）、罗继祖（守南日）、秦经国（守浯屿）、邓铨（守铜山）皆为闽人，他们素有能力兼详悉当地情况，戚继光任人唯能，令其五人镇守要害关卡。戚继光对兵士也严格要求，据《纪效新书》所记：“今后，不知学好的，若再平时用好言好语，个个说是勇猛忠义，你就说得活现，决不信你，只是临阵做出来便见高低。”
无疑，英勇善战是戚继光练兵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作战之时，戚继光对胆小畏战者严厉惩处，如在漳州抗倭时，“汤坑众数千人，预设伏于蔡陂。继光至，猝然蜂起，兵为小却。继光立斩退缩者数人，身自督战，贼大溃，斩首三百余级，官兵战死八十余人”
。戚继光及戚家军作战不畏生死，军法严明，无不体现了保国卫民的勇义精神，至今福建有关戚继光的英勇事迹和传说仍有流传，正是因为戚继光及其军队勇义精神深入人心，为福建百姓长久推崇的表现。
平息倭乱之后，谭纶奏请“留浙兵戍闽散于八郡”
，朝廷准许谭纶所请，很多在闽抗倭的浙兵便留在了福建，此举一方面增强了福建地方的战力，另一方面也把浙兵的尚武之风、信仰习俗带进了福建地区，其中代表义乌兵的信仰习俗——霞浦义乌城隍庙、关帝庙便是佐证之一。据记载，“东郊关帝庙后有义乌城隍殿，明嘉靖四十一年倭犯州境，浙江参将戚继光率义乌兵来援，有携带其县城隍香火者，武庙为浙营所建，因附祀焉”
。这座义乌城隍庙便是为了那些抗倭阵亡兵士而建，而关帝庙则一直象征着忠义和勇敢，是为了激发将士斗志而建。这两座庙宇的修建，是义乌兵希望神明保佑自己行军平安、作战胜利的产物，亦是他们入闽抗倭时舍生取义的精神寄托所在。由于戚继光及义乌兵抗倭功绩，福建百姓也认为两座庙宇可保平安，义乌城隍庙曾被反复重建，虽现今规模不及最初，但依旧香火不断，是霞浦地区有关戚继光和义乌兵的重要历史文物古迹之一。明时，福建百姓十分感念戚继光，因此很多地区都设祠并祭祀戚继光，如仙游“崇勋祠在南街下，郑前明嘉靖间建，祀都督戚继光，有司春秋致祭”
。如宁德“功德祠在县治左，祀左都督戚继光，知县林时芳附祀”
。或如闽侯“刘戚二公祠在南屿，祀巡抚刘焘、总兵戚继光。戚公祠在井楼门外四明亭，祀明总兵戚继光。戚、俞二公祠在觉民铺，前祀戚继光，后祀都督俞大猷”
。福建地区也逐渐形成了不少祭祀并纪念戚继光的风俗和活动，其背后是民众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也是福建百姓格外推崇戚继光及义乌兵所展现的勇义精神的一个侧影。
自古福建便有尚武的风气，明代福建地区因为长期抗倭斗争，尚武之风更是迅速发展。明代闽人武艺高强者众多，涌现了数位著名闽籍将领，其中泉州人俞大猷（1503—1579）便是著名的抗倭将领和军事家。俞大猷自幼习武，武艺高超。他的故乡泉州民间武艺发达，俞大猷曾随同乡李良钦和刘邦协分别学习剑技、棍法，而后借助在北方等地为官带兵之机，俞大猷习得并融会贯通了山西、河南、山东等地的武术技艺，最终创作出中国武术历史上第一部“理明法备，精妙实用”的武术技击著作——《剑经》。俞大猷还曾以闽南语编写《剑经》，以便于闽人学习，俞大猷所率军士也多为闽籍，他们学习《剑经》及操练之法，成为守卫海疆的勇猛之师。俞大猷在福建抗倭时，曾在漳州、泉州等地组织抗倭相关事宜，他亲自训练了不少乡兵，教习这些乡兵学习武技，让当地武力大增，也促进了漳州、泉州等地的民间武技的迅速提升，同时提振了当地尚武之风。
戚继光在浙、闽抗倭时期一直与俞大猷合作，二人皆是抗倭名将，戚继光还曾向俞大猷学习棍技等武艺，而且对《剑经》十分推崇，并收录于他所作的《纪效新书》之中。《纪效新书》也是戚家军训练的重要内容，对当时明代军队的训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书流传极广，甚至远播至日本、朝鲜等地，福建地区自然也深受此书的影响。在倭患肃清后，曾跟随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的兵士或返故里，或留在福建，数量众多且武力强劲的兵员留在闽地，促进了福建各地的尚武之风迅速发展。戚继光主理八闽军务时，考虑到福建海岸线曲折绵长，针对倭寇游劫不定而福建军队调遣迟滞，常应对不及的被动情况，他结合福建尚武的特点，主张组建福建民兵。福建地区因倭患甚烈，福建民间逐渐形成了以堡寨为营垒的防御模式，“民众纷纷自卫，竞筑碉堡，习技击，练乡兵。所以从壬子到癸亥，长期抗倭，对八闽人民，无异于实施严格的军事训练，尚武成为风气”
。同时，以族群为纽带，以堡寨为单位的习武自保组织在福建十分常见，据记载：“自平和小坡倡勇于前，漳浦周坡奋勇于后，寡可击众，贼不敢近。埔尾、洋下诸堡，遂纠族人习技击，教一为十，教十为百。少年矫健，相为羽翼，每遇贼至，提兵一呼，扬旗授甲，云合响应。”
百姓习武成为一种常态，当遇到贼寇来犯，当地百姓能自发抗击，甚至形成整个县城守望相助、互为掎角的抗倭局面，如《长泰县志》记载：“长泰人民，竞其自卫。善化里高安乡，团练千余人自守”
，甚至“孺童少妇，皆运石击贼”
，相邻地区遭掠亦“每由高安乡兵赴援，战无不胜。寇望高安赤帜，至于不战而遁”
。显然明后期的倭乱让福建形成了一种尚武自保的社会氛围，戚继光因地制宜，建议福建各县额设民兵，汰弱留强，分班训练，按时检阅。
借助地方士绅耆老与官府合作、采用保甲等形式选练的乡兵，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地方的自保能力。戚继光还借助异地兵员换防福建，或驻防福建之际，让自己所部兵士与福建民间进行武艺交流，创造了福建民间接触军事武艺的机会，相传戚继光部下的藤牌兵曾向漳州地区的乡勇传授鸳鸯阵以打击倭寇，自此藤牌操传入福建沿海地区，故有记“藤牌手出在福建漳州府龙溪县，若责其本府县官用心选募，约得三千人……可以御北狄、征海寇”
，可见这种民间与军队的交流，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福建地区的武艺发展，也无形中促进了福建尚武之风的兴盛。福建习武者既可参军入伍，亦可通过民间结社演武自保，形成了闽地军事、武艺人才培养的良好社会氛围和现实基础。戚继光入闽抗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代福建尚武之风的兴盛，让福建地区拥有了大批军事武艺人才，其中不乏有才能者远赴外省，因战力卓著而声名远播。福建民间的尚武之风至清代时仍十分有名，“闽省文风颇优，武途更盛，而漳、泉二府又在他郡之上，独有风俗强悍一节，为天下所共知”
。福建这种“武途更盛”兼“风俗强悍”的社会风气长久存在，与明代福建抗倭斗争有很大关系，也从一个侧面映照出戚继光等抗倭对福建当地的影响。
福建至今仍保存着很多有关戚继光的遗迹遗存，如福州戚公祠、宁德思儿亭、宁德戚公井、莆田戚公祠、莆田戚继光井、福清戚公祠、连江戚公碑、仙游崇勋祠、闽侯思儿亭、平和慈惠宫、漳浦戚继光表功碑，等等，这些遗迹遗存是戚继光抗倭斗争历史记忆的传承，也寄托着福建百姓对戚继光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同时，福建还保存了很多有关戚继光的抗倭事迹、传说以及相关的非物质文化。
“霞浦沙江曳石”风俗便与戚继光抗倭的事迹有关。据（民国）《霞浦县志》所记：“明嘉靖三（原文有误，应为‘四’）十二年八月，倭寇扰宁，戚南塘参将援兵出安、宁两邑，殆尽，郡城几空。倭寇拟于中秋夜乘虚攻城，参将不得已以曳石计疑之，满城灯光，人声、石声隆隆腾于郊野外，倭寇至塔旺街，闻声急退。明日，戚营大兵回郡，而城以保全，故曰‘太平石’。历二三百年而俗不变，后有良有司亦顺民情而不忍禁云。”
因为倭寇众多，主力军队不在城中，戚继光巧用曳石制造声响迷惑倭寇，致使倭寇不敢犯城，全城得以保全。而“中秋夜曳石之俗，系中下流社会之壮男子及才成童者，人各集一队。选一平面石，方二三尺许，石旁夹以硬木，复以麻绳纠之使紧固。前方系以大麻绳，长数十丈，需强有力者百数十人纤之快跑。后方系麻绳只丈余，选一二扶绳护之。石上坐一健儿，为号令进止者。至小孩，则纤小石，成一小队，行止如前式”
。显然，曳石风俗是霞浦地区青壮年和儿童都乐于参与的一种风俗活动。清代李大琛《中秋夜拽石歌》便描述了霞浦中秋曳石的光景：“一声幺喝千雷鸣，蓦地移山走王屋，又疑广陵生夜涛，万阵狂飙卷怒洑。摩肩鼓掌争权奇，有时欹斜断复续，纵横十里挑烟云，小石见之帖而伏。是时观者如堵墙，满城杂沓相驰逐。”
历时400余年的曳石活动成为霞浦地区的特色民俗，被列入宁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至今也是为民喜爱的重要中秋活动之一。
福建光饼又称“东征饼”“戚公饼”，据说是戚继光为了解决军队便于携带而制作的食物，《闽杂记》所记，“《榕城诗话》载：谢鼎臣《光饼歌》自注：戚南塘（继光）平倭寇时，制以备军行路食者。后人因其名继光，遂以称之。今闽中各处皆有，大如番钱，中开一孔，可以绳贯”
。在戚继光第二次入闽抗倭时，因为倭寇知其威名，刻意躲避戚继光及其军队，流窜并骚扰其他地区。戚继光及将士常需要奔袭追击，为了保证军队能够快速行军，便用面粉制作圆饼，中间有一孔以绳串联，是一种方便携带的行军食物，后来这种面食被福建百姓广泛仿制并称为“光饼”，成为福建当地极具有历史意义的特色食品之一。目前福建光饼主要有建瓯光饼、福清光饼等，其中福清光饼被确定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福建漳州也保存了很多与戚继光抗倭有关的文物及文化，其中漳州市平和县山格的慈惠宫极具代表性。山格慈惠宫背靠山格山（侯山），面朝九龙江西溪上游花山溪。慈惠宫创建于北宋初年，原名马溪岩，又名观音亭，是闽南地区著名的古迹之一，故而山格慈惠宫保存了很多宝贵的文物及相关活动。据考证，慈惠宫主祀的“大众爷公”便是戚继光的化神，而非以前所认为的保生大帝或其他神明，因此，慈惠宫是漳州地区唯一祭祀明代抗倭烈士的宗教活动场所。据《（康熙）漳州府志》所记，“嘉靖四十三年二月，参将戚继光大破倭寇于蔡陂”，当地百姓纪念汤坑蔡陂岭的阵亡将士曾“立忠勇祠祀之”
。这座忠勇祠后来虽被废止，但在平和山格马溪岩（今慈惠宫）依然保留着供奉戚继光等抗倭将士的仪式和习俗。山格慈惠宫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九日都会举办庙会，俗称“大众爷生日”，活动包括“迎猪公”“灵龟归庙”“掷孤米”“吃龟祈福”“演戏酬神”“大鼓凉伞踩街”等一系列民俗活动。山格慈惠宫香火兴旺并分香至台湾等地，故而每年各地的大众爷公庙也都会派人参加山格慈惠宫的大众爷公诞活动，历时400余年，四时祭祀，朝拜不息，成为漳州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也寄托了闽南地区民众期盼国泰民安的心愿，更饱含了福建百姓感念和崇敬明代抗倭英雄的长期情感。2007年，山格慈惠宫戚家军祭祀仪式（漳台乞龟民俗）被漳州市人民政府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又于2009年被确认为第三批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福清伡鼓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福清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表演形式，相传也源于戚继光抗倭事迹。据传，戚继光率军入闽抗倭，迅速击败了盘踞兴化府的倭寇，倭寇残余四处逃窜，戚继光率兵乘胜追击，有数百倭寇窜入福清城南的新厝镇，当地百姓迎合戚家军，高举旗帜，擂鼓敲锣，助威杀敌，倭寇败逃，后束手就擒。为了纪念这次胜利，福清地区便有了伡鼓舞，后经不断演化成了今日的伡鼓舞。清朝末年民国初期是新厝伡鼓舞最为盛行的时期，伡鼓传承迄今已有400余年。伡鼓表演时，四把彩色宝盖凉伞一字形横队领先，钹、锣依次双行纵队居中，由二人推车（直径一米左右的牛皮大鼓放在车上，称作“伡鼓”）、一名鼓手组成的伡鼓殿后压阵击节指挥。每支伡鼓队由数十名舞者组成，“四手”——伞手、锣手、钹手、鼓手，随着鼓点击打的指挥而表演由镲、锣、大鼓等几种打击乐器组成的合奏，形似古代将士出征。这种独特性的文艺表演形式，至今深受福清侨乡人民的喜爱。
福建各地因戚继光抗倭而形成的非物质文化及活动十分丰富，成为福建的地方文化特色，也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亦让今人感受到戚继光在福建地区影响力的深远。
明代倭寇长期侵害福建百姓，终于在戚继光及其所带领的军队帮助下，结束了闽地的倭患。有关戚继光抗倭的事迹和传说长久地留存于福建百姓的记忆之中，戚继光也为当地百姓歌颂和铭记。戚继光及戚家军抗倭时所展现的勇义精神振奋士气、鼓舞人心，让饱受倭患之苦的福建民众重拾了抗倭胜利的信心，激励了当时百姓的抗争精神，让他们也英勇投身到抗击倭寇的战斗之中，无形中促进了福建民间尚武之风兴盛，并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代福建武术的发展，形成了明清时期福建地区文武兼重的社会风气。福建很多地区都有民众为戚继光立碑设祠并且按时祭祀，以纪念戚继光抗倭的功绩，至今福建地区仍保存着很多与戚继光有关的遗迹、遗址、传说等。同时，福建地区保存了不少与戚继光有关的非物质文化，成为当地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古迹文物，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无不说明了戚继光抗倭对福建地区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