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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川
戚继光出身将门，束发从戎，征战一生，王世贞称其“三十年间，未尝一日不被坚执锐”
。在戎马生涯中，戚继光与谭纶相交莫逆，肝胆相照，后人将之并称为“谭戚”。谭纶（1520—1577），字子理，号二华，谭坊（今江西宜黄）人，嘉靖甲辰（1544）举进士，后出知台州，并以其谙熟兵事，调任福建巡抚，又迁抚陕西、四川、两广等地。隆庆二年（1568），以兵部左侍郎总督蓟辽。明神宗继位时，谭纶任兵部尚书。万历五年（1577）四月，卒于任上，谥“襄敏”。考诸谭纶行略，与戚继光在浙东、在瓯闽、在蓟辽皆属同僚，二人有袍泽之义，谭纶还长期担任戚继光上官，在诡谲宦海中多有举荐之功、维护之情。抗倭御虏，经略南北，二人文武调和，功勋著于四海。关于戚继光与谭纶的交游，学界目前鲜有触及，胡长春《谭纶评传》中略述戚继光与谭纶、俞大猷在龙山之战结交
；范中义先生亦对谭、戚二人之交谊有所论及。然戚继光与谭纶交谊之经历尚缺乏详细考述，弄清这些问题，不仅对研究谭、戚二人生平有重要意义，对了解嘉隆间边防、海防历史亦多有裨益。
谭纶其人“沉雄多大略，于书无所不窥，志闲而气愉”
，尝任职南京兵部武库清吏司，颇识兵事。嘉靖三十二年（1553）
，倭寇流犯南京，官员畏敌如虎，闭门不出，唯有谭纶“独毅然请募壮士御却之”
。谭纶募五百壮士赴新河阻截，退来犯之敌，遂有知兵之名。当时是，浙东海防大坏，倭患频发，“十室九罄，千里萧条”，手段残暴，竟“刺婴儿以衅锋，刳孕妇以染锷”
，朝廷遂选良臣镇守浙东。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戚继光因在总督备倭期间“海防之废弛，料理有方；营武之凋残，提调靡坠”
，调任浙江都司佥书。是年八月，谭纶调任台州知府。
谭、戚二人此时虽同在浙江为官，均属总督胡宗宪麾下，但二人订交之时却并非此时。八月，谭纶到任，前任台州知府宋治正与倭寇战于大陈岛，遂直奔战场，困敌月余，援兵到来后剿灭倭寇。十月，受命清剿天台山中倭寇，后又剿灭窜犯宁海之倭。数月之间，迭传警讯，沙场周旋，靡有暇日。
戚继光与谭纶订交，当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七月总督胡宗宪举荐其出任宁绍台参将以后。参将主要是演练水军，设立水寨，整修战船，平时备战，战时作战。谭纶、戚继光，一为知府，一为参将，分属文武，又都有防御倭寇、镇守一方之职，二者当多有配合，二人当在戚继光到任宁绍台参将之后便有接触。
最早有明确记载的戚、谭并肩作战的时间，在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四日。“时季秋朔有四日，中丞阮公鹗亲督参将俞公大猷暨家严，与贼战于龙山，三捷之。贼夜遁，乃督诸部兵追至缙云，复胜之。仍追至桐岭，又转战雁门岭，误中其伏。贼夹击，诸部兵皆却走，惟谭公纶与家严二军不动，贼遂不敢轻犯，然无援，亦不敢穷追，贼乃由乐清遁海而去。”
“家严”，这里指戚继光。明军会合俞大猷、戚继光、谭纶等精锐，迎击倭寇，至雁门岭中伏，诸军败走，唯有谭、戚二部不动，遂使倭寇不敢犯，戚继光与谭纶由此成就一段铁血情谊。此时，谭纶37岁，戚继光29岁，俞大猷53岁，三人交流作战经验，探讨应敌方略，志气相投。俞大猷称，“昔者倭乱初殷，公（即谭纶）慨然以戡平自任，苦无同志相资。乃于呼吸纷纭之际，遇猷及南塘戚公，上下议论，以安社稷、济苍生事业皓首相期。我二人者咸能信公，公亦能信我二人，遂定交焉”
。战后，戚继光痛感卫所之兵缺训练，无节制，不堪大任，远调客兵则靡费甚多，且纪律败坏，为祸地方，遂上疏，拟练新兵。戚继光慨陈：“况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材勇？诚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可省客兵岁费数倍矣。”
谭纶亦有此看法，以为“（客兵）统驭非人，所在骚扰，百姓厌苦，言官建议，诏下有司训练土著之兵，以省征调之害。此诚庙谟之至计，东南地方之厚幸也”
。有鉴于此，谭纶提议招募壮士，练兵千人，“立束伍法，自裨将以下节节相制，分数既明，进止齐一，未久即成精锐”
。
嘉靖三十六年（1557），戚继光编练新军，谭纶先后在隘顽所、栅浦击溃倭寇。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为剿灭王直余部，胡宗宪发动岑港之战，戚、谭二公再次相会于战场。但因岑港地形复杂，水网密布，倭寇据险死守，明军仰攻难下，加之海边雾气弥漫，引发士兵疾疫，陷入对峙。当时，正值春汛，新倭泛海而至，侵扰台州，谭纶回防，不久戚继光驰援台州。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因岑港久攻不下，戚继光、俞大猷被革职。亦在此时，戚继光遇到了谭纶。戚继光在《止止堂集·愚愚稿下》记载：
某日，在于戍城之万寿寺山门前，遇台州郡守宜黄谭二华公，握予手，叹息久之。予曰：“岳武穆起自行伍，韩淮阴用自亡旅。其功业至今何如也，而卒皆不得其终。予之受国豢二百年矣。与韩岳二公为孰久？其功业之卑，又万非二公之比也。计其参看之祸，与二公又孰为重轻？乌有所谓叹息也哉。”傍有他客，哂而责予曰：“山东人多呆气，信然乎！”
谭纶长戚继光八岁，如兄长般对其多方开解。戚继光大受感动，自抒胸臆，欲比追韩信、岳飞，为国建功，以致旁客责之“山东人多呆气”，足见二人情深。
嘉靖三十七年闰七月，谭纶以“治行第一”被举荐为浙江按察司副使，兼巡视海道副使，开府宁波。海道副使，专为备倭设置，有防捕海盗之职，它“与备倭都司一起，为省级层面负责沿海海防、备倭事宜的最高职衔”
。谭纶由此成为戚继光的上官。谭纶到任时，岑港之战结束，俞大猷、戚继光皆驻扎宁波，三人“矢心协谋，共商时事，不以文武自异”
。三人所谋正是编练精兵。谭纶大力支持戚继光的练兵计划，戚继光《蓟门述》中“但称练土著，伊谁为之筹？……当日主此盟，惟有谭郡侯。转瞬蔚如云，士气横南州”
。谭郡侯，即谭纶。
戚家军成军后，在谭纶的领导下，在浙东战场屡建功勋。如桃渚之战，双方合力击敌，“时贼攻所城甚急，几至陷殁。总督军门檄谭纶往应之，纶至，入所城，与戚继光合攻之，俘斩颇众”
。海门之战，两军协力追歼，“冒雨提兵，次第督发，仍檄会副使谭公部兵取径路趋之”。新河之战，“余孽狼狈水窜南岸，宿于铁场山，将由太平走乐清。家严语谭公曰：‘贼胆落矣，宜急追之。’时连雨，水涨没道，家严偕谭公亲同士卒跋涉”
。嘉靖三十八年（1559）冬十一月，戚继光还与谭纶一起驰援台州，防备自福建流窜的倭寇。倭寇闻谭、戚二公兵在，望风而遁。此月，谭纶、戚继光携童仆游天台山，宿国清寺，登桐柏宫，宿华顶峰，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嘉靖三十九年（1560）朝廷擢谭纶为浙江布政司右参政，仍兼巡海副使，戚继光也转迁台金严参将，并于次年因台州大捷而升任都指挥使。不过，此时谭父病故，谭纶返乡丁忧。
嘉靖四十年（1561）三月，谭纶回到宜黄守制，四个月后，闽、广寇兵流窜江西，又将两位东南抗倭的宿将联系在一起。这股寇兵的首脑是嘉靖三十七年作乱广东、福建等地的张琏。张琏，饶平县乌石村人（今属广东潮州），杀死族长，抗缴租税。尝刻一石玺，上书“飞龙传国之宝”，诡称泅水而得之，与郑八、萧晚等集众起义。知县林丛槐亲自招抚无效。后称帝，“改元造历，开科署王侯、丞相诸官。所居有黄屋朱城二重，聚众十万，纵掠汀、漳、延，连及宁都、连城、瑞金，攻陷云霄、镇海卫、南靖诸城”
。
寇兵当时主要活动在福建、广东，至嘉靖四十年闰五月，流窜江西，大肆劫掠。此股寇兵“九千人分寇江西，其由赣州羊角水堡入者，径抵万安，直犯太和，副使汪公一中遇害，仍延住月余，由原路大肆焚掠而去。其寇吉安之永丰者，傍石城、瑞金一带，攻据东山，突过广昌，由乐安抵永丰，与前贼合党攻永丰，又攻新淦之永市镇，延住五十余日，仍自原路饱欲而去。其自南丰入者，寇宜黄，破崇仁，复转宜黄，仍由南丰而去。六月二十七日，江西又流寇一伙五百余，由崇义寇龙泉，冲劫万安、太和、永新、庐陵等处及新淦之河，均分劫群邑，大肆剽掠”。更“有袁三者结党劫众，乘机作乱，连破广信之玉山、永丰，延住四十余日，自分水斩关而去”。江右之地“郡县瓜残，疮痍载道，官兵缩首，黎庶争遁”
。彼时谭纶在家守制，桑梓之地两度遭贼寇侵袭，无奈避祸抚州城。谭纶数次致书戚继光，期望其能够亲自率领戚家军援救江西，显示出对这位沙场战友的绝对信任。
嘉靖四十年八月，寇兵林朝曦再率万人进入抚州，分兵三处，攻略诸县。饱掠之后，又呈掎角之势，围困抚州，官兵连战连败，千户李琼战死沙场。一时间，金溪、南城、进贤皆有寇犯，处处闻警。正在此时，胡宗宪命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增援江西，战前戚继光上《兵机要略》，条陈谋必胜、请监军、明调度、鼓募兵等十事。九月，戚继光升任都指挥使。十月，经过充分准备后，戚继光率军增援江西。十月九日，戚继光接到挚友谭纶书信。面对旧友，谭纶沉痛泣血，感伤万分，称乱兵“在宜黄者充斥四境。既焚我居，复及我廪，先世所遗已幻作虚空世界，不孝仅以身免。避难抚城，且逾两月，陈蔡滋味则备尝之矣”。如此肺腑之言，唯相交莫逆者方会如此自陈胸臆。谭纶对戚继光的到来信任十足，殷殷期待，信中称“忽闻暂借旌麾，西江人士欢声若雷……十三郡人士待公以更生者不啻倒悬……知公磊落奇伟，急以救民为心，必不吝此巍巍功德。故敢正命于公，万代瞻仰，在此一举。惟卷甲兼程从天而下，则数万之寇平于一旦，麟阁之功垂之千载，帷公是望也”。将江西乱情托付戚继光，表现出对戚继光领兵能力、戚家军战斗实力的完全信任。信中谭纶也毫不遮掩，将自己的担忧表达出来，他担心贼寇因为戚家军来，便四散而逃，等戚家军去后，又云聚作乱，因此谭纶建议，“乘其聚而击之，此万全之策也”
。戚继光领兵在外，军事行动本不容他人置喙，但谭纶却坦诚建议，实在是因二人交谊深挚，戚继光不会介怀。
十月十六日，戚继光率兵抵达信州，这时谭纶已经知道戚继光出兵，又有书信。信中对戚继光的到来极为欣喜，“节钺已入信州，喜宜人更生且有日矣”；对戚家军平定乱军，充满信心，“虽然彼乃癣疥之疾也，一入国手，当信宿奏效……残寇尚在廖坊……以明公勇略，此直囊中物耳”；并就戚家军作战，提出建议，“会当事者请公分兵二之，可分与否……但欲趋南丰，则莫如宜黄便者。从中驱出，既足保民，且寻间道邀之，亦易成功，第以神速为贵耳”
。戚继光亦不负谭纶期望，先后在弋阳、建昌击溃贼寇。
戚家军于嘉靖四十一年三月，回师浙江。此番援救江西，拯救了谭纶的故乡宜黄，家乡父老生活暂时安宁，两人关系也更进一层。不过此次戚家军在江西作战，正如谭纶预料，贼人望风而逃，退出江西。但因戚家军未及歼灭主力，不久又蚁聚。朝廷随即令守制在家的谭纶夺情起复，以原职统领浙兵，同俞大猷、刘显一同进剿张琏贼兵。谭纶“衣铁衣跨骝，同猷（俞大猷）驰驱，旬日之间，攻破数巢，追剿余党。途遇骤风暴雨，斩木为栅，芟草为褥，手足胼胝，泥浊污漫，同诸士卒卧林中”
，并最终取胜。
嘉靖四十二年（1563），谭纶再次夺情起用，任福建布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副使，未及到任，又升福建巡抚，俞大猷则升任福建总兵，戚继光任副总兵。当时福建有南北两股倭寇数万余众，与闽地军力相当，谭纶称“今所恃惟戚兵与杨文兵耳，戚兵新集，必须约束一月，杨文兵已更催之。今朝廷重在南寇，必二兵相合，径趋平海”。
于是，俞大猷列营困敌，专待戚家军到。然而，戚家军多为新募之兵，戚继光一边行军，一边练兵。纵敌情急如星火，谭纶依然不加催促。俞大猷围而不攻，戚继光行进较缓，一时议论纷纷，唯有谭纶深知二人。俞大猷寄信戚继光，“猷与贼对垒，不肯轻战，专候公大兵至，并力收功。世人皆以猷为怯、为迂，惟谭二华及公能识猷心。贼在数日欲遁，愿公速至。人皆以为公迟，亦惟二华及猷能知公之心也”
。
谭、戚二人将帅同心，对彼此都有着十足的信任。四月十三日，戚继光抵达福清，立即上书谭纶，以为当时戚、俞、刘三军汇聚，协同配合、战后分功等皆是问题，最好是三营将士歃血为盟，各分一路，攻击敌营。在四月二十日的平海卫作战会议上，戚继光提出，“俞、刘二君拒贼数月，今一旦取而有之，彼何以堪？愿请身当中哨，刘、俞犄角，功赏共之，不敢颛”
。面对两位总兵官，戚继光只是副总兵，主动担当中路军，总会令人觉得是在抢功，但却是戚继光基于战场判断的肺腑之言。谭纶也没有半分犹疑，全面采纳了戚继光的建议：“以副总兵戚继光、统督把总胡守仁等部下官兵为中哨冲锋……仍悬赏冲锋银二万两，以鼓作士气。”
此战，大获全胜，戚家军斩首1220级，救回被掳男女2000余人，俞、刘二军亦多有斩获。至五月二十日，谭纶上《倭寇暂宁条陈善后事宜以图治安疏》，推戚继光为武将首功。
仙游之战，是戚继光与谭纶在福建抗倭时期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十月，因平海溃逃倭寇掠夺财物甚多，倭寇趁秋汛，伺机登陆福建，劫掠仙游。一月间，戚家军与倭寇交战12次，皆胜之。谭纶与戚继光商量水陆防御计划。戚继光将自己所思所想和盘托出，谭纶多有采纳。十一月初七，真倭万余在仙游四方结营围攻，城中守军不足五百。彼时戚家军尚未集中，兵力薄弱，戚继光一面骚扰牵制，一面张网以待，并调三千水兵为陆军火速增援，催促回浙轮休的戚家军赶来应敌。谭纶“亲填令票，号令俱听家严（戚继光）节制”。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戚继光的指挥下仙游之战打响，四大倭巢相继被破。随即，倭寇四散，戚继光、谭纶将帅配合，先后取得王仓坪、蔡陂岭等战役的胜利。此后，福建倭患基本靖平，“自后倭寇脱归者，始知犯华不利状，于是乎倭寇不敢复窥八闽矣”。
福建抗倭，戚继光与谭纶心意相通，戚继光视谭纶为好上司，对其从不讳言；谭纶也视戚继光为好下属，总是反复参详其议，多加采纳。戚继光信任谭纶有容人之量，谭纶也信任戚继光统兵之才。与朝廷的奏疏中，谭纶对戚继光极尽溢美之词。仅列数则，便可知一二：
忠诚懋著，文武兼资，貌虽不逾中人，才则可将十万，南北将官号为节制之师，而收堂堂正正之效者，诚未见其比也。第其秩虽都督，官才副总，殊未足以展其千里之才而慰八闽之望。
居宦成而志气愈励，乘战胜而智虑益精，冲瘴疠之乡，冒风雪之会，劳苦不暇身，谋解仙游之困，伐漳浦之谋，全活何可数计。西贼愁闻，不啻仲淹之风烈；南人不反，庶几诸葛之天威。比年虽已三见荡平，而此举实为万代瞻仰，功当首论。
鞠躬尽瘁，用兵如神。驭众而分数愈明，处胜而机事益密。批亢捣虚，彼丑畏之如虎；除凶雪耻，斯民望之如云。全师奏凯，兵不留行；一战成功，贼无噍类。岂徒振古之骁将，实为当今之虎臣。
精忠殉国，妙略通神。宦成而志不渝，战胜而机益密。彻桑于阴雨之先，预事而立；射隼于高墉之上，好谋而成。俘馘何啻千群，劳苦岂云万状。部中赖其保障，居然衣冠文物之故乡；海外惮其威棱久矣，礼义诗书之宿将。宜加上赏，用答元功。
在这些奏疏中，谭纶充分肯定了戚继光对朝廷、对百姓的忠诚，即“精忠殉国”“忠诚懋著”，其具体表现则是“冲瘴疠之乡，冒风雪之会，劳苦不暇身”。其次，谭纶激赏戚继光谋略过人，作战有方，“彻桑于阴雨之先，预事而立；射隼于高墉之上，好谋而成”“妙略通神”“处胜而机事益密”。甚至将其比之为范仲淹、诸葛亮，所谓“不啻仲淹之风烈”“庶几诸葛之天威”。再次，谭纶还着重强调戚继光在抗倭战场上屡立奇功，“部中赖其保障”“全师奏凯，兵不留行；一战成功，贼无噍类”“谋解仙游之困，伐漳浦之谋，全活何可数计”，并极力举荐戚继光，以为要“其秩虽都督，官才副总，殊未足以展其千里之才而慰八闽之望”“宜加上赏，用答元功”。正是在谭纶的举荐下，戚继光擢升福建总兵官，管辖闽中七州一府，及浙江的金华、温州二府。嘉靖四十三年（1564）四月，福建地方倭寇基本已经平定，谭纶再次提出回乡补制
，戚继光与谭纶各自东西。二人缘分不断，隆庆二年（1568）谭戚二公聚首蓟镇。
戚继光在谭纶离任福建巡抚后，继续担任福建总兵官，与俞大猷合作取得南澳之战的胜利。彼时，戚继光虽为福建总兵官，但其尚兼管惠、潮二府，并伸威营（江西南、赣二府）。谭纶在守制结束后，先后督抚陕西、四川、两广。隆庆元年（1567），北方鞑靼不时袭扰，朝臣建议调谭纶、俞大猷、戚继光督练边兵。
十月，明廷调戚继光入京协理戎政，却只授其神机营副将。若非谭纶调任回京，极力举荐戚继光，恐怕年方四十、正当盛年的戚继光就要在京营蹉跎度日。隆庆二年三月，谭纶调任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谭纶抵京一月，呈奏《早定庙谟以图安攘疏》，全面谋划蓟辽防御。在此疏中，提及最多的便是戚继光与戚家军：
将臣与总兵官戚继光行取赴京，住扎昌平，训练三万燕赵之士，委以地方之寄，俟其三年有成，责之游兵破敌。……以神机营副将戚继光……加以总理蓟辽保定等处练兵总兵官职衔，前来总理训练之……其总兵官戚继光，仍乞给以敕印旗牌，使得便宜行事，蓟辽、昌平、保定等处总、副、参、游等官，凡受臣节制者，并受戚继光节制，戚继光仍受臣节制，凡戚继光有所施行，府州县官而下，不得阻挠，违者听臣参奏处治。如此，则阃外之权既专，将军之令自肃，积弱可振，殊效可臻，北边不足平矣。
疏文中，不仅荐戚继光为蓟辽保定等处练兵总兵官，并给予其最大限度的练兵自由，“凡受臣节制者，并受戚继光节制”“府州县官而下，不得阻挠”。五月，戚继光受诏总理蓟昌辽保练兵事务。明廷敕命中有“兹总督谭纶具奏以都督戚某总理练兵，已经议允。朝廷以尔素有威名，今特命尔总理蓟、昌、辽、保军务，自总兵以下，俱听尔节制，其余文武大小官员，俱不许干预阻挠”
。正是在谭纶的保举之下，戚继光得以施展才华。
戚继光、谭纶两位至交好友、沙场宿将在蓟镇共事大约两年半，至隆庆四年十月，谭纶受命协理京营而分别，但他们整顿北疆防御贡献良多。总结起来，兹有两点：一是训练车营，配合步骑，系统防御。谭戚到来前，边军“苦于饥寒，疲于力作，困于诛求……素习株守，未尝勒战，马更疲瘦，不堪鞭策”
。面临危局，戚继光与谭纶着手打造车营，谭纶称“今日破虏之策，决非车战不可”
。戚继光也表明，“虏之长技在冲突，我之所短在不能用车”
。取胜之法正在“车步骑三者俱备，而相须为用”。
二是修建敌台，抵御北虏。修建敌台是戚继光在抗倭战争时积累的御敌经验，据范中义先生考证，戚继光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解桃渚之围时所修建的两座空心敌台，是我国修建于城池之上空心台之滥觞
。戚继光于隆庆二年底上疏，提议在蓟镇、昌平，修建敌台三千座，三年完成。隆庆三年正月初一，谭纶上《增设重险以保万世治安疏》，内容与戚继光《请建空心敌台疏》大致相当，只是对敌台大小略有调整。修建敌台由戚继光动议，谭纶支持并主持此事，戚继光则全面落实修建事宜
。《汤泉大阅序》称：“旧制府宜黄谭公措置边事，以宜久安为后世法，乃疏建骑墙空心台。”
后谭纶、戚继光等考虑朝廷财政情况，又反复实地勘验，凡不能通马的险隘之处则不建，修建总数遂削减为一千五百座
。“十四路楼堞相望，居然虎豹之关；二千里声势相援，允以金汤之固”，张居正充分肯定空心敌台的军事作用，“筑台守险，可以远哨望，运矢石，势有建瓴之便，士无露宿之虞，以逸待劳，为不可胜，乃策之最得者。”
陈第《塞外烧荒行》诗云：“隆庆二载谭戚来，文武调和费心力。从前弊政顿扫除，台城兵器重修饬。迄今一十五年间，闾阎鸡犬获苏息。”
是对谭、戚二人配合无间、防御蓟辽的真实写照。谭纶调回京城后，戚继光威慑北疆，“边草岁绿，百谷时登，尺土寸壤皆成膏沃，因而黍稷蔽野，牛羊塞川……而且商旅日通，市廛日盛，生息日蕃，礼乐弦歌日作”
。
戚继光与谭纶，一文一武，一生胶东，一生江右。二人却在抗倭御虏的战场上，合作无间十余载。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则，二人皆是忠贞爱国之人，志向相同。戚继光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为志向，谭纶以“和衷任怨，共摅报国之忠；推功让能，务济公家之急”
为人臣第一义。抗倭前线，戚继光力战多年，只求“建旄天著象，持宪海无波”
。谭纶抗倭，亦只求“开八闽之太平，纾九重之南顾”
。在蓟镇，戚继光有“还为国步推豪俊，誓向祁连勒马回”
之雄心；谭纶亦有“俘馘万计，令匈奴不敢南牧”
之志向。二则，二人皆是久历沙场之宿将，谙熟兵法韬略，彼此敬重。雁门岭中伏时，诸军皆溃，“惟谭公纶与家严二军不动，贼遂不敢轻犯”
。在练兵练将、训练车营、修建敌台等方面，二人也都观点相类，堪称知己。戚继光身为武将，却于礼乐诗书，皆有服习，知礼义，通经术；谭纶虽世代簪缨，身在儒林，却能亲冒矢石，不避刀剑，自陈“讨虏征倭，或竟日而不食，或连朝而披甲，或数月而不得卧榻，或终朝马上而待旦，或一日而走数百里之遥，或一月而涉千万里之远，任风雨霜露，身无于衣”
。三则，在宦海沉浮中二人早已是文武一体，彼此信任，互相帮助。戚继光曾击退围困江西的贼寇，解救谭纶的家乡；谭纶亦曾在福建、蓟镇多次举荐戚继光。戚继光在蓟镇修建空心敌台惹来朝中非议，时任京营把总杨承业称“敌台一事，都下万口一词，皆云无益，徒累军逃死，且砍伐树木，为后藩篱之损”
。谭纶收到戚继光报告后，即刻上疏，请朝廷派员勘验敌台之效，甚至请求朝廷另派要员督办此事，维护之意，溢于言表。
正由于二人志向相同，才学相当，又是长期共事，精诚合作，后人将二人并称“谭戚”。领军时，二人并辔齐驱，纵横沙场；闲暇之时，谭、戚亦曾把臂同游。然盛衰有时，人事易迁，谭纶返京后，二人再少见面。万历五年（1577）谭纶卒于兵部尚书任上，戚继光闻之，沉痛不已，发出“知公者某，成某者惟公”的深切感怀，祭文中回述他与谭纶交往的时光，并称“独以国士待某”
。谭纶去世后一年，戚继光登览塞北城墙，又想到谭纶，写出“流波夜逝无同调，白雪春消独少伦”
。斯人已同流波夜逝，宛如春来雪消，站在自己身边的人中已经少去了一位挚友，又怎能不令人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