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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运虎 朱亚非
明朝中后期，倭寇不断入犯我国东南沿海以及近邻朝鲜等地，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面对倭寇的肆虐，明朝加强了对东南沿海的防御，配置了精锐的部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将帅。这其中，戚继光与邢玠先后指挥过国内抗倭与抗倭援朝战争，并取得胜利，基本消除了百年来猖獗的倭患。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孟诸，登州人，明朝将领。戚继光出身军户，奉命戍守浙江和福建10多年，招募士兵组成戚家军，练兵严格，军法严厉，创立新战术，注重武艺训练，多次击败倭寇，肃清闽浙的倭乱，战绩彪炳，从参将多番转迁，升任福建总兵。后来戚继光受命镇守北方边境防范蒙古，得到首辅张居正和兵部尚书谭纶的信任，担任蓟镇总兵14年，重修长城，建造塔楼加强防务，官拜左都督，加封少保兼太子太保，地位显赫。著有《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详细记述其行军练兵的经验与战术。
邢玠（1540—1612），字搢伯，一字式如，号昆田，明代青州府益都县（今山东省青州市）人。穆宗隆庆五年（1571）进士，授密云知县。神宗万历三年（1575），擢浙江道御史，巡按甘肃，后历任河南按察使佥事、陕西按察使、大同巡抚等职，于边疆重镇多有建树。万历二十一年（1593），晋为南京兵部右侍郎。万历二十二年（1594），以兵部左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川贵军务，平定播州之乱。万历二十五年（1597），奉旨以兵部尚书，总督蓟、辽、保定视师朝鲜，至次年底将日本侵略军逐出朝鲜。论功进少保兼太子太保、荫一子锦衣卫指挥佥事。征尘未洗，旋因辽东事紧进驻辽阳，至万历三十年（1602）始卸任。著有《经略御倭奏议》《崇俭录》等。
通过整理史料可以发现，戚继光与邢玠在隆庆五年至万历三年（1575）间同在北方边疆任职，戚继光任蓟镇总兵，邢玠任密云县令。二人在此期间有过不少交集，本文主要梳理他们的交往史实，期望有益于明代军事史、地方史研究。
国家图书馆藏《练兵实纪》九卷，为明代戚继光撰、万历二十五年邢玠刊本。邢玠为其撰写了《重刻〈纪效新书〉序》
，现摘录如下：
《纪效新书》者，前大将军孟诸戚公所著也，后更推演为《练兵实纪》。余令檀时，适公镇蓟。犹及与公周旋，每从公行间，睹壁垒、旗帜，无不曲中有法，退未尝三不叹服，公真有古名将风！其二书凿凿行之，非空语无事实者。而会是时，虏酋慑公军，新受款，十年之内，靡敢以一矢相加遗。公缓带凭轼，以观诸军之超距为戏，而无所见斩卤功用。是世之称戚将军者，皆盛推其功在南，而不知其功在北；皆言其善用南兵，而不知其妙在能以南法练北卒。今观《（纪效）新书》，自练伍至水兵凡十八篇，皆行之闽者也；《（练兵）实纪》自练伍以至练将凡九卷，皆行之蓟者也。……
顾闽之功可迹，而蓟之功不可迹；可迹者伐敌，不可迹者伐谋。用南以练南而南张，用南以练北而北劲；用练以战而战之功在一时，用练以不战而不战之功在百世。迄今闽、粤、浙、直之间，横海楼船之师雄于海上，渔阳上谷台堡之卒推为军锋，皆公之余烈也。……
余别公二十余年，而以属国之难，出督于兹土，巡行昔日从公周旋之地，低徊不能去。诸将士有及事公者，有不及事者，咸思起公于九京。而余则谓能读公书，能用公法，公固在也。乃檄工为重梓二书，以授诸将士。余犹忆为令时，尝与公深言兵法，公亦壮余，掀髯为余论用兵要渺，且笑曰：“将兵者，余辈事。将将者，异日公等事。”今读公书，固不无山阳之感，亦不胜钜鹿之思矣。聊次第而题之简，若夫二书之旨要，元美之序及公自序详矣，兹不具论云。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日军再度入侵朝鲜，朝鲜紧急向明朝求援。二月，明朝再次议定援朝征日，以麻贵为总兵官，统率南北诸军。三月，以兵部侍郎邢玠为兵部尚书兼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战争刚开始的几个月，邢玠作为经略在后方筹集钱粮物资、调兵遣将，也即是文中提到的“余别公二十余年，而以属国之难，出督于兹土”。这里的“兹土”，指的就是戚继光当年驻守过的蓟镇。邢玠带领着将士们来到这里，睹物思人，想起了以前与戚继光共事的时光，于是“低徊不能去”“咸思起公于九京”。邢玠认为，只要能熟读戚公的书籍，掌握戚公的兵法，戚公就仍然陪伴在他们身边。于是他下令重新刊刻二书，分发给众将士阅读。这本书的重新刊行，对明军将士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从序中来看，邢玠对戚继光评价甚高。当时有人指责戚继光在蓟镇碌碌无为，邢玠对此予以驳斥，认为蓟镇长久以来的安宁，正是戚继光苦心经营的结果：“顾闽之功可迹，而蓟之功不可迹；可迹者伐敌，不可迹者伐谋。”“用练以战而战之功在一时，用练以不战而不战之功在百世。”他还认为，现在国家拥有的最精锐部队，都受益于戚继光的练习之法。“迄今闽、粤、浙、直之间，横海楼船之师雄于海上，渔阳上谷台堡之卒推为军锋，皆公之余烈也。”
“庚戌之变”以后，明朝北部边疆的防守变得愈加重要。隆庆元年（1567）八月，给事中吴时来上疏，请求将剿倭有功的谭纶、俞大猷、戚继光调往北方。隆庆二年（1568），谭纶出任蓟辽总督，戚继光以署都督同知总理蓟、昌、保定练兵事务。隆庆元年三月，又改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张居正在谈及蓟镇防务时曾说：“大抵蓟镇之势与他镇不同，其论功伐亦当有异。盖此地原非边镇，切近陵寝，故在他镇以战为守，此地以守为守。在他镇以能杀贼为功，而此地以贼不入为功。”
戚继光入主蓟镇后，适应朝廷“以守为守”的方针，着手进行练兵和修筑长城两项事务，即“驻重兵以当其长驱，而又乘边墙以防其出没”
。
戚继光针对敌我军队的特点，扬长避短，组建了10余座车步骑营。车步骑营是一种特殊的作战单位，既能重点防御，也能主动出击。车营配有佛郎机、大口径火炮、鸟铳、火箭等火器，能够对敌方形成火力压制。同时每车有1.5丈的挡板，可以抵御箭矢，排成队形也可以抵御敌方骑兵的冲击。当敌方败退时，也可以快速组织骑兵队进行追击。戚继光还建立了三座辎重营，均能攻能守，负责保障后勤以及机动支援。为了保障军队的战斗力，他花了大量心血在练兵上，从精神到技术，从武器到队形，从单点防守到分区协防，形成了一整套体系。戚继光还调了几支素有训练的南兵来蓟，增强了蓟镇的军事实力。
蓟镇的长城从洪武时期就开始修建了，并在“土木堡之变”“庚戌之变”以后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戚继光上任以后，立即着手修缮残破单薄的边墙，并创造性提出修建“空心敌台”以防范入侵。空心敌台多设于交通要冲，骑墙而立，二台相应，左右相救，连为一体。台基与边墙齐平，中层储备物资、供士兵休整，并设置箭窗便于发射火器，上层则为楼橹，四面环以垛口。这样的设计集扼险、瞭望、报警、远战、近战、补给为一体，提升了长城的综合防御能力，充实了原本单薄的防线。
密云县处于蓟镇防线的西段，被誉为“京师锁钥”，拥有古北口等多处险要关隘，同时也是蓟辽总督驻地，可谓军事重镇。隆庆至万历初年，戚继光重新规划蓟镇防区，共设三区十二路。整个密云归属西部防区，设协守西路副总兵一员，节制墙子、曹家、古北口、石塘四路。据《四镇三关志》记载，蓟镇共建边墙1474里，而墙子、曹家、古北口、石塘四路边墙共789里，占总长度一半还多。起初，西路副总兵、总督标下各建一车营，分别驻扎石匣、密云，另建一辎重营，也驻密云。后额定十二路均设车营，于是密云境内的军事活动更加频繁。
邢玠于隆庆五年被任为密云县令，直到万历三年离任，这段时间也正是戚继光在蓟镇练兵、修墙的时期。总督府、兵备道、协守副总兵营、振武营、永胜营、辎重营等公署，也都在密云县城内。邢玠当时目睹过蓟镇雄兵的风采，他在《〈纪效新书〉序》中写的“余令檀时，适公镇蓟。犹及与公周旋，每从公行间，睹壁垒、旗帜，无不曲中有法”“公缓带凭轼，以观诸军之超距为戏”等句，印证了邢玠曾跟随戚继光阅视、操练军队。蓟镇诸军的军容气势使邢玠深为叹服，而遇有空闲，戚继光也会与他交流兵法。“余犹忆为令时，尝与公深言兵法，公亦壮余，掀髯为余论用兵要渺，且笑曰：‘将兵者，余辈事。将将者，异日公等事。’”由此可见，二人的交往是非常深入的，相处起来也是比较融洽的氛围。戚继光鼓励邢玠说，统领士兵，是我等将官要做的事。而统领将帅，则是以后你们要做的事。这句话果然成真，邢玠后来历任大同巡抚、川贵总督、蓟辽总督等职，不愧为“将将者”。可以说戚继光的鼓励对于邢玠的仕途进步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那么邢玠有没有参与长城的修筑呢？可能性是存在的。戚继光对于蓟镇边墙的维护贯穿了他的整个任期，因此邢玠作为地方官是有机会参与修缮的。至于空心敌台，它的修建可以划分为三期，隆庆三年（1569）至隆庆六年（1572）为第一期，万历元年（1573）至万历三年（1575）为第二期，之后到万历九年（1581）为第三期。隆庆三年春至隆庆五年（1571）春，蓟镇西自石塘岭，东至山海关，共修完818座。蓟、昌二镇共修完1017座。隆庆六年四月，时任蓟辽总督的刘应节在疏中提到，密云道所辖石、古、墙、曹四路共修327座，蓟镇总共修931座。隆庆六年底至万历元年，戚继光及汪道昆先后请求在滦河以东、居庸以西继续修建敌台200座。《四镇三关志》则记载，隆庆三年至万历元年，密云道石、古、墙、曹四路共建敌台343座，蓟镇共建1093座。结合邢玠在密云的任期，他经历了第一期工程的末尾和第二期的大部分。隆庆六年四月至万历元年，密云增建了16座敌台，邢玠一定是积极参与的。至于第二期工程，则是针对滦河以东、居庸以西进行的修建，并不包括密云地区。
谭纶、刘应节分别于隆庆三年十二月、隆庆五年八月上疏，奏报修筑空心敌台的有功官员。谭纶提及的多为总兵、副总兵、兵备、参将、游击、提调等官职，不过刘应节在疏中提到“知县刘爱”
等人，说明后来的修建也有知县的参与。刘应节此疏上后，密云地区又增建了空心敌台10余座，此时邢玠作为新任密云县令参与其中，是理所应当的。修建敌台所需的大部分人力、物力、财力都是由军队负责，因此邢玠若是参与了修台工程，更可能是负责保障交通、保障后勤或者监督工程等。此外，刘效祖《重修密云县碑记》中记载，“会制府奉乘障之役，诸戏下营帅俱有羡材，于是邢君请以济凝度……工起万历元年十月”
。这从侧面证明，在邢玠任期内，密云确实有修筑长城的工程。值得一提的是，邢玠还参与过辽东城墙台堡的检阅。万历元年，辽东全镇修完城堡、铺城、关厢、边墙等，请求检阅工程。同年七月，阅视侍郎汪道昆在《叙录效劳官员疏》中提到，“密云县知县邢玠勘视锦义”
。也从侧面印证了邢玠应该参与过蓟镇长城的修建。
戚继光与邢玠共同参与过密云河流的治理。光绪《顺天府志》记载：“（隆庆）四年修密云县旧坝、西坝……自沙峪沟至西门外名旧坝，凡六百丈有奇。至城北名西坝，凡三百五十丈有奇。自唐家庄至西河名河西西坝，凡百丈有奇。各高三丈。明中丞刘应节，都护戚继光，知县邢玠，中军张爵、徐枝，副将张臣、董一元同筑，后圮于水。”
雍正《密云县志》则记载：“旧坝，县南，自沙峪沟至西门外，六百余丈。西坝，自城北至西门外，三百五十余丈。河西西坝，自唐家庄至西河□，一百余丈。高各三丈五尺。隆庆四年中丞刘应节，都护戚继光，知县邢玠，中军张爵、徐枝，副将张臣、董一元等同筑，后节年水患冲塌浸没城基。”
密云县地理位置特殊，城东为潮河，城西为白河，两河自北向南流，交汇于顺义的牛栏山。如遇降雨量大的季节，两河往往泛滥成灾，淹没田庐，危及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余有丁的《密云疏河记》记载了此次治河的背景及过程，他写道：“岁甲寅大雨贯秋，诸山水灌输其中，于是两河离常流，延道尽弛，夹城而下。城受啮将弹为河者数数矣。”
查阅《顺天府志》《密云县志》，都记载过密云大雨冲坏城池的事情。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嘉靖）三十三年秋……密云大雨，潮河北决，坏城东南隅、西北隅。”雍正《密云县志》记载：“明嘉靖三十三年潮、白二河水泛，冲塌旧城东南角、西北角。”光绪《密云县志》写道：“（嘉靖）三十三年大雨，潮河、白河决，坏城东南隅、西北隅。”
隆庆四年（1570）十月，刘应节接替谭纶出任蓟辽总督，驻节密云。他考察了当地的地形，认为密云城位于潮、白二河之间，而地势较低，一旦河水溢出危及城墙，无异于将百姓弃置于鱼鳖之中。即便是不断地修复城墙，也会长期耗费民力，弊端丛生。刘应节有了治河的想法，便征求同僚顺天巡抚杨兆、蓟镇总兵戚继光的意见。他们回答道：“此其事若微，而所为关疆场者重。以干城王室备后难，虽小借民力而大裨之有永。不然夫岂不知京邑之间嗷嗷者以时诎为解。”
这段话简洁凝练，指明了治河的必要性和意义。治河看起来是小事，但它关系到密云县城的安危，更关系到北京都城的安危。以捍卫王室、防患未然的目的来看，虽然短暂地借用民力，但在将来一定是大有裨益的。杨兆和戚继光目光长远，观点直击要害，这坚定了刘应节治河的决心。
《密云疏河记》记载：“当是时，令邢公受以成事，曰：是在不佞。而刘公时时属之曰：毋怠成，毋勤民，毋不坚而复溃。其又令一两以攻数十日之费。于是陈畚挶、具甓甃、祛沮洳、积土涂、缮城堡，果不匝月而成。”
时任密云县令的邢玠实际负责此事，他谨记嘱托，组织民力按期施工，成功完成了任务。这次治河，是由蓟辽总督刘应节发起，顺天巡抚杨兆、蓟镇总兵戚继光给出意见，知县邢玠具体执行的。据《顺天府志》《密云县志》等记载，万历年间密云水患问题得到了缓解。这其中，戚继光和邢玠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次治河还与另一事件有着紧密联系，那就是密云通漕。早年间，运河的北段并不通到密云，而是只到顺义的牛栏山。再往北，因为潮、白二河并未合流，因此水量不足，不便行船。刘应节在前人建议的基础上，于隆庆六年（1572）上《改河通漕疏》，提出“通漕十利”，认为现在潮、白二河已提前在密云城下汇合，因此牛栏山至密云段水量增大，利于通漕。刘应节此疏中提到“近城东西之堤岸已成，杨家庄之河流已改”
，《明实录》中也记载“今白水徙流西城下，去潮水不二百武，前于城东北业筑三合土堤障水防城，近又疏渠，于上植坝，于下邀潮入白，合为一派，水深漕便，剥船可达密云无疑”
。与余有丁《密云疏河记》中的记载相比照，可知邢玠等人的治理使得白河与潮河提前交汇，为疏通漕运创造了条件。很快，密云加漕粮五万石。密云通漕，既舒缓了百姓陆路转运之苦，也更好地保障了戚继光所部驻军的粮食需求，巩固了北方的边防。
邢玠作为明万历年间第二阶段援朝明军统帅，在朝鲜战场上也继承和发扬了戚继光的军事理论，并取得了极好的效果。早在南方征倭的时候，戚继光就初步形成了一套练兵、治兵的思想。戍守蓟镇时期，他把这些年的理论、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更完整、更系统、更务实的治兵方案。邢玠任职边疆多年，亲历过许多战事，也有着自己对于军事的理解。以丁酉援朝为例，可以窥见二人军事理论、军事思想方面的一些共同之处。
选良将 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专门开设“练将”篇，他认为，将领掌握着疆场的安危、三军的性命，身负巨大的责任。一名优秀的将领应当集将德、将才、将艺等于一身，首先要心术正，其次要懂兵法，最后要勇猛强健，熟悉武艺。良将和精兵相结合，才能锻造出一支常胜之师。
邢玠在丁酉援朝中也十分重视将领的挑选，他认为：“大将乃三军之司命，外夷之观瞻，所系非轻。是故其事权必重，其体统必隆，然后威行而令肃。”
邢玠请调将官时，也会综合考量其智、勇、才等方面。例如他在陈述征调南兵游击陈蚕的理由时，称其“才兼智勇，识谙韬钤。谈兵则聚米画图，决胜若持左券；临阵则挥戈跃马，奋勇可遏前茅”
。此外，邢玠还非常重视将领和士兵的协同配合。他曾在疏中提到，“臣用兵用官，皆各有所取。如昨调川兵，用吴文杰领一营，为文杰与土兵征九丝、征腻乃，相处最久，最识土兵情形，极善驾驭。土兵虽悍，臣恃有知兵之将”
。又如在讨论将领陈璘的任务时，邢玠认为“今虽有陈璘，然每路征剿俱马步相兼，陈璘旧守天津，极熟于水战，或于北兵亦不甚相习。西北海道迂绕数千里，风涛叵测，如总统一大将，顾前失后，首尾亦难相应”
。于是，邢玠把水兵划给陈璘管理，并把西北海道一分为二，鸭绿以西属之周有德，专司防御，鸭绿以东属之陈璘，专司征剿。事实证明这样的调配非常合理，正是陈璘在露梁海战中率水兵力战取胜，为此次东征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信赏罚 戚继光认为，一场战役的胜负和将士们的精神气势有直接的关系。“练气”的核心又在于“练心”，想要练心，就要倡忠义之理，以身作则，赏罚分明。赏罚必须要公正合理，这样才能鼓舞起将士们的气势。
邢玠在督师朝鲜的时候，也通过“信赏罚”来整肃士气。起初，部将杨元受命拘执沈惟敬，表现出色，邢玠在奏疏中赞赏他“勇而有断，不负密委，其功不在擒清正、行长之下”
。然而令邢玠没有想到的是，很快杨元失陷南原，陈愚衷弃守全州，这给刚刚开始备战的明军迎头一击。尤其杨元身为主将，竟提前潜逃，弃军士及百姓于不顾。邢玠在奏疏中明确指出：“今国耻必雪，天讨方行，而使偷生丧师者得诿之于孤军寡援，使观望不前者得诿之于知难而退，将三尺无所用，六师未易整，其患愈不可言。”
他不以杨元有前功而动摇，立即把二人革职拿问，这种赏罚分明，提升了军队战斗力，避免了士气的沉沦。
严军纪
戚继光一直着力于打造一支心怀国家和百姓的军队。军令如山、秋毫无犯，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邢玠在丁酉援朝战争中也明确要求部队不许秋毫扰害，并请求皇帝颁布明旨，著为军令，以打造一支节制之师。在部署军队驻扎时，邢玠多次强调，部队勿扰民居。仅在他《议三路屯守疏》一疏中，就出现了“某营将护某州县居民耕耘”“屯兵之处务令各兵起营房居住，以避风雨，且不扰居民”“护鲜民农种”“合派某将部兵屯防，仍各搭草房居住，不得扰害民家”“各兵俱照节行禁谕行，令起草房屋居住，不得占夺民房”
等数处强调之语。明朝后期援军军纪严明，作战力强，这是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
邢玠在指挥援朝抗日战争中，大量使用戚继光训练的军队，并取得积极效果。万历二十五年（1597）丁酉，日本再次大举进攻朝鲜，明朝决定再次出兵援助。邢玠在被任命为蓟辽总督之后，就立即着手调兵、调饷等事宜。在第二次援朝战争中，邢玠调集了为数众多的南兵、蓟镇兵，它们所占的比例较前一次援朝有所增加。南兵主要是浙江、福建等南方地区的步兵，蓟镇兵则包括车营兵、步骑兵等，其中也包含一些戚继光调到北方的南兵。这些部队有的是戚继光征倭时的老部队，有的则在蓟镇接受过戚继光的训练，实为戚家军在丁酉援朝中的延续。
邢玠如此重视戚继光训练出的军队，理由有四。第一，朝鲜地形多山，更适宜步兵作战。朝鲜国王在请求援助时说：“小邦地形，素称不便马兵，而倭贼所畏，惟在南兵。”
邢玠也认为：“至所调边兵皆骑兵，而朝鲜之地，利于步不利于骑，步兵惟南人可用。”
第二，南兵及蓟镇营兵装备有精良的火器，善于攻城，能够对日兵形成火力压制。邢玠在调兵时特意从遵化辎重营、三屯车营、建昌车营等处调拨车兵、炮兵，希望有助于战局。第三，南兵长期从事剿倭行动，熟悉敌情。朝鲜王朝司宪府掌令柳梦寅曾对国王说：“辽左之兵，不闲御倭，而南兵则已熟于御倭，且能于战习。此兵不可不多数请来矣。”
第四，这些部队多秉承戚家军遗风，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由此可见，调集他们入朝作战，已成为明、朝双方的共识。
在邢玠之前，原任蓟辽总督孙矿就已调拨吴惟忠所部蓟镇南兵前往朝鲜。万历二十五年五月，邢玠请求将京营参将陈寅调拨蓟辽军门标下，训领南兵将官。之后，他疏请“行浙江抚按，委道将各一员，召南兵四千。行顺天抚按，委蓟密永三道，召北兵之有武艺者各二千，共足万人，用南将总领分练”
。七月，邢玠在疏中提道：“陆兵与密云先召南兵一千，此月半可抵山海，计八月中入朝鲜。”
之后，因情况紧急，所调宣大山西兵难以骤到，邢玠又上疏：“容臣先将蓟镇马步官兵之内抽调四千……其步兵三千，查遵化右营原有兵二千七百名，于内挑选一千，遵化辎重营原有兵二千二百余名，于内挑选五百，三屯车前、车后营共有兵五千名，于内挑选一千，建昌车营原有兵二千二百余名，于内挑选五百。”
除调发南兵和蓟镇营兵外，邢玠还请求增募水兵。他在奏疏中说：“又访得福建海澄县出贩西洋商船，其船极坚而利，其军火器械极精而锐，其人习于水战，且熟知日本之情形险易，不特可用之为兵，亦可用之为间。先年总兵戚继光曾用之御寇，卒收奇捷，宜并行福建抚臣号召其众，鼓其忠勇，必有向风趋义者。”
此后，邢玠仍然不断筹措调兵事宜，相继调陈蚕等南兵将领入朝，直至战争结束。
戚继光、邢玠两位御倭名臣，虽然一武一文，但他们都怀着爱国爱民的朴素思想，在各自的职位上尽心尽责，共同维护了海内外社会的稳定。两位名臣在蓟镇的交往，是当时有志之士的缩影。戚继光作为沙场宿将、高级军官，给了初入仕途的邢玠许多建议和点拨。叶向高评价邢玠的这段仕途：“筮仕令密云，内字幽蔀，外应烦剧，创新百雉，言言翼翼，称为名令。”
邢玠在密云取得的成绩，与戚继光的帮助与指教应该是分不开的。对于这份珍贵的情谊，邢玠也一直记在心中，以至于20余年后重新踏上故土时，“巡行昔日从公周旋之地，低徊不能去”。怀着对戚继光的思念之情，以及即将踏上异国的使命感，邢玠写下了《重刻〈纪效新书〉序》，并分发给将士们传阅学习。在这场援朝御倭战争中，邢玠所展现出的军事理念、治军思想，与戚继光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也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戚继光的军事思想。而戚家军的遗珠们也奋勇争先，在邢玠的指挥下立下了赫赫战功。这两位名臣的交往，注定会成为名垂青史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