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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运虎 朱亚非
明朝中后期，倭寇不断入犯我国东南沿海以及近邻朝鲜等地，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面对倭寇的肆虐，明朝加强了对东南沿海的防御，配置了精锐的部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将帅。这其中，戚继光与邢玠先后指挥过国内抗倭与抗倭援朝战争，并取得胜利，基本消除了百年来猖獗的倭患。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孟诸，登州人，明朝将领。戚继光出身军户，奉命戍守浙江和福建10多年，招募士兵组成戚家军，练兵严格，军法严厉，创立新战术，注重武艺训练，多次击败倭寇，肃清闽浙的倭乱，战绩彪炳，从参将多番转迁，升任福建总兵。后来戚继光受命镇守北方边境防范蒙古，得到首辅张居正和兵部尚书谭纶的信任，担任蓟镇总兵14年，重修长城，建造塔楼加强防务，官拜左都督，加封少保兼太子太保，地位显赫。著有《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详细记述其行军练兵的经验与战术。
邢玠（1540—1612），字搢伯，一字式如，号昆田，明代青州府益都县（今山东省青州市）人。穆宗隆庆五年（1571）进士，授密云知县。神宗万历三年（1575），擢浙江道御史，巡按甘肃，后历任河南按察使佥事、陕西按察使、大同巡抚等职，于边疆重镇多有建树。万历二十一年（1593），晋为南京兵部右侍郎。万历二十二年（1594），以兵部左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川贵军务，平定播州之乱。万历二十五年（1597），奉旨以兵部尚书，总督蓟、辽、保定视师朝鲜，至次年底将日本侵略军逐出朝鲜。论功进少保兼太子太保、荫一子锦衣卫指挥佥事。征尘未洗，旋因辽东事紧进驻辽阳，至万历三十年（1602）始卸任。著有《经略御倭奏议》《崇俭录》等。
通过整理史料可以发现，戚继光与邢玠在隆庆五年至万历三年（1575）间同在北方边疆任职，戚继光任蓟镇总兵，邢玠任密云县令。二人在此期间有过不少交集，本文主要梳理他们的交往史实，期望有益于明代军事史、地方史研究。
国家图书馆藏《练兵实纪》九卷，为明代戚继光撰、万历二十五年邢玠刊本。邢玠为其撰写了《重刻〈纪效新书〉序》
，现摘录如下：
《纪效新书》者，前大将军孟诸戚公所著也，后更推演为《练兵实纪》。余令檀时，适公镇蓟。犹及与公周旋，每从公行间，睹壁垒、旗帜，无不曲中有法，退未尝三不叹服，公真有古名将风！其二书凿凿行之，非空语无事实者。而会是时，虏酋慑公军，新受款，十年之内，靡敢以一矢相加遗。公缓带凭轼，以观诸军之超距为戏，而无所见斩卤功用。是世之称戚将军者，皆盛推其功在南，而不知其功在北；皆言其善用南兵，而不知其妙在能以南法练北卒。今观《（纪效）新书》，自练伍至水兵凡十八篇，皆行之闽者也；《（练兵）实纪》自练伍以至练将凡九卷，皆行之蓟者也。……
顾闽之功可迹，而蓟之功不可迹；可迹者伐敌，不可迹者伐谋。用南以练南而南张，用南以练北而北劲；用练以战而战之功在一时，用练以不战而不战之功在百世。迄今闽、粤、浙、直之间，横海楼船之师雄于海上，渔阳上谷台堡之卒推为军锋，皆公之余烈也。……
余别公二十余年，而以属国之难，出督于兹土，巡行昔日从公周旋之地，低徊不能去。诸将士有及事公者，有不及事者，咸思起公于九京。而余则谓能读公书，能用公法，公固在也。乃檄工为重梓二书，以授诸将士。余犹忆为令时，尝与公深言兵法，公亦壮余，掀髯为余论用兵要渺，且笑曰：“将兵者，余辈事。将将者，异日公等事。”今读公书，固不无山阳之感，亦不胜钜鹿之思矣。聊次第而题之简，若夫二书之旨要，元美之序及公自序详矣，兹不具论云。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日军再度入侵朝鲜，朝鲜紧急向明朝求援。二月，明朝再次议定援朝征日，以麻贵为总兵官，统率南北诸军。三月，以兵部侍郎邢玠为兵部尚书兼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战争刚开始的几个月，邢玠作为经略在后方筹集钱粮物资、调兵遣将，也即是文中提到的“余别公二十余年，而以属国之难，出督于兹土”。这里的“兹土”，指的就是戚继光当年驻守过的蓟镇。邢玠带领着将士们来到这里，睹物思人，想起了以前与戚继光共事的时光，于是“低徊不能去”“咸思起公于九京”。邢玠认为，只要能熟读戚公的书籍，掌握戚公的兵法，戚公就仍然陪伴在他们身边。于是他下令重新刊刻二书，分发给众将士阅读。这本书的重新刊行，对明军将士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从序中来看，邢玠对戚继光评价甚高。当时有人指责戚继光在蓟镇碌碌无为，邢玠对此予以驳斥，认为蓟镇长久以来的安宁，正是戚继光苦心经营的结果：“顾闽之功可迹，而蓟之功不可迹；可迹者伐敌，不可迹者伐谋。”“用练以战而战之功在一时，用练以不战而不战之功在百世。”他还认为，现在国家拥有的最精锐部队，都受益于戚继光的练习之法。“迄今闽、粤、浙、直之间，横海楼船之师雄于海上，渔阳上谷台堡之卒推为军锋，皆公之余烈也。”
“庚戌之变”以后，明朝北部边疆的防守变得愈加重要。隆庆元年（1567）八月，给事中吴时来上疏，请求将剿倭有功的谭纶、俞大猷、戚继光调往北方。隆庆二年（1568），谭纶出任蓟辽总督，戚继光以署都督同知总理蓟、昌、保定练兵事务。隆庆元年三月，又改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张居正在谈及蓟镇防务时曾说：“大抵蓟镇之势与他镇不同，其论功伐亦当有异。盖此地原非边镇，切近陵寝，故在他镇以战为守，此地以守为守。在他镇以能杀贼为功，而此地以贼不入为功。”
戚继光入主蓟镇后，适应朝廷“以守为守”的方针，着手进行练兵和修筑长城两项事务，即“驻重兵以当其长驱，而又乘边墙以防其出没”
。
戚继光针对敌我军队的特点，扬长避短，组建了10余座车步骑营。车步骑营是一种特殊的作战单位，既能重点防御，也能主动出击。车营配有佛郎机、大口径火炮、鸟铳、火箭等火器，能够对敌方形成火力压制。同时每车有1.5丈的挡板，可以抵御箭矢，排成队形也可以抵御敌方骑兵的冲击。当敌方败退时，也可以快速组织骑兵队进行追击。戚继光还建立了三座辎重营，均能攻能守，负责保障后勤以及机动支援。为了保障军队的战斗力，他花了大量心血在练兵上，从精神到技术，从武器到队形，从单点防守到分区协防，形成了一整套体系。戚继光还调了几支素有训练的南兵来蓟，增强了蓟镇的军事实力。
蓟镇的长城从洪武时期就开始修建了，并在“土木堡之变”“庚戌之变”以后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戚继光上任以后，立即着手修缮残破单薄的边墙，并创造性提出修建“空心敌台”以防范入侵。空心敌台多设于交通要冲，骑墙而立，二台相应，左右相救，连为一体。台基与边墙齐平，中层储备物资、供士兵休整，并设置箭窗便于发射火器，上层则为楼橹，四面环以垛口。这样的设计集扼险、瞭望、报警、远战、近战、补给为一体，提升了长城的综合防御能力，充实了原本单薄的防线。
密云县处于蓟镇防线的西段，被誉为“京师锁钥”，拥有古北口等多处险要关隘，同时也是蓟辽总督驻地，可谓军事重镇。隆庆至万历初年，戚继光重新规划蓟镇防区，共设三区十二路。整个密云归属西部防区，设协守西路副总兵一员，节制墙子、曹家、古北口、石塘四路。据《四镇三关志》记载，蓟镇共建边墙1474里，而墙子、曹家、古北口、石塘四路边墙共789里，占总长度一半还多。起初，西路副总兵、总督标下各建一车营，分别驻扎石匣、密云，另建一辎重营，也驻密云。后额定十二路均设车营，于是密云境内的军事活动更加频繁。
邢玠于隆庆五年被任为密云县令，直到万历三年离任，这段时间也正是戚继光在蓟镇练兵、修墙的时期。总督府、兵备道、协守副总兵营、振武营、永胜营、辎重营等公署，也都在密云县城内。邢玠当时目睹过蓟镇雄兵的风采，他在《〈纪效新书〉序》中写的“余令檀时，适公镇蓟。犹及与公周旋，每从公行间，睹壁垒、旗帜，无不曲中有法”“公缓带凭轼，以观诸军之超距为戏”等句，印证了邢玠曾跟随戚继光阅视、操练军队。蓟镇诸军的军容气势使邢玠深为叹服，而遇有空闲，戚继光也会与他交流兵法。“余犹忆为令时，尝与公深言兵法，公亦壮余，掀髯为余论用兵要渺，且笑曰：‘将兵者，余辈事。将将者，异日公等事。’”由此可见，二人的交往是非常深入的，相处起来也是比较融洽的氛围。戚继光鼓励邢玠说，统领士兵，是我等将官要做的事。而统领将帅，则是以后你们要做的事。这句话果然成真，邢玠后来历任大同巡抚、川贵总督、蓟辽总督等职，不愧为“将将者”。可以说戚继光的鼓励对于邢玠的仕途进步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那么邢玠有没有参与长城的修筑呢？可能性是存在的。戚继光对于蓟镇边墙的维护贯穿了他的整个任期，因此邢玠作为地方官是有机会参与修缮的。至于空心敌台，它的修建可以划分为三期，隆庆三年（1569）至隆庆六年（1572）为第一期，万历元年（1573）至万历三年（1575）为第二期，之后到万历九年（1581）为第三期。隆庆三年春至隆庆五年（1571）春，蓟镇西自石塘岭，东至山海关，共修完818座。蓟、昌二镇共修完1017座。隆庆六年四月，时任蓟辽总督的刘应节在疏中提到，密云道所辖石、古、墙、曹四路共修327座，蓟镇总共修931座。隆庆六年底至万历元年，戚继光及汪道昆先后请求在滦河以东、居庸以西继续修建敌台200座。《四镇三关志》则记载，隆庆三年至万历元年，密云道石、古、墙、曹四路共建敌台343座，蓟镇共建1093座。结合邢玠在密云的任期，他经历了第一期工程的末尾和第二期的大部分。隆庆六年四月至万历元年，密云增建了16座敌台，邢玠一定是积极参与的。至于第二期工程，则是针对滦河以东、居庸以西进行的修建，并不包括密云地区。
谭纶、刘应节分别于隆庆三年十二月、隆庆五年八月上疏，奏报修筑空心敌台的有功官员。谭纶提及的多为总兵、副总兵、兵备、参将、游击、提调等官职，不过刘应节在疏中提到“知县刘爱”
等人，说明后来的修建也有知县的参与。刘应节此疏上后，密云地区又增建了空心敌台10余座，此时邢玠作为新任密云县令参与其中，是理所应当的。修建敌台所需的大部分人力、物力、财力都是由军队负责，因此邢玠若是参与了修台工程，更可能是负责保障交通、保障后勤或者监督工程等。此外，刘效祖《重修密云县碑记》中记载，“会制府奉乘障之役，诸戏下营帅俱有羡材，于是邢君请以济凝度……工起万历元年十月”
。这从侧面证明，在邢玠任期内，密云确实有修筑长城的工程。值得一提的是，邢玠还参与过辽东城墙台堡的检阅。万历元年，辽东全镇修完城堡、铺城、关厢、边墙等，请求检阅工程。同年七月，阅视侍郎汪道昆在《叙录效劳官员疏》中提到，“密云县知县邢玠勘视锦义”
。也从侧面印证了邢玠应该参与过蓟镇长城的修建。
戚继光与邢玠共同参与过密云河流的治理。光绪《顺天府志》记载：“（隆庆）四年修密云县旧坝、西坝……自沙峪沟至西门外名旧坝，凡六百丈有奇。至城北名西坝，凡三百五十丈有奇。自唐家庄至西河名河西西坝，凡百丈有奇。各高三丈。明中丞刘应节，都护戚继光，知县邢玠，中军张爵、徐枝，副将张臣、董一元同筑，后圮于水。”
雍正《密云县志》则记载：“旧坝，县南，自沙峪沟至西门外，六百余丈。西坝，自城北至西门外，三百五十余丈。河西西坝，自唐家庄至西河□，一百余丈。高各三丈五尺。隆庆四年中丞刘应节，都护戚继光，知县邢玠，中军张爵、徐枝，副将张臣、董一元等同筑，后节年水患冲塌浸没城基。”
密云县地理位置特殊，城东为潮河，城西为白河，两河自北向南流，交汇于顺义的牛栏山。如遇降雨量大的季节，两河往往泛滥成灾，淹没田庐，危及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余有丁的《密云疏河记》记载了此次治河的背景及过程，他写道：“岁甲寅大雨贯秋，诸山水灌输其中，于是两河离常流，延道尽弛，夹城而下。城受啮将弹为河者数数矣。”
查阅《顺天府志》《密云县志》，都记载过密云大雨冲坏城池的事情。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嘉靖）三十三年秋……密云大雨，潮河北决，坏城东南隅、西北隅。”雍正《密云县志》记载：“明嘉靖三十三年潮、白二河水泛，冲塌旧城东南角、西北角。”光绪《密云县志》写道：“（嘉靖）三十三年大雨，潮河、白河决，坏城东南隅、西北隅。”
隆庆四年（1570）十月，刘应节接替谭纶出任蓟辽总督，驻节密云。他考察了当地的地形，认为密云城位于潮、白二河之间，而地势较低，一旦河水溢出危及城墙，无异于将百姓弃置于鱼鳖之中。即便是不断地修复城墙，也会长期耗费民力，弊端丛生。刘应节有了治河的想法，便征求同僚顺天巡抚杨兆、蓟镇总兵戚继光的意见。他们回答道：“此其事若微，而所为关疆场者重。以干城王室备后难，虽小借民力而大裨之有永。不然夫岂不知京邑之间嗷嗷者以时诎为解。”
这段话简洁凝练，指明了治河的必要性和意义。治河看起来是小事，但它关系到密云县城的安危，更关系到北京都城的安危。以捍卫王室、防患未然的目的来看，虽然短暂地借用民力，但在将来一定是大有裨益的。杨兆和戚继光目光长远，观点直击要害，这坚定了刘应节治河的决心。
《密云疏河记》记载：“当是时，令邢公受以成事，曰：是在不佞。而刘公时时属之曰：毋怠成，毋勤民，毋不坚而复溃。其又令一两以攻数十日之费。于是陈畚挶、具甓甃、祛沮洳、积土涂、缮城堡，果不匝月而成。”
时任密云县令的邢玠实际负责此事，他谨记嘱托，组织民力按期施工，成功完成了任务。这次治河，是由蓟辽总督刘应节发起，顺天巡抚杨兆、蓟镇总兵戚继光给出意见，知县邢玠具体执行的。据《顺天府志》《密云县志》等记载，万历年间密云水患问题得到了缓解。这其中，戚继光和邢玠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次治河还与另一事件有着紧密联系，那就是密云通漕。早年间，运河的北段并不通到密云，而是只到顺义的牛栏山。再往北，因为潮、白二河并未合流，因此水量不足，不便行船。刘应节在前人建议的基础上，于隆庆六年（1572）上《改河通漕疏》，提出“通漕十利”，认为现在潮、白二河已提前在密云城下汇合，因此牛栏山至密云段水量增大，利于通漕。刘应节此疏中提到“近城东西之堤岸已成，杨家庄之河流已改”
，《明实录》中也记载“今白水徙流西城下，去潮水不二百武，前于城东北业筑三合土堤障水防城，近又疏渠，于上植坝，于下邀潮入白，合为一派，水深漕便，剥船可达密云无疑”
。与余有丁《密云疏河记》中的记载相比照，可知邢玠等人的治理使得白河与潮河提前交汇，为疏通漕运创造了条件。很快，密云加漕粮五万石。密云通漕，既舒缓了百姓陆路转运之苦，也更好地保障了戚继光所部驻军的粮食需求，巩固了北方的边防。
邢玠作为明万历年间第二阶段援朝明军统帅，在朝鲜战场上也继承和发扬了戚继光的军事理论，并取得了极好的效果。早在南方征倭的时候，戚继光就初步形成了一套练兵、治兵的思想。戍守蓟镇时期，他把这些年的理论、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更完整、更系统、更务实的治兵方案。邢玠任职边疆多年，亲历过许多战事，也有着自己对于军事的理解。以丁酉援朝为例，可以窥见二人军事理论、军事思想方面的一些共同之处。
选良将 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专门开设“练将”篇，他认为，将领掌握着疆场的安危、三军的性命，身负巨大的责任。一名优秀的将领应当集将德、将才、将艺等于一身，首先要心术正，其次要懂兵法，最后要勇猛强健，熟悉武艺。良将和精兵相结合，才能锻造出一支常胜之师。
邢玠在丁酉援朝中也十分重视将领的挑选，他认为：“大将乃三军之司命，外夷之观瞻，所系非轻。是故其事权必重，其体统必隆，然后威行而令肃。”
邢玠请调将官时，也会综合考量其智、勇、才等方面。例如他在陈述征调南兵游击陈蚕的理由时，称其“才兼智勇，识谙韬钤。谈兵则聚米画图，决胜若持左券；临阵则挥戈跃马，奋勇可遏前茅”
。此外，邢玠还非常重视将领和士兵的协同配合。他曾在疏中提到，“臣用兵用官，皆各有所取。如昨调川兵，用吴文杰领一营，为文杰与土兵征九丝、征腻乃，相处最久，最识土兵情形，极善驾驭。土兵虽悍，臣恃有知兵之将”
。又如在讨论将领陈璘的任务时，邢玠认为“今虽有陈璘，然每路征剿俱马步相兼，陈璘旧守天津，极熟于水战，或于北兵亦不甚相习。西北海道迂绕数千里，风涛叵测，如总统一大将，顾前失后，首尾亦难相应”
。于是，邢玠把水兵划给陈璘管理，并把西北海道一分为二，鸭绿以西属之周有德，专司防御，鸭绿以东属之陈璘，专司征剿。事实证明这样的调配非常合理，正是陈璘在露梁海战中率水兵力战取胜，为此次东征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信赏罚 戚继光认为，一场战役的胜负和将士们的精神气势有直接的关系。“练气”的核心又在于“练心”，想要练心，就要倡忠义之理，以身作则，赏罚分明。赏罚必须要公正合理，这样才能鼓舞起将士们的气势。
邢玠在督师朝鲜的时候，也通过“信赏罚”来整肃士气。起初，部将杨元受命拘执沈惟敬，表现出色，邢玠在奏疏中赞赏他“勇而有断，不负密委，其功不在擒清正、行长之下”
。然而令邢玠没有想到的是，很快杨元失陷南原，陈愚衷弃守全州，这给刚刚开始备战的明军迎头一击。尤其杨元身为主将，竟提前潜逃，弃军士及百姓于不顾。邢玠在奏疏中明确指出：“今国耻必雪，天讨方行，而使偷生丧师者得诿之于孤军寡援，使观望不前者得诿之于知难而退，将三尺无所用，六师未易整，其患愈不可言。”
他不以杨元有前功而动摇，立即把二人革职拿问，这种赏罚分明，提升了军队战斗力，避免了士气的沉沦。
严军纪
戚继光一直着力于打造一支心怀国家和百姓的军队。军令如山、秋毫无犯，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邢玠在丁酉援朝战争中也明确要求部队不许秋毫扰害，并请求皇帝颁布明旨，著为军令，以打造一支节制之师。在部署军队驻扎时，邢玠多次强调，部队勿扰民居。仅在他《议三路屯守疏》一疏中，就出现了“某营将护某州县居民耕耘”“屯兵之处务令各兵起营房居住，以避风雨，且不扰居民”“护鲜民农种”“合派某将部兵屯防，仍各搭草房居住，不得扰害民家”“各兵俱照节行禁谕行，令起草房屋居住，不得占夺民房”
等数处强调之语。明朝后期援军军纪严明，作战力强，这是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
邢玠在指挥援朝抗日战争中，大量使用戚继光训练的军队，并取得积极效果。万历二十五年（1597）丁酉，日本再次大举进攻朝鲜，明朝决定再次出兵援助。邢玠在被任命为蓟辽总督之后，就立即着手调兵、调饷等事宜。在第二次援朝战争中，邢玠调集了为数众多的南兵、蓟镇兵，它们所占的比例较前一次援朝有所增加。南兵主要是浙江、福建等南方地区的步兵，蓟镇兵则包括车营兵、步骑兵等，其中也包含一些戚继光调到北方的南兵。这些部队有的是戚继光征倭时的老部队，有的则在蓟镇接受过戚继光的训练，实为戚家军在丁酉援朝中的延续。
邢玠如此重视戚继光训练出的军队，理由有四。第一，朝鲜地形多山，更适宜步兵作战。朝鲜国王在请求援助时说：“小邦地形，素称不便马兵，而倭贼所畏，惟在南兵。”
邢玠也认为：“至所调边兵皆骑兵，而朝鲜之地，利于步不利于骑，步兵惟南人可用。”
第二，南兵及蓟镇营兵装备有精良的火器，善于攻城，能够对日兵形成火力压制。邢玠在调兵时特意从遵化辎重营、三屯车营、建昌车营等处调拨车兵、炮兵，希望有助于战局。第三，南兵长期从事剿倭行动，熟悉敌情。朝鲜王朝司宪府掌令柳梦寅曾对国王说：“辽左之兵，不闲御倭，而南兵则已熟于御倭，且能于战习。此兵不可不多数请来矣。”
第四，这些部队多秉承戚家军遗风，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由此可见，调集他们入朝作战，已成为明、朝双方的共识。
在邢玠之前，原任蓟辽总督孙矿就已调拨吴惟忠所部蓟镇南兵前往朝鲜。万历二十五年五月，邢玠请求将京营参将陈寅调拨蓟辽军门标下，训领南兵将官。之后，他疏请“行浙江抚按，委道将各一员，召南兵四千。行顺天抚按，委蓟密永三道，召北兵之有武艺者各二千，共足万人，用南将总领分练”
。七月，邢玠在疏中提道：“陆兵与密云先召南兵一千，此月半可抵山海，计八月中入朝鲜。”
之后，因情况紧急，所调宣大山西兵难以骤到，邢玠又上疏：“容臣先将蓟镇马步官兵之内抽调四千……其步兵三千，查遵化右营原有兵二千七百名，于内挑选一千，遵化辎重营原有兵二千二百余名，于内挑选五百，三屯车前、车后营共有兵五千名，于内挑选一千，建昌车营原有兵二千二百余名，于内挑选五百。”
除调发南兵和蓟镇营兵外，邢玠还请求增募水兵。他在奏疏中说：“又访得福建海澄县出贩西洋商船，其船极坚而利，其军火器械极精而锐，其人习于水战，且熟知日本之情形险易，不特可用之为兵，亦可用之为间。先年总兵戚继光曾用之御寇，卒收奇捷，宜并行福建抚臣号召其众，鼓其忠勇，必有向风趋义者。”
此后，邢玠仍然不断筹措调兵事宜，相继调陈蚕等南兵将领入朝，直至战争结束。
戚继光、邢玠两位御倭名臣，虽然一武一文，但他们都怀着爱国爱民的朴素思想，在各自的职位上尽心尽责，共同维护了海内外社会的稳定。两位名臣在蓟镇的交往，是当时有志之士的缩影。戚继光作为沙场宿将、高级军官，给了初入仕途的邢玠许多建议和点拨。叶向高评价邢玠的这段仕途：“筮仕令密云，内字幽蔀，外应烦剧，创新百雉，言言翼翼，称为名令。”
邢玠在密云取得的成绩，与戚继光的帮助与指教应该是分不开的。对于这份珍贵的情谊，邢玠也一直记在心中，以至于20余年后重新踏上故土时，“巡行昔日从公周旋之地，低徊不能去”。怀着对戚继光的思念之情，以及即将踏上异国的使命感，邢玠写下了《重刻〈纪效新书〉序》，并分发给将士们传阅学习。在这场援朝御倭战争中，邢玠所展现出的军事理念、治军思想，与戚继光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也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戚继光的军事思想。而戚家军的遗珠们也奋勇争先，在邢玠的指挥下立下了赫赫战功。这两位名臣的交往，注定会成为名垂青史的一段佳话。
张子川
戚继光出身将门，束发从戎，征战一生，王世贞称其“三十年间，未尝一日不被坚执锐”
。在戎马生涯中，戚继光与谭纶相交莫逆，肝胆相照，后人将之并称为“谭戚”。谭纶（1520—1577），字子理，号二华，谭坊（今江西宜黄）人，嘉靖甲辰（1544）举进士，后出知台州，并以其谙熟兵事，调任福建巡抚，又迁抚陕西、四川、两广等地。隆庆二年（1568），以兵部左侍郎总督蓟辽。明神宗继位时，谭纶任兵部尚书。万历五年（1577）四月，卒于任上，谥“襄敏”。考诸谭纶行略，与戚继光在浙东、在瓯闽、在蓟辽皆属同僚，二人有袍泽之义，谭纶还长期担任戚继光上官，在诡谲宦海中多有举荐之功、维护之情。抗倭御虏，经略南北，二人文武调和，功勋著于四海。关于戚继光与谭纶的交游，学界目前鲜有触及，胡长春《谭纶评传》中略述戚继光与谭纶、俞大猷在龙山之战结交
；范中义先生亦对谭、戚二人之交谊有所论及。然戚继光与谭纶交谊之经历尚缺乏详细考述，弄清这些问题，不仅对研究谭、戚二人生平有重要意义，对了解嘉隆间边防、海防历史亦多有裨益。
谭纶其人“沉雄多大略，于书无所不窥，志闲而气愉”
，尝任职南京兵部武库清吏司，颇识兵事。嘉靖三十二年（1553）
，倭寇流犯南京，官员畏敌如虎，闭门不出，唯有谭纶“独毅然请募壮士御却之”
。谭纶募五百壮士赴新河阻截，退来犯之敌，遂有知兵之名。当时是，浙东海防大坏，倭患频发，“十室九罄，千里萧条”，手段残暴，竟“刺婴儿以衅锋，刳孕妇以染锷”
，朝廷遂选良臣镇守浙东。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戚继光因在总督备倭期间“海防之废弛，料理有方；营武之凋残，提调靡坠”
，调任浙江都司佥书。是年八月，谭纶调任台州知府。
谭、戚二人此时虽同在浙江为官，均属总督胡宗宪麾下，但二人订交之时却并非此时。八月，谭纶到任，前任台州知府宋治正与倭寇战于大陈岛，遂直奔战场，困敌月余，援兵到来后剿灭倭寇。十月，受命清剿天台山中倭寇，后又剿灭窜犯宁海之倭。数月之间，迭传警讯，沙场周旋，靡有暇日。
戚继光与谭纶订交，当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七月总督胡宗宪举荐其出任宁绍台参将以后。参将主要是演练水军，设立水寨，整修战船，平时备战，战时作战。谭纶、戚继光，一为知府，一为参将，分属文武，又都有防御倭寇、镇守一方之职，二者当多有配合，二人当在戚继光到任宁绍台参将之后便有接触。
最早有明确记载的戚、谭并肩作战的时间，在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四日。“时季秋朔有四日，中丞阮公鹗亲督参将俞公大猷暨家严，与贼战于龙山，三捷之。贼夜遁，乃督诸部兵追至缙云，复胜之。仍追至桐岭，又转战雁门岭，误中其伏。贼夹击，诸部兵皆却走，惟谭公纶与家严二军不动，贼遂不敢轻犯，然无援，亦不敢穷追，贼乃由乐清遁海而去。”
“家严”，这里指戚继光。明军会合俞大猷、戚继光、谭纶等精锐，迎击倭寇，至雁门岭中伏，诸军败走，唯有谭、戚二部不动，遂使倭寇不敢犯，戚继光与谭纶由此成就一段铁血情谊。此时，谭纶37岁，戚继光29岁，俞大猷53岁，三人交流作战经验，探讨应敌方略，志气相投。俞大猷称，“昔者倭乱初殷，公（即谭纶）慨然以戡平自任，苦无同志相资。乃于呼吸纷纭之际，遇猷及南塘戚公，上下议论，以安社稷、济苍生事业皓首相期。我二人者咸能信公，公亦能信我二人，遂定交焉”
。战后，戚继光痛感卫所之兵缺训练，无节制，不堪大任，远调客兵则靡费甚多，且纪律败坏，为祸地方，遂上疏，拟练新兵。戚继光慨陈：“况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材勇？诚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可省客兵岁费数倍矣。”
谭纶亦有此看法，以为“（客兵）统驭非人，所在骚扰，百姓厌苦，言官建议，诏下有司训练土著之兵，以省征调之害。此诚庙谟之至计，东南地方之厚幸也”
。有鉴于此，谭纶提议招募壮士，练兵千人，“立束伍法，自裨将以下节节相制，分数既明，进止齐一，未久即成精锐”
。
嘉靖三十六年（1557），戚继光编练新军，谭纶先后在隘顽所、栅浦击溃倭寇。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为剿灭王直余部，胡宗宪发动岑港之战，戚、谭二公再次相会于战场。但因岑港地形复杂，水网密布，倭寇据险死守，明军仰攻难下，加之海边雾气弥漫，引发士兵疾疫，陷入对峙。当时，正值春汛，新倭泛海而至，侵扰台州，谭纶回防，不久戚继光驰援台州。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因岑港久攻不下，戚继光、俞大猷被革职。亦在此时，戚继光遇到了谭纶。戚继光在《止止堂集·愚愚稿下》记载：
某日，在于戍城之万寿寺山门前，遇台州郡守宜黄谭二华公，握予手，叹息久之。予曰：“岳武穆起自行伍，韩淮阴用自亡旅。其功业至今何如也，而卒皆不得其终。予之受国豢二百年矣。与韩岳二公为孰久？其功业之卑，又万非二公之比也。计其参看之祸，与二公又孰为重轻？乌有所谓叹息也哉。”傍有他客，哂而责予曰：“山东人多呆气，信然乎！”
谭纶长戚继光八岁，如兄长般对其多方开解。戚继光大受感动，自抒胸臆，欲比追韩信、岳飞，为国建功，以致旁客责之“山东人多呆气”，足见二人情深。
嘉靖三十七年闰七月，谭纶以“治行第一”被举荐为浙江按察司副使，兼巡视海道副使，开府宁波。海道副使，专为备倭设置，有防捕海盗之职，它“与备倭都司一起，为省级层面负责沿海海防、备倭事宜的最高职衔”
。谭纶由此成为戚继光的上官。谭纶到任时，岑港之战结束，俞大猷、戚继光皆驻扎宁波，三人“矢心协谋，共商时事，不以文武自异”
。三人所谋正是编练精兵。谭纶大力支持戚继光的练兵计划，戚继光《蓟门述》中“但称练土著，伊谁为之筹？……当日主此盟，惟有谭郡侯。转瞬蔚如云，士气横南州”
。谭郡侯，即谭纶。
戚家军成军后，在谭纶的领导下，在浙东战场屡建功勋。如桃渚之战，双方合力击敌，“时贼攻所城甚急，几至陷殁。总督军门檄谭纶往应之，纶至，入所城，与戚继光合攻之，俘斩颇众”
。海门之战，两军协力追歼，“冒雨提兵，次第督发，仍檄会副使谭公部兵取径路趋之”。新河之战，“余孽狼狈水窜南岸，宿于铁场山，将由太平走乐清。家严语谭公曰：‘贼胆落矣，宜急追之。’时连雨，水涨没道，家严偕谭公亲同士卒跋涉”
。嘉靖三十八年（1559）冬十一月，戚继光还与谭纶一起驰援台州，防备自福建流窜的倭寇。倭寇闻谭、戚二公兵在，望风而遁。此月，谭纶、戚继光携童仆游天台山，宿国清寺，登桐柏宫，宿华顶峰，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嘉靖三十九年（1560）朝廷擢谭纶为浙江布政司右参政，仍兼巡海副使，戚继光也转迁台金严参将，并于次年因台州大捷而升任都指挥使。不过，此时谭父病故，谭纶返乡丁忧。
嘉靖四十年（1561）三月，谭纶回到宜黄守制，四个月后，闽、广寇兵流窜江西，又将两位东南抗倭的宿将联系在一起。这股寇兵的首脑是嘉靖三十七年作乱广东、福建等地的张琏。张琏，饶平县乌石村人（今属广东潮州），杀死族长，抗缴租税。尝刻一石玺，上书“飞龙传国之宝”，诡称泅水而得之，与郑八、萧晚等集众起义。知县林丛槐亲自招抚无效。后称帝，“改元造历，开科署王侯、丞相诸官。所居有黄屋朱城二重，聚众十万，纵掠汀、漳、延，连及宁都、连城、瑞金，攻陷云霄、镇海卫、南靖诸城”
。
寇兵当时主要活动在福建、广东，至嘉靖四十年闰五月，流窜江西，大肆劫掠。此股寇兵“九千人分寇江西，其由赣州羊角水堡入者，径抵万安，直犯太和，副使汪公一中遇害，仍延住月余，由原路大肆焚掠而去。其寇吉安之永丰者，傍石城、瑞金一带，攻据东山，突过广昌，由乐安抵永丰，与前贼合党攻永丰，又攻新淦之永市镇，延住五十余日，仍自原路饱欲而去。其自南丰入者，寇宜黄，破崇仁，复转宜黄，仍由南丰而去。六月二十七日，江西又流寇一伙五百余，由崇义寇龙泉，冲劫万安、太和、永新、庐陵等处及新淦之河，均分劫群邑，大肆剽掠”。更“有袁三者结党劫众，乘机作乱，连破广信之玉山、永丰，延住四十余日，自分水斩关而去”。江右之地“郡县瓜残，疮痍载道，官兵缩首，黎庶争遁”
。彼时谭纶在家守制，桑梓之地两度遭贼寇侵袭，无奈避祸抚州城。谭纶数次致书戚继光，期望其能够亲自率领戚家军援救江西，显示出对这位沙场战友的绝对信任。
嘉靖四十年八月，寇兵林朝曦再率万人进入抚州，分兵三处，攻略诸县。饱掠之后，又呈掎角之势，围困抚州，官兵连战连败，千户李琼战死沙场。一时间，金溪、南城、进贤皆有寇犯，处处闻警。正在此时，胡宗宪命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增援江西，战前戚继光上《兵机要略》，条陈谋必胜、请监军、明调度、鼓募兵等十事。九月，戚继光升任都指挥使。十月，经过充分准备后，戚继光率军增援江西。十月九日，戚继光接到挚友谭纶书信。面对旧友，谭纶沉痛泣血，感伤万分，称乱兵“在宜黄者充斥四境。既焚我居，复及我廪，先世所遗已幻作虚空世界，不孝仅以身免。避难抚城，且逾两月，陈蔡滋味则备尝之矣”。如此肺腑之言，唯相交莫逆者方会如此自陈胸臆。谭纶对戚继光的到来信任十足，殷殷期待，信中称“忽闻暂借旌麾，西江人士欢声若雷……十三郡人士待公以更生者不啻倒悬……知公磊落奇伟，急以救民为心，必不吝此巍巍功德。故敢正命于公，万代瞻仰，在此一举。惟卷甲兼程从天而下，则数万之寇平于一旦，麟阁之功垂之千载，帷公是望也”。将江西乱情托付戚继光，表现出对戚继光领兵能力、戚家军战斗实力的完全信任。信中谭纶也毫不遮掩，将自己的担忧表达出来，他担心贼寇因为戚家军来，便四散而逃，等戚家军去后，又云聚作乱，因此谭纶建议，“乘其聚而击之，此万全之策也”
。戚继光领兵在外，军事行动本不容他人置喙，但谭纶却坦诚建议，实在是因二人交谊深挚，戚继光不会介怀。
十月十六日，戚继光率兵抵达信州，这时谭纶已经知道戚继光出兵，又有书信。信中对戚继光的到来极为欣喜，“节钺已入信州，喜宜人更生且有日矣”；对戚家军平定乱军，充满信心，“虽然彼乃癣疥之疾也，一入国手，当信宿奏效……残寇尚在廖坊……以明公勇略，此直囊中物耳”；并就戚家军作战，提出建议，“会当事者请公分兵二之，可分与否……但欲趋南丰，则莫如宜黄便者。从中驱出，既足保民，且寻间道邀之，亦易成功，第以神速为贵耳”
。戚继光亦不负谭纶期望，先后在弋阳、建昌击溃贼寇。
戚家军于嘉靖四十一年三月，回师浙江。此番援救江西，拯救了谭纶的故乡宜黄，家乡父老生活暂时安宁，两人关系也更进一层。不过此次戚家军在江西作战，正如谭纶预料，贼人望风而逃，退出江西。但因戚家军未及歼灭主力，不久又蚁聚。朝廷随即令守制在家的谭纶夺情起复，以原职统领浙兵，同俞大猷、刘显一同进剿张琏贼兵。谭纶“衣铁衣跨骝，同猷（俞大猷）驰驱，旬日之间，攻破数巢，追剿余党。途遇骤风暴雨，斩木为栅，芟草为褥，手足胼胝，泥浊污漫，同诸士卒卧林中”
，并最终取胜。
嘉靖四十二年（1563），谭纶再次夺情起用，任福建布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副使，未及到任，又升福建巡抚，俞大猷则升任福建总兵，戚继光任副总兵。当时福建有南北两股倭寇数万余众，与闽地军力相当，谭纶称“今所恃惟戚兵与杨文兵耳，戚兵新集，必须约束一月，杨文兵已更催之。今朝廷重在南寇，必二兵相合，径趋平海”。
于是，俞大猷列营困敌，专待戚家军到。然而，戚家军多为新募之兵，戚继光一边行军，一边练兵。纵敌情急如星火，谭纶依然不加催促。俞大猷围而不攻，戚继光行进较缓，一时议论纷纷，唯有谭纶深知二人。俞大猷寄信戚继光，“猷与贼对垒，不肯轻战，专候公大兵至，并力收功。世人皆以猷为怯、为迂，惟谭二华及公能识猷心。贼在数日欲遁，愿公速至。人皆以为公迟，亦惟二华及猷能知公之心也”
。
谭、戚二人将帅同心，对彼此都有着十足的信任。四月十三日，戚继光抵达福清，立即上书谭纶，以为当时戚、俞、刘三军汇聚，协同配合、战后分功等皆是问题，最好是三营将士歃血为盟，各分一路，攻击敌营。在四月二十日的平海卫作战会议上，戚继光提出，“俞、刘二君拒贼数月，今一旦取而有之，彼何以堪？愿请身当中哨，刘、俞犄角，功赏共之，不敢颛”
。面对两位总兵官，戚继光只是副总兵，主动担当中路军，总会令人觉得是在抢功，但却是戚继光基于战场判断的肺腑之言。谭纶也没有半分犹疑，全面采纳了戚继光的建议：“以副总兵戚继光、统督把总胡守仁等部下官兵为中哨冲锋……仍悬赏冲锋银二万两，以鼓作士气。”
此战，大获全胜，戚家军斩首1220级，救回被掳男女2000余人，俞、刘二军亦多有斩获。至五月二十日，谭纶上《倭寇暂宁条陈善后事宜以图治安疏》，推戚继光为武将首功。
仙游之战，是戚继光与谭纶在福建抗倭时期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十月，因平海溃逃倭寇掠夺财物甚多，倭寇趁秋汛，伺机登陆福建，劫掠仙游。一月间，戚家军与倭寇交战12次，皆胜之。谭纶与戚继光商量水陆防御计划。戚继光将自己所思所想和盘托出，谭纶多有采纳。十一月初七，真倭万余在仙游四方结营围攻，城中守军不足五百。彼时戚家军尚未集中，兵力薄弱，戚继光一面骚扰牵制，一面张网以待，并调三千水兵为陆军火速增援，催促回浙轮休的戚家军赶来应敌。谭纶“亲填令票，号令俱听家严（戚继光）节制”。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戚继光的指挥下仙游之战打响，四大倭巢相继被破。随即，倭寇四散，戚继光、谭纶将帅配合，先后取得王仓坪、蔡陂岭等战役的胜利。此后，福建倭患基本靖平，“自后倭寇脱归者，始知犯华不利状，于是乎倭寇不敢复窥八闽矣”。
福建抗倭，戚继光与谭纶心意相通，戚继光视谭纶为好上司，对其从不讳言；谭纶也视戚继光为好下属，总是反复参详其议，多加采纳。戚继光信任谭纶有容人之量，谭纶也信任戚继光统兵之才。与朝廷的奏疏中，谭纶对戚继光极尽溢美之词。仅列数则，便可知一二：
忠诚懋著，文武兼资，貌虽不逾中人，才则可将十万，南北将官号为节制之师，而收堂堂正正之效者，诚未见其比也。第其秩虽都督，官才副总，殊未足以展其千里之才而慰八闽之望。
居宦成而志气愈励，乘战胜而智虑益精，冲瘴疠之乡，冒风雪之会，劳苦不暇身，谋解仙游之困，伐漳浦之谋，全活何可数计。西贼愁闻，不啻仲淹之风烈；南人不反，庶几诸葛之天威。比年虽已三见荡平，而此举实为万代瞻仰，功当首论。
鞠躬尽瘁，用兵如神。驭众而分数愈明，处胜而机事益密。批亢捣虚，彼丑畏之如虎；除凶雪耻，斯民望之如云。全师奏凯，兵不留行；一战成功，贼无噍类。岂徒振古之骁将，实为当今之虎臣。
精忠殉国，妙略通神。宦成而志不渝，战胜而机益密。彻桑于阴雨之先，预事而立；射隼于高墉之上，好谋而成。俘馘何啻千群，劳苦岂云万状。部中赖其保障，居然衣冠文物之故乡；海外惮其威棱久矣，礼义诗书之宿将。宜加上赏，用答元功。
在这些奏疏中，谭纶充分肯定了戚继光对朝廷、对百姓的忠诚，即“精忠殉国”“忠诚懋著”，其具体表现则是“冲瘴疠之乡，冒风雪之会，劳苦不暇身”。其次，谭纶激赏戚继光谋略过人，作战有方，“彻桑于阴雨之先，预事而立；射隼于高墉之上，好谋而成”“妙略通神”“处胜而机事益密”。甚至将其比之为范仲淹、诸葛亮，所谓“不啻仲淹之风烈”“庶几诸葛之天威”。再次，谭纶还着重强调戚继光在抗倭战场上屡立奇功，“部中赖其保障”“全师奏凯，兵不留行；一战成功，贼无噍类”“谋解仙游之困，伐漳浦之谋，全活何可数计”，并极力举荐戚继光，以为要“其秩虽都督，官才副总，殊未足以展其千里之才而慰八闽之望”“宜加上赏，用答元功”。正是在谭纶的举荐下，戚继光擢升福建总兵官，管辖闽中七州一府，及浙江的金华、温州二府。嘉靖四十三年（1564）四月，福建地方倭寇基本已经平定，谭纶再次提出回乡补制
，戚继光与谭纶各自东西。二人缘分不断，隆庆二年（1568）谭戚二公聚首蓟镇。
戚继光在谭纶离任福建巡抚后，继续担任福建总兵官，与俞大猷合作取得南澳之战的胜利。彼时，戚继光虽为福建总兵官，但其尚兼管惠、潮二府，并伸威营（江西南、赣二府）。谭纶在守制结束后，先后督抚陕西、四川、两广。隆庆元年（1567），北方鞑靼不时袭扰，朝臣建议调谭纶、俞大猷、戚继光督练边兵。
十月，明廷调戚继光入京协理戎政，却只授其神机营副将。若非谭纶调任回京，极力举荐戚继光，恐怕年方四十、正当盛年的戚继光就要在京营蹉跎度日。隆庆二年三月，谭纶调任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谭纶抵京一月，呈奏《早定庙谟以图安攘疏》，全面谋划蓟辽防御。在此疏中，提及最多的便是戚继光与戚家军：
将臣与总兵官戚继光行取赴京，住扎昌平，训练三万燕赵之士，委以地方之寄，俟其三年有成，责之游兵破敌。……以神机营副将戚继光……加以总理蓟辽保定等处练兵总兵官职衔，前来总理训练之……其总兵官戚继光，仍乞给以敕印旗牌，使得便宜行事，蓟辽、昌平、保定等处总、副、参、游等官，凡受臣节制者，并受戚继光节制，戚继光仍受臣节制，凡戚继光有所施行，府州县官而下，不得阻挠，违者听臣参奏处治。如此，则阃外之权既专，将军之令自肃，积弱可振，殊效可臻，北边不足平矣。
疏文中，不仅荐戚继光为蓟辽保定等处练兵总兵官，并给予其最大限度的练兵自由，“凡受臣节制者，并受戚继光节制”“府州县官而下，不得阻挠”。五月，戚继光受诏总理蓟昌辽保练兵事务。明廷敕命中有“兹总督谭纶具奏以都督戚某总理练兵，已经议允。朝廷以尔素有威名，今特命尔总理蓟、昌、辽、保军务，自总兵以下，俱听尔节制，其余文武大小官员，俱不许干预阻挠”
。正是在谭纶的保举之下，戚继光得以施展才华。
戚继光、谭纶两位至交好友、沙场宿将在蓟镇共事大约两年半，至隆庆四年十月，谭纶受命协理京营而分别，但他们整顿北疆防御贡献良多。总结起来，兹有两点：一是训练车营，配合步骑，系统防御。谭戚到来前，边军“苦于饥寒，疲于力作，困于诛求……素习株守，未尝勒战，马更疲瘦，不堪鞭策”
。面临危局，戚继光与谭纶着手打造车营，谭纶称“今日破虏之策，决非车战不可”
。戚继光也表明，“虏之长技在冲突，我之所短在不能用车”
。取胜之法正在“车步骑三者俱备，而相须为用”。
二是修建敌台，抵御北虏。修建敌台是戚继光在抗倭战争时积累的御敌经验，据范中义先生考证，戚继光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解桃渚之围时所修建的两座空心敌台，是我国修建于城池之上空心台之滥觞
。戚继光于隆庆二年底上疏，提议在蓟镇、昌平，修建敌台三千座，三年完成。隆庆三年正月初一，谭纶上《增设重险以保万世治安疏》，内容与戚继光《请建空心敌台疏》大致相当，只是对敌台大小略有调整。修建敌台由戚继光动议，谭纶支持并主持此事，戚继光则全面落实修建事宜
。《汤泉大阅序》称：“旧制府宜黄谭公措置边事，以宜久安为后世法，乃疏建骑墙空心台。”
后谭纶、戚继光等考虑朝廷财政情况，又反复实地勘验，凡不能通马的险隘之处则不建，修建总数遂削减为一千五百座
。“十四路楼堞相望，居然虎豹之关；二千里声势相援，允以金汤之固”，张居正充分肯定空心敌台的军事作用，“筑台守险，可以远哨望，运矢石，势有建瓴之便，士无露宿之虞，以逸待劳，为不可胜，乃策之最得者。”
陈第《塞外烧荒行》诗云：“隆庆二载谭戚来，文武调和费心力。从前弊政顿扫除，台城兵器重修饬。迄今一十五年间，闾阎鸡犬获苏息。”
是对谭、戚二人配合无间、防御蓟辽的真实写照。谭纶调回京城后，戚继光威慑北疆，“边草岁绿，百谷时登，尺土寸壤皆成膏沃，因而黍稷蔽野，牛羊塞川……而且商旅日通，市廛日盛，生息日蕃，礼乐弦歌日作”
。
戚继光与谭纶，一文一武，一生胶东，一生江右。二人却在抗倭御虏的战场上，合作无间十余载。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则，二人皆是忠贞爱国之人，志向相同。戚继光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为志向，谭纶以“和衷任怨，共摅报国之忠；推功让能，务济公家之急”
为人臣第一义。抗倭前线，戚继光力战多年，只求“建旄天著象，持宪海无波”
。谭纶抗倭，亦只求“开八闽之太平，纾九重之南顾”
。在蓟镇，戚继光有“还为国步推豪俊，誓向祁连勒马回”
之雄心；谭纶亦有“俘馘万计，令匈奴不敢南牧”
之志向。二则，二人皆是久历沙场之宿将，谙熟兵法韬略，彼此敬重。雁门岭中伏时，诸军皆溃，“惟谭公纶与家严二军不动，贼遂不敢轻犯”
。在练兵练将、训练车营、修建敌台等方面，二人也都观点相类，堪称知己。戚继光身为武将，却于礼乐诗书，皆有服习，知礼义，通经术；谭纶虽世代簪缨，身在儒林，却能亲冒矢石，不避刀剑，自陈“讨虏征倭，或竟日而不食，或连朝而披甲，或数月而不得卧榻，或终朝马上而待旦，或一日而走数百里之遥，或一月而涉千万里之远，任风雨霜露，身无于衣”
。三则，在宦海沉浮中二人早已是文武一体，彼此信任，互相帮助。戚继光曾击退围困江西的贼寇，解救谭纶的家乡；谭纶亦曾在福建、蓟镇多次举荐戚继光。戚继光在蓟镇修建空心敌台惹来朝中非议，时任京营把总杨承业称“敌台一事，都下万口一词，皆云无益，徒累军逃死，且砍伐树木，为后藩篱之损”
。谭纶收到戚继光报告后，即刻上疏，请朝廷派员勘验敌台之效，甚至请求朝廷另派要员督办此事，维护之意，溢于言表。
正由于二人志向相同，才学相当，又是长期共事，精诚合作，后人将二人并称“谭戚”。领军时，二人并辔齐驱，纵横沙场；闲暇之时，谭、戚亦曾把臂同游。然盛衰有时，人事易迁，谭纶返京后，二人再少见面。万历五年（1577）谭纶卒于兵部尚书任上，戚继光闻之，沉痛不已，发出“知公者某，成某者惟公”的深切感怀，祭文中回述他与谭纶交往的时光，并称“独以国士待某”
。谭纶去世后一年，戚继光登览塞北城墙，又想到谭纶，写出“流波夜逝无同调，白雪春消独少伦”
。斯人已同流波夜逝，宛如春来雪消，站在自己身边的人中已经少去了一位挚友，又怎能不令人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