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对于周初统治者而言，忧患意识就是一种现实的危机感、历史的使命感、对社会与国家的责任感、统治者个人对形势的敏锐感觉以及对政策调整与国家治理的把控能力。它离不开处于逆境、险境、险象环生的现实社会形势变化与风波频生大气候的孕育，也离不开周武王、周公、召公等人丰富的政治阅历和主观上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取向。可以说，周初统治者的忧患意识是对殷周之际社会剧变的一种积极的智慧回应，属于当时社会形势刺激所使然。
周初统治者拥有这种浓重的忧患意识是正常的。
一个具有四百余年历史与文化积淀的泱泱大国“大邑商”，在“小邦周”及其力量微弱的联军进攻下一月之内就轰然倒塌。对于周人而言，胜利似乎也来得太容易了点，连他们自己一时都回不过神来。“殷鉴”不远，在这个巨大的胜利面前，周初最高统治者不是忘乎所以，而是“战战兢兢”，心生恐惧之感。这个剧变不但加强了周人原有“戒慎恐惧”的忧患意识，更因此让他们感觉到“惟命不于常”。
高耸的楼台，为什么说倒就倒？铜铸的江山，为什么不堪一击？历史的悲剧，会不会也在周人身上重演？新生的政权，能不能长治久安？殷人祖先，不也曾经光荣伟大吗？殷人的子孙，不也曾经枝叶繁茂吗？然而天命一旦改变，他们一夜之间就成了亡国屈辱之人。这个亲眼目睹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让周公等人联想到，周人的子孙会不会也有一天步殷人后尘？
周初统治者为此忧心忡忡。
显然，在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前，周人没有骄傲得像头得胜的公牛，反倒如同站在了冬日大河的薄冰之上、万丈深渊之前，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唯恐得咎。没错，皇天上帝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他钟爱过夏，眷顾过商，现在又看好周，这可真是“天命无常”。看来，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的上帝选民”，也没有哪个君主是“铁定的天之骄子”。一切都会变化。唯一不变的，还是变。这就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必须以殷商的灭亡为教训，认真治理国家，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居安思危，高瞻远瞩，这样才能“祈天永命”。
周初统治者的伟大之处，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王、武王灭商兴周的宏愿虽在占领商都朝歌后得到初步实现，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殷商政权虽然覆灭，然殷人的实力仍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新兴的周政权对天下的统治，仍是一个亟须进一步解决的迫切问题。《孟子·公孙丑》说：“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说明直到文王时期，周的实际控制疆域尚不过百里。而殷商王朝实际控制的疆域，据现代考古发现证明，北达山西南部，西抵渭河，南达江汉，东部更有徐、淮、奄等附属方国。“小邦周”如何真正取代“大邑商”，有效地建立新的统治秩序，这是新兴的周王朝统治者们面临的重大问题。
周武王克商后，所采取的对策是暂时保存殷商的原有统治机构，利用其已降服的上层人物来安抚当地民众。所以周武王和周公在灭殷之初，就制定了对殷人的分化瓦解政策，利用归附西周的殷人首领来统治广大殷民。既不打乱殷人原来的社会组织，又保留殷人的某些利益，让他们“宅尔邑，继尔居”
“宅尔宅，畋尔田”，或者让他们“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
，即让他们继续占有原来的土地和房屋，保留一定的社会地位。同时，又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为殷侯，让其仍居殷之故地，统治与管理殷民。但是，他们对武庚不放心，所以又派遣了管叔、蔡叔、霍叔等三个兄弟去监督、管理，称为“三监”。周人夺得天下之后，其政权并未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巩固。周武王因当时“天下未集”而深感焦虑，以致夜不能寐，很快就积劳成疾，在君临天下不久就去世了。这时，武王之子成王尚未成年，难以担负统治天下的繁重任务，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仍然令人担忧。对于长期辅弼武王的周公来说，维持摇摇晃晃的新兴政权的继续生存，就成为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武王死后，周公摄政伊始，“三监”首先发难，在新王朝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历时较久的动乱活动。
周公摄政，“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
《左传·定公四年》说：“管、蔡启商，惎间王室。”
这就是说，管叔、蔡叔等人对周公代替成王执政不满，所以制造流言，说周公篡位。管叔、蔡叔不但恶毒地离间王室，企图在中央政府造成统治集团内部之间的分裂斗争，在地方则“启商”，引诱商纣王之子武庚借机叛周。《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
《史记·卫康叔世家》也说，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
。可见，作乱的主谋是管、蔡二叔。其中，管叔又是最重要人物。管叔在文王正妃太姒所生之子中排行第三，周公排行第四。管叔之所以对周公不满，是因为他是周公之兄，若按“兄终弟及”的原则，继承王位的本应是他，而不是周公。因此，他联合东方的殷遗民向周公发难。
周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东夷诸小国，本来在殷商时代就没有真正统一于中央王朝，新兴的周王朝也未能对其进行真正有效的控制，这时他们就乘机鼓动商纣王之子武庚反周复商。史载：“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养成王，使召公奭为傅。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王！’奄君薄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奄地原是商王南庚、阳甲的都城，位于今山东曲阜。盘庚迁殷后，它仍是一个殷属的大国，因而它在策动反周的活动中格外卖力。同时，由于周王朝统治者一开始对殷遗民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措施，使得他们原有的实力保存得较好，具有复国的足够资本。在此煽动下，武庚坚定了反周的信心。
各方反周势力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之后，这场反周公和反周王朝相结合的战乱终于爆发了。以武庚率领的殷民为主，联合了管叔、蔡叔、霍叔以及前殷商的属国和非属国，如奄、徐、楚、淮夷、蒲姑等十几个国家，一同向西进军。其阵营可谓声势浩大，顷刻之间，整个西周王朝已塌了半边天。
这次反周同盟到底有几国参与，说法颇多。《吕氏春秋》说是“东夷八国”，
《逸周书》则说“熊、盈族十有七国”。
不同说法差异悬殊。其说虽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叛乱国数和人数是相当多的，并且管叔、蔡叔和商、奄是其中的主角。
在这样声势巨大的叛乱来临之际，周公面前可谓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问题。由于叛乱的首领中有管叔和蔡叔等多名王室成员，而他们又在舆论上先声夺人，这样就使得统治集团中的许多重要人物感到是非难分，无所适从。尤其使周公感到为难的是，被封于齐的周王朝第一功臣太公望（吕尚）和担任周王室“三公”之职的辅佐之臣召公奭，这时也对周公的摄政动机产生了怀疑。据说召公还写了一篇《君奭》对周公称王之事表示不满。这就使周公一开始就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
由于太公望和召公奭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对周王朝统治的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周公意识到要取得平乱的胜利就必须首先得到他们二人的理解和支持。于是，他对太公望和召公奭这两个关键人物做了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首先，周公向诸位重臣表明心迹，他之所以不避嫌疑担任辅政大责，实在是怕天下趁机叛周而辜负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遗愿。现在武王早死，成王年少，此时此刻他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有利于周王室。他还引证了商王朝在类似情况下辅佐大臣摄政的几个成功例子。他说：“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般；率维兹有陈，保乂有殷。”
也就是说，商代在几个危难时期，由于有伊尹、伊陟、臣扈、巫贤和甘盤等人的忠心辅佐，才得以渡过难关。借此，周公也表露了自己效法商代先贤，忠心于周王室的心志。经过耐心解释和争取，周公终于得到了在朝中地位举足轻重的太公望和召公奭等人的理解和支持，消除了他们的疑虑，保证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从而为此后大规模的平叛以及进一步分封建制奠定了基础。无论如何，作为“小邦周”的新王朝怎样在政治、军事实力上保证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这的确是周公在当时忧虑与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
周是一个在文化上起步较晚的偏居西方的方国。他们早期居于戎狄之间并与这些尚处于野蛮阶段的民族同俗，到古公亶父（即太王）时期尚过着“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的原始社会生活。也就是说，这时周人还居住在窑洞里，地面建筑尚未出现。周人虽经过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推翻了殷商政权的统治，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在文化上的贫乏。周人自己也意识到他们对商的胜利，实际上是较野蛮的部族对相对文明的部族的征服。因此他们在灭殷商之后仍不敢以征服者自居，对殷商文化保持着不得不尊敬的这样一种微妙心态。他们继续尊称殷商为“大国殷”或“大邑商”，而贬称自己为“小国”或“小邦周”。看来，这时周人一时还不适应自己从统一王朝的一个部落一跃而成为天下之唯一“共主”这个角色的变化。同时，周人已痛感自己原有的文化水平再也不能满足统治辽阔疆土的需要了。为此，他们首先需要向殷商文化学习。在《尚书·康诰》中，周公就对康王提出了“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的要求，即要求新王朝不要因殷商政权的灭亡而抛弃其先进的文化，而应学习和继承殷商好的文化传统，将之应用于治国理政。同时，商王朝的覆灭，本身也暴露出殷商文化的不足。因此，即便原封不动地继承殷商文化，也难以确保新王朝基业的永固。这就注定了周人在文化上不仅要超越自己，还要超越殷商，开创出一个全新的文化局面来。这又是周人所面临的另一重大课题。
周王朝开国前后，西周已经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政治家，他们在兴周灭商以及巩固周政权的斗争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主要包括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姜尚、召公奭等人物。
周文王姬昌，号称西伯，为武王、周公之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
周文王不仅具有仁慈宽厚的美德，而且长期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等优点。屈原在《楚辞》中就赞美他“伯昌号衰，秉鞭作牧”
，即文王穿着蓑衣放牧。周公也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即文王安于卑微的工作，从事过开通道路、耕种田地的劳役。周文王的治国经验与良好品德，对武王、周公等周初统治者无疑具有深刻的影响。
周武王姬发，周文王次子、周公之兄。文王在世之时，周公与姬发兄弟俩密切合作，辅佐他从事兴周大业。姬发虽不是长子，但因其贤，使文王在选择继承人问题上优先考虑了他，姬发直接越过其长兄伯邑而成为太子。文王去世后，姬发即位，继续文王未竟事业，完成了灭商兴周的大业，最终因为巩固政权而忧患太甚、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在灭商之后仅两年就去世了。在文王去世至武王去世的这段时间内，武王显然是周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
周公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大政治家。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周公辅政，因此而成为周王朝各项制度的实际制定人。饱经沧桑的周公，认真汲取殷亡的历史教训，对于如何巩固新生的周王朝，他从政治观念到政治制度，均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与大胆的开创。周公提出了系统的政治主张和理论，他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德政与礼乐治国的开山鼻祖。
在反商兴周与巩固新政权的斗争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他就是周初的政治家、军事家吕尚。他辅佐文王、武王两代，在兴周灭商大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周初大分封中，吕尚作为头号功臣被封在齐国。当时齐地处东夷杂居的复杂区域，需要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去镇守，吕尚可称担当此任的最佳人选。吕尚到齐以后，在政治上尊重当地风俗，简化礼节，提倡商业和手工业，又利用临海条件，发展渔业和盐业。附近小国的百姓看到齐国的兴旺景象，争相移居齐国，使齐国很快成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东方大国。
召公奭，周文王之子、周公异母兄弟，为周初重要政治家之一。武王灭纣后，封召公于北燕。周公辅成王时，召公位为三公之一。当时，自陕以东地区，由周公主管；陕以西地区，由召公主管，由此可见当时召公的地位与周公不相上下。从关于召公的史料来看，召公似乎不长于计谋，与吕尚善兵法奇谋显然不同。但召公推行的德政，与吕尚在政治风格上正好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这两种统治方法在当时显然各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据资料记载，召公的政治实践带有更多的平民因素，更能反映民众的呼声。他曾说：“天不可信。”
这种重视人事的政治认识也表明中国古代社会已开始逐渐从天命观中摆脱出来，更多地关注人自身的作为对于争取民心、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化在周初的确有了某些进步。
总之，周初统治者的个人素养与政治素质都很高，他们忧国忧民，具有深刻的危机意识以及对国家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这是西周政权在开国过程中能够重视与保持忧患意识，并将之化作勤政爱民、积极作为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