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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五世纪后半期至公元前四世纪前半期，一位哲人常常梦见周公，梦见周公的事业。这位哲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圣人孔子。清末民初文化名家夏曾佑说：“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之历史，即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故谈历史者，不可不知孔子。”
然而世人多不知，孔子之道却是源自于周公；孔子之梦，就是“周公梦”。从孔子开始，历经世代治国者与救世者的传承，这个梦一做就是三千多年。“周公梦”成了中华优秀政治文明符号。甚至至今，“周公梦”仍然时刻萦绕在无数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奋斗着的中华儿女的灵魂深处，成为“中国梦”的一部分。
探究“周公梦”，应该从认识周公开始。
关于周公的生平与事业，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有这样的记载：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周公喜，开籥，乃见书遇吉。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兹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
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
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沉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
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称：“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严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惧不敢荒宁，故中宗飨国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劳于外，为与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暗，三年不言，言乃欢，不敢荒宁，密靖殷国，至于小大无怨，故高宗飨国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久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多士》称曰：“自汤至于帝乙，无不率祀明德，帝无不配天者。在今后嗣王纣，诞淫厥佚，不顾天及民之从也。其民皆可诛。”“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飨国五十年。”作此以诫成王。
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
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从司马迁的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清晰的印象：
第一，周公，名旦，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
第二，他曾经辅佐文王、武王艰难创业，最终完成了灭商大业。文王时，周公孝顺、忠厚、仁爱，胜过其他兄弟。到武王即位，他佐助武王处理政务，辅弼武王完成了翦灭商王朝的大业，成为周王朝最重要的几位缔造者之一。
第三，周王朝建立后，周武王封周公于少昊故墟曲阜，这就是鲁公。但周公没有去自己的封国，而是留在朝廷继续辅佐武王。
第四，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七年。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这是他一生政治事业达到巅峰的时期。他辅佐成王，平定叛乱，克定东方，推行封建，建立礼乐，兴造东都洛邑，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实，司马迁的叙说还远远没有道尽周公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如果我们继续深入发掘的话，就会发现，周公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具有卓越贡献的大政治家。夏曾佑曾言：“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又说：“周公集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之大成，其道繁博奥衍。”“有周一代之事，其关系于中国者至深，中国若无周人，恐今日尚居草昧。盖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也。中国之有周人，犹泰西之有希腊。泰西文化，开自希腊，至基督教统一时，希腊之学中绝。泊贝根以后，希腊之学始复兴。中国亦有若此之象，文化虽沿自周人，然至两汉之后，去周渐远，大约学界之范围，愈趋于隘，而事物之实验，愈即于虚，所以仅食周人之弊，而不能受周人之福也。”
此言一语道尽了天机。
周公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可以集中概括如下：
（1）以民情视天命，全面开创了人文新时代。
（2）开创了以德治国新模式，敬德保民慎罚。
（3）封邦建国，从政治体制上实现了华夏政治从洪荒时代的血缘部族向家国同构的贵族文明体制的过渡，奠基了华夏政治大一统格局。
（4）制礼作乐，完善了传统中国的宗法制度。
（5）与西周政权建设相配套，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礼仪制度与祭祀制度。这些制度，对于此后中华民族政治与文化心理的积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所导引出来的心理定势，经过后世儒家的不断放大，最终奠定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基础。
（6）重视道德教化，实行政教合一的官学制度，加强对贵族子弟入仕前的教育。
西周初年，周公勤政爱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
，在尊祖敬宗、“制礼作乐”、构建文明社会秩序、发展人文主义、建业与守业、明德重民等方面，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盖棺论定，周公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中国早期大一统的草创，等等，均有着独特的贡献，厥功甚伟，是黄帝后的第一人。他深明社会变迁发展的原因，精通政治统治的管理策略，思想敏锐而勇于创新，博学多识而善于决断。西周初年的典章制度，多为周公损益前代政治文化而兴创制作。他一生辅佐武王和成王父子，在政治上有大作为，在文化上有大开拓。他尊重传统，重视以史为鉴，敢于开拓进取，忧患兴国，他所开创的西周人文主义精神及以德治国模式，对后世中华政治文化传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政治文化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印记。史学家钱穆因此感叹说：“中国之有孔子，其影响之大且深，夫人而知之。然孔子之学术思想，亦本于中国固有之民族性，构成于历史的自然之发展，绝非无因而致者。孔子晚年，有‘久矣！不复梦见周公’之叹，则其壮年以来之于周公，其思慕之忱为何如？孟子云‘周公、仲尼之道’，后世亦每以周、孔并称，非无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