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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任何事情的出现，都是一种因缘关系在起作用的结果。
这套即将问世的政治家与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智慧的小丛书，即是本人对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多年学习与思考后水到渠成的一种自然的结果。
从宏观上来看，国家的治理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如果将这一复杂性和系统性作抽象的归类，其基本内容则主要只有两项，也就是《管子·版法解》中所说的“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这其中，人才是关系国家兴衰的第一要素，所以《管子·牧民》篇又说：“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子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历史上，政治家对国家制度的探讨、官员的任用、民众的管理、财政的开发、外交的谋划、各种突发事件的应对及处理，等等，无不是对国家治理经验的丰富与积淀，而由这些内容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就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外古今大量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在与发展，最根本的依赖是文化，以及由文化而产生出来的文化精神。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支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脊梁，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气神。离开了文化和文化精神的支撑，该国家或民族的存在便无以为继。从周公到康熙皇帝，他们都是在中国乃至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他们缔造的政治制度、所展现的政治智慧，都成为中国文化精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传承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中国古人懂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性，应该是从黄帝时代就开始了，但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则要从周人说起。
周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回顾，从文王时代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记载。《诗经·大雅·荡》篇引文王所说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就是周文王针对殷纣王不借鉴也不重视夏后氏被商汤灭亡的教训所发出的叹惜。朱熹在其《诗集传》中说：“殷鉴在夏，盖为文王叹纣之辞。然周鉴之在殷，亦可知矣。”文王一方面为殷纣王而叹惜，另一方面也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周人的戒鉴。
殷商灭亡后，周武王、周公以及其他一些有为的周王和辅政大臣更是常常总结夏殷两代人的经验教训。这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夏殷两代成功统治经验的总结以供学习、效法；另一方面是对夏殷两代执政者的罪过、错误和失败教训的总结以供戒惕。这种模式，可以说是开了中国人史鉴意识的先河。
周人思维的特征之一就是习惯以古观今，拿历史来借鉴、说明、指导现实以照亮未来前进的方向。周初统治者即是这种思维特征的代表人物。周公治理国家，不仅总结了夏殷两代失败的历史教训，而且还总结了夏殷先王成功的历史经验，并对这些经验予以高度的赞扬和汲取，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政治制度与建立了家国一体的文化意识。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等若干先秦文献中，都可以看到周人具有的这种浓郁的史鉴意识。这种文化意识，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与心理。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欣赏画作时，都知道每幅作品中藏着一个画魂，这个“魂魄”，往往代表了这幅画境界的高低与价值的大小。
以史观画，史学的作品，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本丛书之“魂”，即是“传统国家治理的经验与教训”。这是一条古代政治家治理国家所汇集而成的波浪滔天、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在这条奔腾前行的河面上不时迸溅出交相辉映、绚丽夺目的朵朵浪花。
这也是一条关于中国古代治理智慧的珍珠玛瑙链，是对古代政治家治国理政智慧和务实政治原则的浓缩，是对古代统治者及关注政治与民生的政治思想家们勇猛精进所创造历史的经验教训的一种总结。
纵观中国古代治理史，夏、商、周三代，周公对国家的治理最具有代表性，他封邦建国，创建宗法制度、礼乐文化，以德治国，注重史鉴，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春秋时期，孔子对国家治理的思考与探索亦堪称典型。他把政治的实施过程看作是一个道德化的过程，十分强调执政者自己在政治实践中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主张“礼治”“德治”“中庸”，十分强调统治者在治国理政中富民、使民、教民的重要性。战国时期，商鞅改革的成就史无前例。商鞅最重视国家的“公信力”，他主张用法治手段将国民全部集中于“农战”的轨道，“法”“权”“信”构成了他的治国三宝。在商鞅富国强兵政策的基础上，秦王嬴政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秦始皇所开创的中华帝制、郡县制，所拓展的疆域，进一步奠定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楚汉战争胜利后，刘邦建汉。作为一个务实且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更具有史鉴意识，采用“拿来主义”，调和与扬弃周秦政治，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实行“秦果汉收”，兼采周公与秦始皇治国理政的长处，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先秦中国政治遗产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汉武帝是继周公、孔子、秦始皇、汉高祖之后又一具有雄才大略的不世之主。他治国理政兼用王霸之道，在意识形态上采取文化专制主义，尊崇儒术，重视中央集权以及皇权的建设。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分裂与战乱，这一时期鲜有在国家治理方面高水平的大政治家，其间尽管有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北方开辟屯田；诸葛亮治理西蜀与西南地区，但皆无法与统一强大王朝的治理体系与能力相媲美。唐宋时代，唐太宗、宋太祖对国家的治理堪为后世示范。唐太宗的三省制衡机制、宋太祖对文官制度的重视与建设都很有特色。北宋后期有王安石变法，但这种努力以失败而告终，非但没有能够挽救北宋王朝，相反倒十足加剧了北宋的动荡与灭亡。明代中后期，统治者一直在寻找振兴之路，其中以张居正新政最具代表性。张居正治国理政所推行的考成法与一条鞭法，为后来治国者的治吏与增加财政收入提供了经验教训。清朝前期，康熙皇帝用理学治国，用各民族团结代替战国以来的“长城线”边防思维，今天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幅员辽阔的疆域领土、大国的自信，等等，都是那个时候奠定的。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五大盛世中成就最高的盛世，康熙皇帝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从历史上看，历代帝王圣贤皆重视治国理政、安民惠民，这是经济义理之学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特征的一大重要因素。
笔者以为，在追求学问之路上，大致可以分为四重境界来涵养：
第一重境界，专业之学。也可以称为职业之学，是人们讨生活、养家庭，生存于天地、社会间必具的一门专业学问。只要努力与坚持，人人可为，尽管会有程度高低不同。
第二重境界，为己之学。也可以说是兴趣之学、爱好之学、养基之学。对于这种学问，没有功利，不为虚名，只为爱好而为之。
第三重境界，立心之学。在尽可能走尽天下路、阅尽阁中书，充分汲取天地人文精华的基础上，立志尽己之能为人间留一点正能量的东西，哪怕是炳烛、萤火之光。
第四重境界，治国平天下之学。这种学问在实践上有诸多苛刻条件的限制，无职无位无权者很难走得更远；在理论上也需要有远大抱负、超凡脱俗之人来建树。做这种学问的目的，在于“为万世开太平”，为民族为国家之繁荣富强，为民众之安康福祉，生命不息，追求不已。
从格局上看，古人读书写作多非专职，由兴趣爱好适意为之，因为不是为了“衣食”，故以“为己”之学为多，其旨意亦多追求“立德立功立言”，在著作上讲究“经济义理考据辞章”。窃以为，古人眼中的“经济”，远不是今人所说的“经济”。“经”者，经邦治国；“济”者，济世安民也。经邦治国，济世安民才是古人心中的“经济”之学。“义理”是追求真理，为世人立心，替生民立命。“考据”重在材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选择及运用。“辞章”则是重视文采的斑斓与华丽。对“经济”“义理”的向往和追求是国人的动力，是第一位的。孔子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此“文”说的就是“经济”“义理”。“考据”需要勤奋、细心、谨慎、坚持就可以做到。“辞章”则往往与人的天赋与性格关系很大，千人千面，很多不是通过努力就能达到的。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上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说林》中说：“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今天，如何学习与继承中国古人优良的著述传统，在生活实践中树立“修齐治平”“家国天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意识，将“经济义理考据辞章”融会贯通，目前还有很多值得努力的地方。
从学术角度言，一部好的史学作品，离不开对史料的抉择与作者论述的到位。资料的充实、可靠，作品的立意高格、布局得体是形成一部好作品的必要条件，尤其是资料是否充实、可靠更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很明显，本丛书的立意布局都需要充实的资料来讲话。不幸的是，中国虽然是一个历史大国，然而扫去历史的尘埃，一旦进入相关领域认真搜寻探究，就会发现，史料的不足与缺乏成为制约史学作品完善与深入的瓶颈。从现有资料看，研究周公治国主要有《周易》《今古文尚书》《周礼》《仪礼》等；商鞅有《商君书》、出土的文物、《史记》等，孔子有五经、《论语》等；秦始皇有《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秦本纪》，以及一些出土的秦简、文物等；汉高祖、汉武帝有《史记》《汉书》及汉人留下的一些著作；唐太宗有《贞观政要》《新唐书》《旧唐书》等；宋太祖有《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等；王安石有《王安石全集》《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张居正有《张太岳集》《明史》《明实录》等；康熙皇帝有《康熙政要》《清史稿》《康熙起居注》《清实录》等，可作为参考。但说实话，这些资料仍然很不够，一句话，资料的缺乏与不足影响了本丛书认识与探索的空间，这也是美中不足、无何奈何的事情。
此外，史学作品要求一切根据资料讲话的特点，也决定了其风格只能是如绘画中的工笔或白描，而不能采用写意的手法，随意挥洒，这也影响了作品的表达形式。
本丛书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首先，需要风格活泼、生动、有趣味，文字通俗、流畅、易懂、可读；其次，力求作品的学术性、严肃性与准确性。也许，只有在坚持学术性、严肃性与准确性的前提下，把学究式的文风变成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风，才能收到更广泛的社会效应。但我深知，很多地方还远远没有做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大众学术一直是笔者努力的方向。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变革，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热点，更是一个难点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度里，我们必须遵循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地向前迈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这提醒我们，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中国自身特色，实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中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离不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离不开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
历史与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历史不能割断，实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中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源于“古”而成就于“今”，从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努力探寻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为构建当今和谐社会提供借鉴，这是本丛书问世的目的所在。
希望这套小丛书能够多少帮助到对中国古代政治史感兴趣的人们！
作者2020年底于京城海淀
公元前五世纪后半期至公元前四世纪前半期，一位哲人常常梦见周公，梦见周公的事业。这位哲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圣人孔子。清末民初文化名家夏曾佑说：“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之历史，即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故谈历史者，不可不知孔子。”
然而世人多不知，孔子之道却是源自于周公；孔子之梦，就是“周公梦”。从孔子开始，历经世代治国者与救世者的传承，这个梦一做就是三千多年。“周公梦”成了中华优秀政治文明符号。甚至至今，“周公梦”仍然时刻萦绕在无数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奋斗着的中华儿女的灵魂深处，成为“中国梦”的一部分。
探究“周公梦”，应该从认识周公开始。
关于周公的生平与事业，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有这样的记载：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周公喜，开籥，乃见书遇吉。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兹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
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
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沉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
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称：“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严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惧不敢荒宁，故中宗飨国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劳于外，为与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暗，三年不言，言乃欢，不敢荒宁，密靖殷国，至于小大无怨，故高宗飨国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久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多士》称曰：“自汤至于帝乙，无不率祀明德，帝无不配天者。在今后嗣王纣，诞淫厥佚，不顾天及民之从也。其民皆可诛。”“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飨国五十年。”作此以诫成王。
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
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从司马迁的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清晰的印象：
第一，周公，名旦，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
第二，他曾经辅佐文王、武王艰难创业，最终完成了灭商大业。文王时，周公孝顺、忠厚、仁爱，胜过其他兄弟。到武王即位，他佐助武王处理政务，辅弼武王完成了翦灭商王朝的大业，成为周王朝最重要的几位缔造者之一。
第三，周王朝建立后，周武王封周公于少昊故墟曲阜，这就是鲁公。但周公没有去自己的封国，而是留在朝廷继续辅佐武王。
第四，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七年。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这是他一生政治事业达到巅峰的时期。他辅佐成王，平定叛乱，克定东方，推行封建，建立礼乐，兴造东都洛邑，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实，司马迁的叙说还远远没有道尽周公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如果我们继续深入发掘的话，就会发现，周公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具有卓越贡献的大政治家。夏曾佑曾言：“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又说：“周公集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之大成，其道繁博奥衍。”“有周一代之事，其关系于中国者至深，中国若无周人，恐今日尚居草昧。盖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也。中国之有周人，犹泰西之有希腊。泰西文化，开自希腊，至基督教统一时，希腊之学中绝。泊贝根以后，希腊之学始复兴。中国亦有若此之象，文化虽沿自周人，然至两汉之后，去周渐远，大约学界之范围，愈趋于隘，而事物之实验，愈即于虚，所以仅食周人之弊，而不能受周人之福也。”
此言一语道尽了天机。
周公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可以集中概括如下：
（1）以民情视天命，全面开创了人文新时代。
（2）开创了以德治国新模式，敬德保民慎罚。
（3）封邦建国，从政治体制上实现了华夏政治从洪荒时代的血缘部族向家国同构的贵族文明体制的过渡，奠基了华夏政治大一统格局。
（4）制礼作乐，完善了传统中国的宗法制度。
（5）与西周政权建设相配套，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礼仪制度与祭祀制度。这些制度，对于此后中华民族政治与文化心理的积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所导引出来的心理定势，经过后世儒家的不断放大，最终奠定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基础。
（6）重视道德教化，实行政教合一的官学制度，加强对贵族子弟入仕前的教育。
西周初年，周公勤政爱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
，在尊祖敬宗、“制礼作乐”、构建文明社会秩序、发展人文主义、建业与守业、明德重民等方面，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盖棺论定，周公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中国早期大一统的草创，等等，均有着独特的贡献，厥功甚伟，是黄帝后的第一人。他深明社会变迁发展的原因，精通政治统治的管理策略，思想敏锐而勇于创新，博学多识而善于决断。西周初年的典章制度，多为周公损益前代政治文化而兴创制作。他一生辅佐武王和成王父子，在政治上有大作为，在文化上有大开拓。他尊重传统，重视以史为鉴，敢于开拓进取，忧患兴国，他所开创的西周人文主义精神及以德治国模式，对后世中华政治文化传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政治文化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印记。史学家钱穆因此感叹说：“中国之有孔子，其影响之大且深，夫人而知之。然孔子之学术思想，亦本于中国固有之民族性，构成于历史的自然之发展，绝非无因而致者。孔子晚年，有‘久矣！不复梦见周公’之叹，则其壮年以来之于周公，其思慕之忱为何如？孟子云‘周公、仲尼之道’，后世亦每以周、孔并称，非无故也。”
在周公的政治智慧中，“祈天永命”永远是和统治者的德政联系在一起的。在形式上，天命虽然还是至高无上，但实际上，德政却成为天命的依据和前提。如此，原来统治人的精神世界、法力无边的天命在事实上遇到了限制。另外，为了防止再蹈殷人丢失政权的覆辙，使周王朝的统治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周公几乎在每个场合都宣扬“以德配天”“天人感应”的政治理论，并以此谆谆告诫他的侄子成王、兄弟康叔、君奭以及百官、殷后和各诸侯国的首领。“敬德”既是周公对殷人天命观的否定，也是周公对周王朝“祈天永命”的理性思考与如何治理国家的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