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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由孔子那里出来。”
作为一位学识渊博、思想卓越的文化巨人，孔子上承五帝时代至夏商周文明之精华，下开中国两千余年思想文化之正统。他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怎么评估和期望都不能视为过分。他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特征，经过两千余年的春风化雨，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潜移默化成为国人的生命，熔铸成为一个民族的品质，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薪火相传，代代承继。
在中国这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国度里，自汉以后，因为政府的倡导，夫子大道逐渐被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所普遍接受，成为人间秩序的维护者，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象征。孔子就像一束光，穿透夜空，如日月经天。他用自己的修为、努力、奉献与智慧给世人指出了修行的法门。
孟子将孔子对华夏文明的贡献视同平治大洪水的大禹、为天下万民立规矩的周公。
然而，孔子的形象，经过两千多年来世人的不断改变与塑造，至今已经面目全非，真可谓是千人千面。政治家从中读出了治国安邦的智慧，哲学家从中读出了天人相谐的文化命题，教育家从中读出了有教无类的仁爱理念，伦理家从中读出了悲天悯人的道德情愫，历史家从中读出了家国同构的大一统模式，进取者从中读出了自强不息、奋发上进的积极人生。
李大钊说：“实在的孔子死了，不能复生了，他的生涯、境遇、行为，丝毫不能变动了；可是那历史的孔子，自从实在的孔子死去的那一天，便已活现于吾人的想象中，潜藏于吾人记忆中，今尚生存于人类历史中，将经万劫而不灭。”
李大钊将孔子分成“实在的孔子”与“历史的孔子”，这种分法倒是颇有几分趣味，笔者比较赞同。下面，简单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真实的孔子，早年坎坷而苦难，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青少年时期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孔子说他“十五有志于学”。经过刻苦努力，实现了“三十而立”。因为从政的机缘一直未至，于是他就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之路，即开办私人学堂，开始收徒讲学，机缘巧合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成功的教育家。三十五岁那年，“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
齐景公本欲打算重用孔子，但在晏婴等权臣的反对下作罢。在齐三年，孔子非但没有得到重用，反而引起了齐国一些掌权人物的忌惮，他们“欲加害孔子”，孔子空梦一场，匆忙离齐返鲁，这是孔子的第一次求仕。从齐国回到鲁国后，孔子继续收徒办学。因为在齐求仕的挫折，此后好多年，孔子没有再从事任何实际求仕的政治活动，而是在“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一直到“五十而知天命”的人生宝贵的岁月中，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学生、潜心做学问上面。孔子五十岁那年，终于等到了出山从政的机会。“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孔子在鲁国为官期间，相鲁定公“会齐侯于夹谷”，挫败齐国的阴谋，取得了外交斗争的胜利；做大司寇，杀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鲁国大治”。最后，在集权公室的斗争中，孔子“堕三都”计划失败。因为失去了鲁国掌权贵族的支持，孔子被迫离鲁出走，这一年，孔子已经五十五岁。此后，孔子师徒在外流亡十四年，辗转各国，希望得到诸侯见用，可现实却是到处碰壁。在郁郁不得志的奔波碰壁中，孔子很快就过了“耳顺”之年。六十八岁那年，孔子才被鲁国掌权者季康子允许而返回鲁国。晚年的孔子，没有再去谋求一个政治舞台上的具体职务，而是将自己身心全部沉浸于授徒讲学和整理编辑“六艺”之中，真正达到了“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给后人留下了读《易》而韦编三绝等千古佳话。
令人惊奇的是，先秦大量资料告诉我们，孔子并非如后世儒家或统治者吹嘘的为至圣至贤不会犯一点错误的人间神圣。相反，在他的身上，倒是充满了人间烟火味，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第一，他喜欢美食，而且非常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第二，他很喜欢喝点小酒，还很怕管不住自己的酒量。
第三，他很注重着装与穿戴，似乎并不拒绝名牌服装的诱惑。
第四，对于异性，他也充满好奇，高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只是他能够很好地克制自己，认真做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
第五，他很注重身份地位，出门要有自己的专车，照样在乎名利，只要不是不义之财，他也愿意通过自己的勤奋劳动而去正当获得。
第六，他很有点小资情调，十分爱好音乐，善抚琴，能弹瑟，常常引吭高歌，曾经因为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
第七，孔子虽然聪慧执着，自强不息，但他将自己的人生境界也只是定格在君子人格标准的追求上面，并没有因为自己取得一点点成就即忘乎所以，飘飘然起来。
第八，他虽然旨在“修齐治平”，但除了在修身养德上有大成外，在齐家上做得几乎是一塌糊涂，虽有子女二人，但皆成就平平，老两口感情也似乎长期不和，最后孔子竟然中年而“出妻”；在治国上，从政三年，虽有小成，但因为急于改变权力格局而被迫出国流亡；手无权柄，寄人篱下，“家不齐”“国不治”，又何以谈“平天下”。总之孔子的理想与现实之间距离太大，终究只能做成一个政治理想家。
第九，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从读书育人中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乐趣。
第十，他虽然也知道“吾从周”的理想太过宏大，太过遥远，但始终能坚持信念，自强不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愚公”精神，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第十一，晚年他虽然不复再“梦见周公”，但雄心仍然不减，集最后一点精力，整理与编纂诗书礼乐，作《易传》，写《春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抢救三代文献与典籍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
种种迹象表明，孔子平凡而伟大。平凡表现在他如普通人那样正常地生活；伟大则集中在他对自己理想、目标追求的执着以及对自己修身的践履与政治的追求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想象。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将儒学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后，孔子的地位日益变得重要起来。汉平帝时，对孔子的尊崇有了新的发展。孔子和周公一起，被列入国家正式祀典，孔子也被封为“褒成宣尼公”，地位和周公相当，从此被世人抬上了神坛。东汉时期，祭祀孔子已经成为每个皇帝必须例行的政治公事。从汉明帝起，在学校祭祀孔子成为常规，从此孔子作为传统国家意识形态中的至圣先师，开始自成一个独立的祭祀系统。从曹魏开始，皇帝或者太子学通一经，就要到文庙向孔圣人报告，行释奠礼。起初由于孔子在世时官职低，祭礼由太常代行。此后祭孔的规格不断提高。到晋代，皇帝或者太子开始亲自行礼。太和十三年（公元378年），北魏在京城修建孔庙。从此，孔庙开始走出曲阜，走向全国各地。南朝梁，就在自己境内修建孔庙。北齐时代，政府规定在正常的春秋祭祀之外，每月朔日，学校师生必须向孔子行礼。到唐代，对孔子的祭祀又有了新的发展。唐初制礼，曾以孔子为先圣，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为先师。高宗显庆年间，一度曾重以周公为先圣，而黜孔子为先师。后来，又恢复孔子的先圣地位，而将周公作为武王的配食者。这一项制度，到《开元礼》，终于被确定了下来。唐代规定，郡县都要建立孔子庙，祭祀孔子，并且由地方长官担任主祭。这样，孔子作为国家公神的地位，就进一步通过制度的方式巩固了下来。孔子的称号，隋唐以前，或是先圣，或是先师、宣尼、宣父。唐代，加封孔子为文宣王。宋代，在文宣王前加“至圣”二字；元代，又在至圣前加“大成”二字。北宋时曾有儒者建议给孔子加帝号，未获通过。明嘉靖年间，统治者认为称孔子为王，不合礼制，于是经过合议，去掉王号，保留“至圣”，称“至圣先师”。这个称号，一直被清代所沿用。这样看来，孔子虽然身前坎坷、遭际辛苦，身后倒是享受近两千五百多年“冷猪头肉”的供奉。
笔者以为，孔子的人生事业，主要集中在修身，教学，对从政的追求，以及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等方面。
首先，孔子是一个失意的政治理想家。
孔子一生，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目标，想要达到“天下归仁”的理想境界，实现“大同”社会的秩序梦想。他之热衷于求仕，不是为了个人“追名逐利”的目的，而是想要寻找一个可以施展才能的机会来改变当时“天下无道”的局面。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这就是主张把治天下的大权还归于周天子，这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思想。但是，当时乱世的形势却没有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与舞台，他仅仅只有三四年的时间处于鲁国政治舞台比较中心的位置，在其他时间里，他最多也只是一个政治权力上的“边缘人”。尽管如此，孔子一直洋溢着“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满满的自信，洋溢着“天生德于予”与“文不在兹乎”的历史使命感。然而，人生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孔子的政治追求几乎处处碰壁。各国当政者也只是将他作为装饰门面的招牌，并不想用他的方案来改革与推动社会的进步。治世的理想没能实现，对孔子而言可谓是一个凄婉的悲剧。
其次，他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
孔子是春秋时期私人办学最为成功的第一人，“是第一个将学术民众化的人”
。
在招生范围上，孔子创办私学，实行“有教无类”。对接受教育的对象，他没有类别上的条件限制，只要受教育者愿意真心实意地“志于学”，不论贫富、贵贱、族类、国别、老少，他都尽力做到“江海不择细流”，做到“诲人不倦”。
在教学对象上，“孔子教人，各因其材”
。孔子能够根据学生不同的禀赋、个性、特长、素质、阅历等具体情况，给他们制订相应的教学方案，施与不同的教法，有针对性地给予个性化的培养教育，以使他们都能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成为德才兼备的、符合社会需要的有用的人才。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在施教过程中，很注意调动学生们的主动性、积极性，注重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与能力。他提倡学思结合，循循善诱，引导弟子在自学的基础上深入思考，积极主动地思考与提出问题。在此基础上给予指点、引导，而不是采取不顾弟子具体实际情况的填鸭式的教学法。
从一定意义上讲，孔子私学不同于今天那些专门培养应试的教育机构，更不是那些以商业运转为模式的专门教育实体，它集学问探讨与修养人生为一体，将个人学习、修身与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实现了充分的结合。它立足于培养人的趣味高尚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能力，让学生对世界上纷纭复杂的事物具有作出正确判断与识别的能力，同时培养人的高贵品性和雍容大气、文质彬彬的气质，养成人的大眼光、大境界、大胸襟、大志向、大学问。这种种因素，使孔子创办的私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以至于在当时各诸侯国间都闻名遐迩。独特的办学方式使孔子学堂的学生越聚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教学相长也反过来成就了孔子的人品与学问的伟大。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用《诗》《书》《礼》《乐》作教材教育弟子，就学的弟子大约有三千人，其中能精通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艺的就有七十二人。至于多方面受到孔子的教诲却没有正式入籍的弟子就更多了。要知道，春秋时期的人口总共也不过五六百万人。孔门成材弟子如此之多，难怪当时各国诸侯都对孔子敬而远之了。他们恐惧这股巨大的力量，没有信心驾驭与使用这股力量，这是他们的悲哀。孔子以一人之力培养出如此众多具有治国安邦本领的弟子。这种成功，从私人办学的历史来看，直到今天，还真是没有人能够跟他“千载谁堪伯仲间”的。
再次，他是一个学有所成的大学者。
孔子是中国文化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一生倡导恢复周礼并在天下奔走呼吁“克己复礼”的孔子，恰恰是春秋时期对周礼最勇猛的突破者与否定者。周礼规定“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
。孔子不仅到处议礼，更在中国第一个以私人名义公开进行了大规模搜集与整理古代文献的文化工作，开创了中国私人著书立说的先河。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
孔子时代，“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
，王纲坠弛，礼崩乐坏。由于社会政治的动荡而导致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文化状况，这就必然造成孔子所能访求到的文化典籍与历史文献，应该是散乱杂芜、残缺不全的。特别是夏商二代年代久远，更令孔子深深地感到“文献不足”的缺憾，所以他叹惜地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从三十岁左右开始，孔子一边教学，一边着手搜集、整理、保存古代文献典籍的工作。晚年归鲁后，他更是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抢救夏、商、周三代文化工程上面。虽然像周公那样辅佐成王创建一个新天下的理想是无法实观了，虽然那个创建了周朝典章礼制的周公，再也没有来到他的梦中了，但是“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却还是那样令孔子心驰神往。《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最终完全被系统整理编纂了出来。正是这项工作，奠定了孔子在中华文明史上儒家鼻祖的地位。
最后，他是一个为世人“立德”者。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上说，人生最大之价值，在于实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唐孔颖达对“三不朽”的解释是：“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孔子“立德”，虽然谈不上是“创制垂法”，但他以自己一生的努力，为后人做了一个伟大“夫子”才能做到的万世师表：
第一，孔子主张实践道，主张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少说多做，“讷于言而敏于行”。
第二，孔子主张加强身心道德修养，将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与保障身心健康有机地贯彻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
第三，孔子强调对人的治理的重要性，将对人的治理升格为治国理政者最重要的事业。
第四，孔子十分重视历史，重视文化建设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第五，孔子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主张推行大一统政治模式。
第六，孔子强调富民、使民、教民的重要性。主张先经济后政治，对待民众，先富而后教。孔子主张为政者不仅要立信于民、藏富于民，而且还要能教民和爱民，重视对民众的教化，重视移风易俗在政治中的效果与作用。
第七，孔子主张采用“中庸”的工作方法，告诫世人“欲速则不达”与“过犹不及”，重视量变到质变的积累与突破。
第八，孔子重视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合理调节，主张以“忠恕”为标准来为人处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努力做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第九，孔子将政治治理的希望寄托在领导者的“以正治国”上面，主张领导者应该以身作则，“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
第十，孔子主张在国家治理上实现共同富裕，反对贫富差距太大。“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第十一，孔子主张建立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严明、各行各业都有条不紊、和平、安宁、富足的社会秩序。
第十二，孔子一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积极进取，愈挫愈奋，将对众生的慈悲心融化到他的修齐治平人生实践上面，知其不可而为之，在担当社会责任上面，从来没有亏欠遗憾的地方。
第十三，孔子用他一生的心血与奋斗，为世人树立了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学问、有能力的君子标准。
公元前479年，病中的孔子预感到自己已经临近生命的终点，回顾自己拼搏一生的生命历程，再看看这个依然混乱的世道，他有无限的感慨和无穷的遗恨，不免发出了“天下无道，莫能宗予”的轻声叹息。他似乎是自言自语，又似乎在叩问历史：“泰山就要崩塌了吗？梁柱就要摧折了吗？哲人就要像草一样枯萎了吗？”眼泪也随之落了下来。他还是那样自负，他对自己的人生定位是一位“哲人”、一位智者、一位知行合一者。他本想用自己的本领去“兼济天下”“重建东周”的，可是老天爷不给他这个命。他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够有益于后世。他不想成神，而更喜欢人世间的普通生活。可是，他生前身后的愿望，事实上都落了空。不过，他的仁德的灵魂以及兼济天下、不屈不挠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一根不朽的栋梁、一块常绿的草地。在夏、商、周那样的一个崇神世界中，他发现了人格美以及社会制度的美，从而把人的个体心理欲求同社会的伦理道德有机地统一了起来。正像老聃把人还给自然一样，孔子把人还给了社会。他对我们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仁”的思想，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用仁爱之心建立起一种和谐发展的平衡共生关系。至于这种理念实践的途径，在他看来，就是领导者应该以正治国，以德立身，以“中庸”为思维，用“礼”来安国，积极建立起一个具有良好的道德与法制环境相统一的有秩序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