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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管仲是最早提出“以法治国”治理理念的政治人物。管仲认为，“以法治国”是统治者的根本权威，运用它就犹如人举手投足，很容易就能够把国家治理成功，即《管子·明法》中所言的“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在管仲看来，法律起源于君主治理国家的需要。在上古时代“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秩序很混乱，民众善无善报，恶无恶报，恶人猖獗，坏事当道，生产、生活以及生命都没有保障。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君王，负责除强暴，兴民生，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君王为了使众人信服并能威慑众人，不仅自己要具备贤德的品行，还要能够运用赏罚治理众人的手段，即“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正是基于“一众治民”的需要，君王开始“制法仪，出号令”。为了使民众服从法律，君王又设立官吏大臣执行法律，即“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这样，法律就适应着君王管理社会和治理民众的需要而产生。管仲反复强调法律的作用就是帮助君王治理国家，这种作用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来建立朝廷威望，即“法者，将立朝廷者也”，而建立朝廷威望的目的在于“尊主行令”“兴功惧暴”“决疑而明是非”“定分止争”；二是通过法律可以利用民众为君王效力，即“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可以用来决定民众的生死，即“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总之，管仲“以法治国”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他非常重视法治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从立法到施法、守法，他都有十分明确的主张与实践，这从其“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等主张中都可清楚看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