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人如治水潦”

管仲相齐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周王朝已经开始礼崩乐坏，但礼乐制度仍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管仲既是周公治国政策与政治制度的坚定维护者，同时他又能够顺应时变，适当调整，与时俱进，这是管仲相齐成功的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点，从他的“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 的治理政策中就能充分地体现出来。

关于如何治理百姓、如何用人行政，我们可以在《管子》一书中找到许多这样的论述。

《管子·权修》说：

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

《管子·乘马》说：

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管子·禁藏》说：

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管子·形势解》说：

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来也。

《管子·七法》说：

世主所贵者，宝也；所亲者，戚也；所爱者，民也；所重者，爵禄也。亡君则不然，致所贵，非宝也；致所亲，非戚也；致所爱，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禄也。故不为重宝亏其命，故曰：令贵于宝。不为爱亲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于亲。不为爱人枉其法，故曰：法爱于人。不为重禄爵分其威，故曰：威重于爵禄。不通此四者，则反于无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

以上都是《管子》关于国家治理方面的一些具体论述。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管子》关于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本性的认识是比较中肯的。关于人的自然本性，他认为就是“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由于认识到了人的这种趋利避害的自然本性，所以《管子》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就采用“利”来进行引导。“均地分力”是当时齐国推行的一项土地改革措施，这项措施有一个具体特征，就是将劳动者劳而不获的生产状况改变为劳动者劳而有所获。由于劳动者看到了“多劳多得”的希望，所以，他们便“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 了。利益引导虽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但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把人们都引导到一个“利”字上来，显然又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管子》又主张：

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

这里的“政”，就是政令、制度的意思。国家管理要用政令和制度来不断地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也就是说，在充分重视人的自然本性需求的同时，必须要高度重视人的社会性，用人的社会性统一人的自然本性。怎样来解决这一问题呢？《管子》给出的办法就是“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 。

鲧禹治水以后，古人对于水潦的治理办法不外乎阻挡和疏导两种。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要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办法同样也不外乎这两种，既要进行有效的引导，也要进行适当的规范。应当说，《管子》把人们对于水的治理办法用到政治上对人的管理，主张“治人如治水潦”，这无疑是一个十分智慧的治理办法。他在“养人”与“用人”上，把人看作是“六畜”“草木”，这远不是一个歧视的问题，实际上仍然是把人看作一种会说话的可利用的社会工具。由此可知，《管子》的所谓重民，实际上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带有《管子》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阶级立场，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既不能用今天的观点来评价《管子》的这种观念，也应该看到《管子》这种观念的时代进步性。

在用人问题上，尊贤宠士是齐国的治国用人之策，也是齐文化的重要内容。

《汉书·地理志》记载说：

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杀之臣。”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的信息有以下几点：首先，齐国的尊贤宠士是在齐太公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其次，齐国推行尊贤宠士、举贤尚功的政策，面对的只能是社会劳动者个体，因为只有面对社会个体的人，才会出现“篡杀之臣”，这是一个明显的因果关系；再次，齐太公制定的尊贤宠士的立国传统，对齐国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周公的分析是正确的，不然就不会用“后世”二字。从齐国漫长的八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来看，尊贤宠士、举贤尚功，这一优良的传统确实为齐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引发了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管子》论尊贤宠士，实际上就是论对社会劳动者个体的重视。我们从《管子》重视社会劳动者个体的角度来分析，从中可以看出《管子》这种理念里面包含着浓厚的人本理念。《管子·山权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教数。”管子对曰：“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袬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曰岁且厄，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大者也。国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 。然后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驱屏万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桓公问：“何谓五官技？”管子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占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数也。六家者即见：其时使豫先蚤闲之日受之，故君无失时，无失策，万物兴丰；无失利，远占得失，以为末教；诗记人无失辞；行殚道无失义；易守祸福凶吉不相乱。此谓君棅。”

齐桓公问管子说：“请问教育方法方面的问题。”管子回答说：“百姓中能精通农事的，奖赏他黄金一斤，或粮八石；能繁殖养育六畜的，奖赏他黄金一斤，或粮八石；能植树造林的，奖赏他黄金一斤，或粮八石；能种植瓜果蔬菜并使其蕃衍不绝的，奖赏他黄金一斤，或粮八石；能治愈百姓疾病的，奖赏他黄金一斤，或粮八石；能通晓天时，预知年成将歉收、某类谷物将不熟、某类谷物将丰收的，奖赏他黄金一斤，或粮八石；能精通种桑养蚕，使蚕不得病的，奖赏他黄金一斤，或粮八石。国家要认真听取这些专业人才的知识和经验，并记录保存起来，不要让他们去服兵役打仗耽误了专业工作，这是一项重要的治国政策。国家的用度因消费和积累的相互作用而充足。然后设置四周的界限，调节政令的缓急，促成粮食丰产而加入囤积，再用轻重之策加以控制，还要管理好五种有专门技能的人。”

齐桓公问：“什么叫管好五种有专门技能的人？”管子说：“掌握诗的人可以用来记述事物，掌握天时的人可以用来记录年成，掌握历史的人可以用来记载兴亡成败，掌祭行神的人可以用来指导出行的利害，掌握《易》的人可用来预测凶吉成败，掌握占卜的人可以用来卜算凶吉利害。百姓中能掌握其中一种的都奖赏一块土地、一领衣服，这是使君主摆脱迷惑虚妄的好办法。上述六种技能都能即刻显现其效用：天时能使预先早作报告，因而君主能不失时机，不失对策，万物兴旺丰盛；历史能使君主不失财利，预测将来的得失，作为今后的借鉴；诗能使记述人事时不致言辞不妥；行神使指明道路时不致误入歧途；《易》使掌握祸福凶吉时不致相互淆乱。这都取决于君主的权柄。”

所谓“教数”，就是利用教育传授知识的理财方法。这段记载充分反映了《管子》对于社会劳动者的高度重视。由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管子》所奖励的都是直接从事社会实践劳动的专业技术人才。从大类上说，既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也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在自然科学方面，涉及农业、畜牧业、瓜果业、桑蚕业、医学、气象学等；在社会科学方面，则涉及文学、史学、预测学、理论工作者、道路交通工作者等。这些专业技术人才，基本上包括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他们所享受到的待遇有了明确的规定，或“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或“一马之田，一金之衣”。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说，还要“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国家既要保存好他们的成果，还要保证他们的安定，甚至于免除他们的兵役。而且，《管子》还明确指出，“教数”是一种有助于国君摆脱蒙昧愚妄的有效方法。

总之，管子的民本思想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鲜明的务实特色，这就是以富民强国称霸为目标，以崇贤尚功为基本指导方针，对于巩固统治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既是齐国自身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又是管子对中国传统“人本”文化的重要贡献。即使在当今时代，管子所提出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富民观同样也对我们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同样也闪烁着治国智慧的光芒。 rXil7a0BCMTNqbngSySXb2py7AcfuXT5f67yFQMczXqEhJv9TmHaqrERcxFQii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