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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以民为本”成为管仲的治国理念，那么他在实践中是怎样贯彻落实这一理念呢？
《管子》说：
治民有常道，而生财有常法。
《管子》这里说的“常道”“常法”，就是执政要因天地之道，治国要顺应民众要求。
《管子》还说：
法出乎权，权出乎道。
《管子》这里所说的“道”，是指无偏私之心和偏私之欲。《管子》认为，天因其大，才能兼覆万物；地因其大，才能兼载万物。天兼覆而无外，其德无所不在；地兼载而无弃，故能生殖万物。君主圣人应该像天地那样兼覆、兼载万物，像日月那样普照万物，才能够清明审察，不遗善，不隐奸，从而达到劝善止奸、万民莫不为之所用的目的。
《管子·牧民》中有这样一句名言，能充分说明管子的富民思想：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这句话的意思非常简单，办理政事，首先要注重的就是民生问题。“仓廪”“衣食”是人的基本欲望，是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基本需求；“礼节”“荣辱”是对人的基本要求，同样也是人参与社会活动所需的基本要求。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先后、高低之分，“仓廪”“衣食”，这是人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礼节”“荣辱”，则是高一个层次的意识要求。只有吃饭穿衣问题解决好了，人们才有可能去追求符合社会要求的礼仪和荣辱问题。因此，《管子》讲的需要满足的基本对象显然不只是国君，而是尽可能多的社会群体。《管子》认为，要做到“以人为本”，关键在于爱民、重民、育民、富民。要时刻关心民众，知道他们想些什么，希望解决什么，要多为他们做好事，多替他们排忧解难，这样才能获得民心。因为“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
。得人如果没有做到得其心，而只是貌合神离，那统治者又和孤家寡人有什么区别呢？
要“以人为本”，就要重视民心的向背：民心向，则国家强，民心背，则国家亡，这是历史经验反复所证明了的。商纣王的垮台就是明证。对此，《管子·牧民》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这就是说，国家的政策法令只有顺应民心才能得到推行，忤逆了民心就会无法坚持。百姓们害怕忧劳，君主就应该让他们感到安乐；百姓们憎恶贫贱，君主就应该使他们富裕起来；百姓们担心危祸，君主就应该保全他们；百姓们害怕灭亡，君主就应该养育他们。能让百姓安乐的人，百姓必然愿意为他忧劳；能让百姓富贵的人，百姓必定愿意为他忍受贫贱；能够保全百姓的人，百姓必会愿意为他赴汤蹈火；能够养育百姓的人，百姓也会情愿为他鞠躬尽瘁。所以说，治国仅靠刑罚是不能让百姓感到畏惧的，即使杀头也不足以使他们完全服从。治国刑罚太滥而百姓并不畏惧，那么国家的法令就难以推行；杀人太多而民心不服，君主的地位就会发生危险。所以，只要顺从了百姓希望的上述四种欲望，那么即使疏远的人也会变得很亲近；如果忤逆了民意，即使是亲信也终会背叛。懂得予之为取，这就是执政的法宝。“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这真可谓是治国的至理名言啊。
要实现“以人为本”，爱民是基础，富民是根本。爱民就要“莅民如父母”，这样民众就会对统治者亲爱之，如果对民众“道之纯厚，遇之有实，虽不言曰吾亲民，而民亲矣”
。历史上，商纣王作为君主，过度役使劳力，夺占民财而危害人民，执政残暴，刑罚惨毒，因而大臣不亲，民众仇怨，最终导致杀身亡国。《管子》鉴于此，指出：
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
明君治理天下，一般总是想法让百姓安定而不扰害百姓，使民众逸乐而不过度劳苦，行政总是顺应势理，尽量地合乎民情。《管子》认为，为政首要的就是要“始于爱民”
。爱民，就要及时解决与民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
。富民就是要给民众以实际的利益，因“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
，而利民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富民之策。如何富民呢？《管子》说：“无夺民时则百姓富。”
其次，《管子》认为省刑罚、薄赋税、减轻百姓负担、藏富于民，则民可富。《管子·权修》说：“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因此，管仲反复告诫统治者要“薄征敛，轻征赋”
，因为执政治国“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
。《管子》坚决反对“轻用众，使民劳”，因为“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
。此外，不征商贾，不禁泽梁，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开发自然资源，这也是富民的主要措施之一。《管子·霸形》就说“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
。山水以时开禁，关卡不征商贾之税，则自然资源得到保护和开发，这有利于繁荣商业贸易，促进货物交流，自然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管子》的富民思想和儒家的富民思想是存在一定区别的。首先，儒家的富民是为百姓的教化、道德的弘扬服务的。孔子说到富民的时候，总是与对百姓的教化联系在一起的，对民的“富之”只是使“仁”与“礼”充满社会的某种基础和必要条件。而孟子在讲到民有“恒产”才有“恒心”的时候，同样充满了道德的含义。只有给民“恒产”，然后“驱而至善”，百姓才能“从之”
。可见，儒家的富民是为了使人民易于教化，儒家之道易于通行。而《管子》是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待富民问题的。《管子》的富民不是为了推行道德，而是为了富国强兵，便于控制和利用人民，以有利于国家的强盛。虽然《管子》也讲予民利益，但这不是为了使之易于发扬其善，而是为了使之依赖和服从国家。这便是所谓的“予取”理论。
《管子·国蓄》说：
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
《管子》主张坚决地将予夺之权、贫富之途控制在君主手中，这是利用民性控制民众的关键：
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管子》之所以主张“藏富于民”，是建立在君民互相依赖、互为存在关系的基础上的。这便是《管子·山至数》中所说的：
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
总之，儒家的所谓“富民”，着眼的是社会的和谐与安定，而《管子》的“富民”则着重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为争霸多将征战兼并放在行政的首位，但《管子》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这里的“厚”就是“富民”，给民众实惠，给民众实际利益。“厚于人”就要“轻其税敛”，“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
。正是《管子》所倡导并实行的这种富民政策，才使得“民归之如流水”
。
《管子》倡导的“以人为本”观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要求，顺应了民众的社会地位与本性需要。人固然具有社会性，但同时又具有自然的本性，如果只是强调人的社会性，就很容易把人当作工具来利用；如果只是强调人的自然本性，则又会容易形成无政府主义倾向。因此，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说，既要重视人的社会性，又必须充分尊重人的自然本性。这应是管子治国智慧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