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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就是以百姓为根本，就是要求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重视与保护民众的利益。所谓民本思想，就是把民众当作国家兴旺的根本。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它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与完善。在中国传统国家治理过程中，民本思想或强或弱，时起时伏，以民为本的理念落实如何，始终与统治者的自身素质和社会发展的兴衰息息相关。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是儒家政治理论的基石。历代进步的思想家和开明的政治家都将民本思想高举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朱熹的学生蔡沈在《尚书集注》中阐释说：“君之与民，以势而言，则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作，以情而言，则相须以安，犹身体相资以生也。故势疏则离，情柔则合。以其亲，故谓之近，以其疏，故谓之下，言其可亲而不可疏之也。且民者，国之本也，本固而后国安，本既不固，则虽强如秦，富如隋，终亦灭亡而已矣。”
民本思想有重视人民力量的倾向，在历史上起到过消解矛盾、调和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功效。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团结发展、政治通达、经济文化繁荣昌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进程表明，民本思想与民族兴亡、王朝兴衰、社会治乱、民众苦乐密切相关。就中国古代而言，“敬德保民”“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和统治者的执政术，因其不伤害封建专制的君主本位观念，并能借其实现长治久安，自然就成为有为君主执政的座右铭。因此，民本思想方能自古流传、发展并延续不衰。“以民为本”最初是以“后非众无与守邦”的说法出现于夏，而形成于商，成熟于西周时期，继续完善于春秋战国时期，并经历代发展逐步趋于完善。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关于治国安邦必须以民众为根本的政治观念，其基本点就是如何处理君主及其国家同民众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统治者要达到“至于万年”的目的，“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才行。民众的重要性被统治者认识后，民本思想就逐渐成了历代有为执政者的治政术。
民本思想伴随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始终，其端倪可追溯到殷周之际，《尚书·商书·盘庚中》中有“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
《尚书·商书·盘庚上》有“施实德于民”
等说法。《尚书·商书·太甲下》也说：“德惟治，否德乱”。
殷商的灭亡使周人惊觉民心向背的巨大力量，周公阐发了重德保民的理论，认为民意是上天意志的映现，天的威严与诚心可从民情中透视出来，“天畏斐忱，民情大可见”
。随着重民意识的增进与提升，渐次在统治者中形成了以民为本、重民恤民的政治思想。
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的萌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强调农本，民本思想根植于农本之中，与农本思想互为表里，“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得民心”与“得天下”的关系，以及如何“得民心”，春秋时期的管仲就说得很是明白：治理国家，称雄天下“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
。“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
战国时期的孟子则说得更是直接清楚明白。“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个思想实际上是生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而衍化于秦汉以后的民本思想的通俗表述。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似乎成了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基本尺度，成为民众权利主体资格和政治诉求的终极凭借。它给统治者戴上了一副“紧箍咒”，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民众利益的保护伞。
“以民为本”思想作为一种执政理念，经历了远古时期的“天本”、殷商时期的“神本”，而成熟于周代，它不是上帝的恩赐，更不是统治者的施舍，而是关联着“《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凝结着大量的失政教训，饱含着哲人的沉思。千载以降，民本思想已经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哺育了一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鼓励着一批先行者前赴后继颠覆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统治。因此，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经典表述的民本思想，有着巨大的本原大义和深厚而辽阔的意蕴空间。
以民为本在春秋战国时代能够成为一种思潮，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型时期，是中国从封建贵族制向郡县官僚制变革的关键时期。尤其是春秋时期，连年不断的兼并战争，给国家的安定与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给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有为之士呼吁统治者要“爱人”，要给人们一个安定的休养生息的生活空间，要重视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管仲相齐，就是顺应时代的要求，站在政治家的高度，首先将民本问题努力落在治国的实处。
“民本”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尚书》《管子》等文献典籍中。《管子·霸形》说：“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为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
《管子·霸言》中讲“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管仲相齐，注意安抚百姓，发展经济，才创造了齐国的霸业。《左传》中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以重民为主的民本思想。《左传》中没有明晰标示“民本”一词，但从书中屡屡出现的“保民”“爱民”“成民”“得民”“有民”“恤民”“抚民”“利民”等主张中可以切脉这种思想倾向，师旷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司马子鱼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
。《左传》注重考察人心向背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凸显出进步的民本史观。
齐国的开国国君姜太公认为：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姜太公在阐明君与民关系的基础上，主张“为国之大务”，在于“爱民而已”。
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
姜太公认为统治者只有得到民心，才能得到国家，得到天下。他说：
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
由此可见，姜太公是齐国以人为本思潮的启蒙者和实践者。姜太公的这一思想在管仲相齐时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与发展。在反映管仲思想的《管子》一书中，“以人为本”的概念出现了。管仲“以人为本”观念中的“人”，已不是过去专指统治阶级的“人”的概念，而是与统治者相对的广大一般人群，即士、农、工、商阶层的“民”的概念。管仲“以人为本”观念中的“本”，就是指把士、农、工、商阶层的一般人群视为国家的根本，认为他们是国家的基础，主张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所以，《管子·霸言》说：
尧舜之人，非生而理也；桀纣之人，非生而乱也。故理乱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据《说苑·建本》记载：
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
《管子》不仅首次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即“以民为本”的观点，而且还明确指出“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不仅是人，而且是天，是君者的天。起码从管子开始，人本思想已经正式走上了中国历史的思想大舞台。
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将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认为人民是诸侯之宝，是统治者荣辱得失的关键，主张统治者应该听从民众的声音，要与民共忧同乐，并且痛骂“倒悬”“陷溺”其民的国君为“一夫”。孟子综括了春秋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宏论民贵君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座右铭。荀子继孟子之后，对民本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一方面，他主张“爱民”“利民”“裕民”，认为立君为民而不是生民为君，“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上天创造民众，不是为了供养君主一人，上天设立君主，却是为了天下万民的。另一方面，荀子提出君民舟水论的新观点，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违逆的，他将人民与国君的关系形象地喻为水与舟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正因为君民如舟车，所以为君者必须爱民，“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
。孟子、荀子等人对民本思想的经典阐释，实际上也是对春秋时期管仲治国所推行的“以民为本”政治主张的一种总结与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