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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姬姓，名夷吾，字仲，谥敬仲。由于先秦时期姓、氏有别，男子一般称氏而不称姓，故称管仲。
姬姓为黄帝之姓，因黄帝居于姬水，以姬为姓，故得姬姓。管氏的起源，历史上主要有管叔鲜、周穆王、鲁大夫三种说法，而以起源于管叔鲜一说影响最为广泛。据《史记》记载，叔鲜是周文王的第三子、周武王之弟、周公之兄。周武王灭殷建周后分封诸侯，将叔鲜分封到管，建立了管国，并以管为氏，称管叔鲜，于是便有了管氏。管地在今河南郑州境内。周武王死后，商纣王之子武庚联合管叔、蔡叔、霍叔三监发动叛乱。周公东征，杀武庚，诛管叔，流放蔡叔、霍叔。管叔鲜被杀之后，失去了封国，其后代子孙便四散流落到了其他地方。作为管叔鲜后裔的一支，管仲的先祖在失去封地后流落到齐地临淄附近。公元前716年，管仲生于齐地，距离周平王东迁洛邑仅仅晚了五十四年。
春秋初期，经过郑庄公小霸、周郑交质事件，诸侯逐渐觊觎坐大，周王室则日渐衰微。此时虽然乱象丛生，周王也已经无力控制诸侯，但王权的影响力仍然存在，礼乐秩序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但形势发展正如《说苑·尊贤》所言：“春秋之时，天子微弱，诸侯力政，皆叛不朝，众暴寡，强劫弱，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之不绝若线。”
中国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诸侯争霸的新时代。这是管仲相齐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
管仲早年家境十分贫穷，生活经历坎坷。《战国策》说他经商不得志而隐居：“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
鄙，国都之外的郊野曰鄙。贾，指的是商贩。此之“南阳”，并不是今河南之南阳或诸葛亮的躬耕地之南阳，而是指春秋时期在齐、鲁交界一带、泰山以南地区的“南阳”。山之南曰阳，故称泰山以南地区为“南阳”。“弊幽”是说生计艰难窘迫而隐居。这个记载告诉我们，管仲早年只是一个生活于郊野的小商贩，在南阳一带做生意而又常常不得志，因为失败的经商经历，他曾经因生计窘迫而隐居无闻。
《管子》一书中还记载有管仲本人的自白，说他曾经做过养马的小官吏，深感傅马栈最难：“桓公观于厩，问厩吏曰：‘厩何事最难？’厩吏未对，管仲对曰：‘夷吾尝为圉人矣，傅马栈最难。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毋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无所施矣。’”
“圉人”指的是掌管养马放牧等事的小官吏，也泛指养马的人。管仲自称“尝为圉人”，是说他曾经做过掌管养马的小官吏，或者是亲自为人养过马。所以他能够了解马厩里面的事务中“傅马栈最难”。“傅”，编次，是编排的意思。“栈”，这里是指竹木编成的牲畜棚或栅栏。“傅马栈”就是编排供马站立休息的栅栏。意思是说，养马的人编排马栅栏的时候是很难的。编排中要用到很多木头，有直的，也有弯曲的。先用直的，到后面弯的就没法用；先用弯的，到后面直的就没法用。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直的和弯的灵活调剂使用。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正邪不两立。管仲借“傅马栈”一事讽劝齐桓公应重视对人才的选择，注意任用正直、贤明的官员。这段记载告诉我们两个信息，一是管仲早年的经历中曾给人家养过马；二是管仲是一个擅长从生活中发现并不断积累政治智慧的人。
刘向在《说苑·尊贤》中说：“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齐桓公得之，以为仲父。”
“成阴”，在现今山东潍坊高密境内。可见早年的管仲生活于现在的高密一带，穷困潦倒，事无所成，还被人视为鸡鸣狗盗之徒。
对于管仲的早年生活，流传最广的还是《史记·管晏列传》中管仲自述的一段话：“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
这段话高度概括了管仲早年坎坷的生活经历。本意是说，管仲年轻的时候与鲍叔牙在一起，做买卖要多分利，做官也不成器，作战又不勇敢，鲍叔牙对他的这些行为都非常了解，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包容，管仲非常感激鲍叔牙的这份知遇之恩。“管鲍之交”因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际交往的成功典故。这段材料告诉我们的信息还有，早年的管仲曾经有过经商、当兵、入仕的各种经历，但都没有成功，坎坷之中饱受了冷眼、冷落与挫折。青年管仲生活艰辛的落寞之感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一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道出了管仲对人间冷暖的体味与感知。
事实上，管仲的成功，除了遇到贵人鲍叔牙外，主要还与齐桓公拜他为相、共襄齐国大业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管仲之所以能够成就恢弘的政治伟业，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他遇到了齐桓公这样一位英明包容的君主。齐桓公满足了管仲的一切条件与要求，为他提供了一个充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让他做了齐国的国相。没有襟怀坦荡、气度非凡的齐桓公，管仲便不会有这个充分施展才能的舞台。所以，管仲一生，成功的关键在于被鲍叔牙发现并举荐，被齐桓公拜为齐国国相并且得到充分的信任与授权。
然而，管仲之成为齐桓公的国相，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戏剧性的过程。
管仲出生时的齐釐（僖）公时代，齐国对外依仗周天子授予的“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的征伐特权，对内采用开国之君姜太公制定的“因其俗，简其礼”的开明政策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
的开放经济策略，此时已初显东方大国之威力，形成了以齐国为主的齐、鲁、郑、宋、卫的联盟。对此，《国语·郑语》记载说：“齐庄、僖于是乎小伯。”
伯，霸也，这是说齐国已具有称霸的实力。
齐釐（僖）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公子诸儿，次子公子纠，三子公子小白。公子诸儿即位，即齐襄公，他借先人之余威，耀武扬威，连续对外进行征伐，主要目标是吞并纪国。因为纪国曾向周天子进谗言，使齐国的第五代国君哀公被周王烹杀。因为这件事，齐国和纪国结下了仇恨。齐国强大起来以后，为报此仇必以征服纪国为目标。公元前690年，齐国灭亡纪国。齐襄公灭纪后，又于公元前686年灭郕，齐国的国土面积大幅度增加。齐襄公虽然扩大了齐国的疆土，但个人生活荒淫，执政残暴，言行无常，结果不仅外面四处树敌，而且引发了国内的内乱，公子纠和小白害怕祸及自身，各自出奔他国。管仲、召忽辅佐公子纠跑到了鲁国，这是因为公子纠之母为鲁女，鲁在当时还是大国。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跑到了莒国，这是因为公子小白之母为莒女，当时莒国的力量也比较强大。不久，齐襄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身亡，齐国的最高权力随之出现了真空的状态。
事实上，按照《国语》《史记》《管子》等典籍的记载，齐釐（僖）公让管仲、召忽做了公子纠的傅，让鲍叔牙做了公子小白的傅。“傅，辅也”，相当于后来的辅佐、师傅、教师，含有“相”的意思，主要职责是教导与帮助公子成长。“傅”是一个参与政治博弈味道很浓的职务。这说明管仲早在齐釐（僖）公时期就已经开始参与了齐国宫廷的政治活动，与鲍叔牙、召忽在齐国宫廷之内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政治智囊团体。对此，召忽说得很是直白：“吾三人者之于齐国也，譬之犹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则必不立矣。”
齐襄公被杀后，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展开了你死我活的齐国国君之位的争夺。先是鲁国与齐大夫密谋纳公子纠回国继承君位，而公子小白自幼与齐国正卿高傒关系密切，齐大夫商议确立新君时，高傒已暗中派人到莒国召公子小白归齐即国君之位。二者明争暗斗的结果，导致了君位争夺的斗争逐步升级。于是，鲁国派出了军队护送公子纠回国抢占君位，莒国也派出了军队护送公子小白回齐国抢占君位。从地理位置上看，莒国在齐国的东南方，鲁国在齐国的西南方。就在两国的军队同时向齐国进发的同时，为防止公子小白捷足先登，随同鲁军前进的管仲率领一支小分队，朝着拦截莒国军队的方向赶去，意图阻止公子小白回齐国抢占君位。管仲率领的军队在半路上与鲁国护送公子小白的队伍相遇，管仲一箭射倒小白，鲁国护送公子纠的军队以为小白已死，便放慢了行军速度。但当公子纠到齐境时，小白已经即位成为齐国新君。原来管仲一箭仅射中小白衣带钩，小白急中生智倒下装死，迷惑了对手，抢先归国，在齐国高、国二氏的帮助下即位，小白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即位不久，鲁庄公亲自率军伐齐。鲍叔牙率齐军迎战，结果鲁军大败。齐军直抵鲁国都城，在齐国的要求下，鲁庄公杀公子纠，迫召忽自杀，并将管仲囚送齐国。原来鲍叔牙深知管仲有治国之才，于是将管仲极力推荐给齐桓公，说如要成就霸业，非用管仲不可，齐桓公于是接受鲍叔牙的推荐，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上卿，委以国政。《管子·小匡》中记载了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
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牙为宰。鲍叔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其臣，使臣不冻饥，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宽惠爱民，臣不如也；治国家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结于诸侯，臣不如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胄执枹，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将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亲射寡人，中钩，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鲍叔曰：“彼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其为君亦犹是也。”公曰：“然则为之奈何？”鲍叔曰：“君使人请之鲁。”公曰：“施伯，鲁之谋臣也。彼知吾将用之，必不吾予也。”鲍叔曰：“君诏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国，愿请之以戮群臣。’鲁君必诺。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将致鲁之政。夷吾受之，则鲁能弱齐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将反于齐，必杀之。”公曰：“然则夷吾受乎？”鲍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无二心。”公曰：“其于寡人犹如是乎？”对曰：“非为君也，为先君与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庙，则亟请之。不然，无及也。”
公乃使鲍叔行成，曰：“公子纠，亲也，请君讨之。”鲁人为杀公子纠。又曰：“管仲，雠也，请受而甘心焉。”鲁君许诺。施伯谓鲁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将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在楚则楚得意于天下，在晋则晋得意于天下，在狄则狄得意于天下。今齐求而得之，则必长为国忧。君何不杀而授之其政？”鲁君曰：“诺。”将杀管仲。鲍叔进曰：“杀之齐，是戮齐也；杀之鲁，是戮鲁也。弊邑寡君之贼得之，以殉于国，为群臣戮。若不生得，是君与寡君之贼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谓也，使臣不能受命。”于是乎鲁君乃不杀，遂生束缚而柙以予齐。
管仲归齐执政后，在齐桓公等人的支持下，全面推行改革：定四民之居，使各安其业；制国鄙之制，叁其国而伍其鄙；军政合一，寄军令于内政；尽地力，官山海，正盐策；尊王室，亲邻国，攘夷狄。齐桓公遂因此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
综上可见，管仲的成功，首先，应该得益于他遇到了豁达而公直的朋友鲍叔牙；其次，得益于乱世齐国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以施展才能的平台；最后，有幸遇到雄心大志、欲成就霸业的齐桓公，更是直接成就了管仲成功治理齐国的一段佳话，使他得以跻身春秋时期大政治家的行列。
作为中国早期历史上的一位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与改革家，管仲既是崇尚礼治的理想主义者，又是“尊贤尚功”十分务实的政治家；他重视农业，又大力发展工商业，壮大了齐国的经济实力；他的行政制度和选官制度改革，开始了世袭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使齐国政治增加了活力。他的诸项改革，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改革都有重要的影响。管仲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抵御戎狄内侵，保卫中原先进文明，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管仲去世后，后人感念管仲治国理政的辉煌业绩，将管仲治齐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和阐释，逐渐形成了管子思想，并促成了《管子》一书的行世。《淮南子·要略》说：“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
《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由此可见，最迟至战国末期，管仲的治理思想已经得到了当时社会有识之士的普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