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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平安，1964年生，河南卢氏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出版著作《晚清变局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近代东北移民研究》《北洋集团与晚清政局》《中国政治史大纲》《中国传统政治的基因》《中国近代政治得失》《走向大一统》《传统士人的家国天下》《黄帝文化与中华文明》《孔子之学与中国文化》等30余部，发表文章50余篇。
世上任何事情的出现，都是一种因缘关系在起作用的结果。
这套即将问世的政治家与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智慧的小丛书，即是本人对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多年学习与思考后水到渠成的一种自然的结果。
从宏观上来看，国家的治理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如果将这一复杂性和系统性作抽象的归类，其基本内容则主要只有两项，也就是《管子·版法解》中所说的“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这其中，人才是关系国家兴衰的第一要素，所以《管子·牧民》篇又说：“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子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历史上，政治家对国家制度的探讨、官员的任用、民众的管理、财政的开发、外交的谋划、各种突发事件的应对及处理，等等，无不是对国家治理经验的丰富与积淀，而由这些内容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就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外古今大量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在与发展，最根本的依赖是文化，以及由文化而产生出来的文化精神。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支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脊梁，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气神。离开了文化和文化精神的支撑，该国家或民族的存在便无以为继。从周公到康熙皇帝，他们都是在中国乃至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他们缔造的政治制度、所展现的政治智慧，都成为中国文化精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传承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中国古人懂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性，应该是从黄帝时代就开始了，但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则要从周人说起。
周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回顾，从文王时代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记载。《诗经·大雅·荡》篇引文王所说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就是周文王针对殷纣王不借鉴也不重视夏后氏被商汤灭亡的教训所发出的叹惜。朱熹在其《诗集传》中说：“殷鉴在夏，盖为文王叹纣之辞。然周鉴之在殷，亦可知矣。”文王一方面为殷纣王而叹惜，另一方面也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周人的戒鉴。
殷商灭亡后，周武王、周公以及其他一些有为的周王和辅政大臣更是常常总结夏殷两代人的经验教训。这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夏殷两代成功统治经验的总结以供学习、效法；另一方面是对夏殷两代执政者的罪过、错误和失败教训的总结以供戒惕。这种模式，可以说是开了中国人史鉴意识的先河。
周人思维的特征之一就是习惯以古观今，拿历史来借鉴、说明、指导现实以照亮未来前进的方向。周初统治者即是这种思维特征的代表人物。周公治理国家，不仅总结了夏殷两代失败的历史教训，而且还总结了夏殷先王成功的历史经验，并对这些经验予以高度的赞扬和汲取，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政治制度与建立了家国一体的文化意识。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等若干先秦文献中，都可以看到周人具有的这种浓郁的史鉴意识。这种文化意识，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与心理。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欣赏画作时，都知道每幅作品中藏着一个画魂，这个“魂魄”，往往代表了这幅画境界的高低与价值的大小。
以史观画，史学的作品，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本丛书之“魂”，即是“传统国家治理的经验与教训”。这是一条古代政治家治理国家所汇集而成的波浪滔天、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在这条奔腾前行的河面上不时迸溅出交相辉映、绚丽夺目的朵朵浪花。
这也是一条关于中国古代治理智慧的珍珠玛瑙链，是对古代政治家治国理政智慧和务实政治原则的浓缩，是对古代统治者及关注政治与民生的政治思想家们勇猛精进所创造历史的经验教训的一种总结。
纵观中国古代治理史，夏、商、周三代，周公对国家的治理最具有代表性，他封邦建国，创建宗法制度、礼乐文化，以德治国，注重史鉴，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春秋时期，孔子对国家治理的思考与探索亦堪称典型。他把政治的实施过程看作是一个道德化的过程，十分强调执政者自己在政治实践中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主张“礼治”“德治”“中庸”，十分强调统治者在治国理政中富民、使民、教民的重要性。战国时期，商鞅改革的成就史无前例。商鞅最重视国家的“公信力”，他主张用法治手段将国民全部集中于“农战”的轨道，“法”“权”“信”构成了他的治国三宝。在商鞅富国强兵政策的基础上，秦王嬴政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秦始皇所开创的中华帝制、郡县制，所拓展的疆域，进一步奠定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楚汉战争胜利后，刘邦建汉。作为一个务实且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更具有史鉴意识，采用“拿来主义”，调和与扬弃周秦政治，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实行“秦果汉收”，兼采周公与秦始皇治国理政的长处，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先秦中国政治遗产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汉武帝是继周公、孔子、秦始皇、汉高祖之后又一具有雄才大略的不世之主。他治国理政兼用王霸之道，在意识形态上采取文化专制主义，尊崇儒术，重视中央集权以及皇权的建设。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分裂与战乱，这一时期鲜有在国家治理方面高水平的大政治家，其间尽管有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北方开辟屯田；诸葛亮治理西蜀与西南地区，但皆无法与统一强大王朝的治理体系与能力相媲美。唐宋时代，唐太宗、宋太祖对国家的治理堪为后世示范。唐太宗的三省制衡机制、宋太祖对文官制度的重视与建设都很有特色。北宋后期有王安石变法，但这种努力以失败而告终，非但没有能够挽救北宋王朝，相反倒十足加剧了北宋的动荡与灭亡。明代中后期，统治者一直在寻找振兴之路，其中以张居正新政最具代表性。张居正治国理政所推行的考成法与一条鞭法，为后来治国者的治吏与增加财政收入提供了经验教训。清朝前期，康熙皇帝用理学治国，用各民族团结代替战国以来的“长城线”边防思维，今天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幅员辽阔的疆域领土、大国的自信，等等，都是那个时候奠定的。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五大盛世中成就最高的盛世，康熙皇帝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从历史上看，历代帝王圣贤皆重视治国理政、安民惠民，这是经济义理之学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特征的一大重要因素。
笔者以为，在追求学问之路上，大致可以分为四重境界来涵养：
第一重境界，专业之学。也可以称为职业之学，是人们讨生活、养家庭，生存于天地、社会间必具的一门专业学问。只要努力与坚持，人人可为，尽管会有程度高低不同。
第二重境界，为己之学。也可以说是兴趣之学、爱好之学、养基之学。对于这种学问，没有功利，不为虚名，只为爱好而为之。
第三重境界，立心之学。在尽可能走尽天下路、阅尽阁中书，充分汲取天地人文精华的基础上，立志尽己之能为人间留一点正能量的东西，哪怕是炳烛、萤火之光。
第四重境界，治国平天下之学。这种学问在实践上有诸多苛刻条件的限制，无职无位无权者很难走得更远；在理论上也需要有远大抱负、超凡脱俗之人来建树。做这种学问的目的，在于“为万世开太平”，为民族为国家之繁荣富强，为民众之安康福祉，生命不息，追求不已。
从格局上看，古人读书写作多非专职，由兴趣爱好适意为之，因为不是为了“衣食”，故以“为己”之学为多，其旨意亦多追求“立德立功立言”，在著作上讲究“经济义理考据辞章”。窃以为，古人眼中的“经济”，远不是今人所说的“经济”。“经”者，经邦治国；“济”者，济世安民也。经邦治国，济世安民才是古人心中的“经济”之学。“义理”是追求真理，为世人立心，替生民立命。“考据”重在材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选择及运用。“辞章”则是重视文采的斑斓与华丽。对“经济”“义理”的向往和追求是国人的动力，是第一位的。孔子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此“文”说的就是“经济”“义理”。“考据”需要勤奋、细心、谨慎、坚持就可以做到。“辞章”则往往与人的天赋与性格关系很大，千人千面，很多不是通过努力就能达到的。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上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说林》中说：“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今天，如何学习与继承中国古人优良的著述传统，在生活实践中树立“修齐治平”“家国天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意识，将“经济义理考据辞章”融会贯通，目前还有很多值得努力的地方。
从学术角度言，一部好的史学作品，离不开对史料的抉择与作者论述的到位。资料的充实、可靠，作品的立意高格、布局得体是形成一部好作品的必要条件，尤其是资料是否充实、可靠更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很明显，本丛书的立意布局都需要充实的资料来讲话。不幸的是，中国虽然是一个历史大国，然而扫去历史的尘埃，一旦进入相关领域认真搜寻探究，就会发现，史料的不足与缺乏成为制约史学作品完善与深入的瓶颈。从现有资料看，研究周公治国主要有《周易》《今古文尚书》《周礼》《仪礼》等；商鞅有《商君书》、出土的文物、《史记》等，孔子有五经、《论语》等；秦始皇有《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秦本纪》，以及一些出土的秦简、文物等；汉高祖、汉武帝有《史记》《汉书》及汉人留下的一些著作；唐太宗有《贞观政要》《新唐书》《旧唐书》等；宋太祖有《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等；王安石有《王安石全集》《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张居正有《张太岳集》《明史》《明实录》等；康熙皇帝有《康熙政要》《清史稿》《康熙起居注》《清实录》等，可作为参考。但说实话，这些资料仍然很不够，一句话，资料的缺乏与不足影响了本丛书认识与探索的空间，这也是美中不足、无何奈何的事情。
此外，史学作品要求一切根据资料讲话的特点，也决定了其风格只能是如绘画中的工笔或白描，而不能采用写意的手法，随意挥洒，这也影响了作品的表达形式。
本丛书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首先，需要风格活泼、生动、有趣味，文字通俗、流畅、易懂、可读；其次，力求作品的学术性、严肃性与准确性。也许，只有在坚持学术性、严肃性与准确性的前提下，把学究式的文风变成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风，才能收到更广泛的社会效应。但我深知，很多地方还远远没有做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大众学术一直是笔者努力的方向。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变革，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热点，更是一个难点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度里，我们必须遵循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地向前迈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这提醒我们，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中国自身特色，实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中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离不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离不开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
历史与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历史不能割断，实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中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源于“古”而成就于“今”，从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努力探寻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为构建当今和谐社会提供借鉴，这是本丛书问世的目的所在。
希望这套小丛书能够多少帮助到对中国古代政治史感兴趣的人们！
作者2020年底于京城海淀
管仲，姬姓，名夷吾，字仲，谥敬仲。由于先秦时期姓、氏有别，男子一般称氏而不称姓，故称管仲。
姬姓为黄帝之姓，因黄帝居于姬水，以姬为姓，故得姬姓。管氏的起源，历史上主要有管叔鲜、周穆王、鲁大夫三种说法，而以起源于管叔鲜一说影响最为广泛。据《史记》记载，叔鲜是周文王的第三子、周武王之弟、周公之兄。周武王灭殷建周后分封诸侯，将叔鲜分封到管，建立了管国，并以管为氏，称管叔鲜，于是便有了管氏。管地在今河南郑州境内。周武王死后，商纣王之子武庚联合管叔、蔡叔、霍叔三监发动叛乱。周公东征，杀武庚，诛管叔，流放蔡叔、霍叔。管叔鲜被杀之后，失去了封国，其后代子孙便四散流落到了其他地方。作为管叔鲜后裔的一支，管仲的先祖在失去封地后流落到齐地临淄附近。公元前716年，管仲生于齐地，距离周平王东迁洛邑仅仅晚了五十四年。
春秋初期，经过郑庄公小霸、周郑交质事件，诸侯逐渐觊觎坐大，周王室则日渐衰微。此时虽然乱象丛生，周王也已经无力控制诸侯，但王权的影响力仍然存在，礼乐秩序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但形势发展正如《说苑·尊贤》所言：“春秋之时，天子微弱，诸侯力政，皆叛不朝，众暴寡，强劫弱，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之不绝若线。”
中国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诸侯争霸的新时代。这是管仲相齐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
管仲早年家境十分贫穷，生活经历坎坷。《战国策》说他经商不得志而隐居：“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
鄙，国都之外的郊野曰鄙。贾，指的是商贩。此之“南阳”，并不是今河南之南阳或诸葛亮的躬耕地之南阳，而是指春秋时期在齐、鲁交界一带、泰山以南地区的“南阳”。山之南曰阳，故称泰山以南地区为“南阳”。“弊幽”是说生计艰难窘迫而隐居。这个记载告诉我们，管仲早年只是一个生活于郊野的小商贩，在南阳一带做生意而又常常不得志，因为失败的经商经历，他曾经因生计窘迫而隐居无闻。
《管子》一书中还记载有管仲本人的自白，说他曾经做过养马的小官吏，深感傅马栈最难：“桓公观于厩，问厩吏曰：‘厩何事最难？’厩吏未对，管仲对曰：‘夷吾尝为圉人矣，傅马栈最难。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毋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无所施矣。’”
“圉人”指的是掌管养马放牧等事的小官吏，也泛指养马的人。管仲自称“尝为圉人”，是说他曾经做过掌管养马的小官吏，或者是亲自为人养过马。所以他能够了解马厩里面的事务中“傅马栈最难”。“傅”，编次，是编排的意思。“栈”，这里是指竹木编成的牲畜棚或栅栏。“傅马栈”就是编排供马站立休息的栅栏。意思是说，养马的人编排马栅栏的时候是很难的。编排中要用到很多木头，有直的，也有弯曲的。先用直的，到后面弯的就没法用；先用弯的，到后面直的就没法用。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直的和弯的灵活调剂使用。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正邪不两立。管仲借“傅马栈”一事讽劝齐桓公应重视对人才的选择，注意任用正直、贤明的官员。这段记载告诉我们两个信息，一是管仲早年的经历中曾给人家养过马；二是管仲是一个擅长从生活中发现并不断积累政治智慧的人。
刘向在《说苑·尊贤》中说：“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齐桓公得之，以为仲父。”
“成阴”，在现今山东潍坊高密境内。可见早年的管仲生活于现在的高密一带，穷困潦倒，事无所成，还被人视为鸡鸣狗盗之徒。
对于管仲的早年生活，流传最广的还是《史记·管晏列传》中管仲自述的一段话：“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
这段话高度概括了管仲早年坎坷的生活经历。本意是说，管仲年轻的时候与鲍叔牙在一起，做买卖要多分利，做官也不成器，作战又不勇敢，鲍叔牙对他的这些行为都非常了解，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包容，管仲非常感激鲍叔牙的这份知遇之恩。“管鲍之交”因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际交往的成功典故。这段材料告诉我们的信息还有，早年的管仲曾经有过经商、当兵、入仕的各种经历，但都没有成功，坎坷之中饱受了冷眼、冷落与挫折。青年管仲生活艰辛的落寞之感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一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道出了管仲对人间冷暖的体味与感知。
事实上，管仲的成功，除了遇到贵人鲍叔牙外，主要还与齐桓公拜他为相、共襄齐国大业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管仲之所以能够成就恢弘的政治伟业，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他遇到了齐桓公这样一位英明包容的君主。齐桓公满足了管仲的一切条件与要求，为他提供了一个充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让他做了齐国的国相。没有襟怀坦荡、气度非凡的齐桓公，管仲便不会有这个充分施展才能的舞台。所以，管仲一生，成功的关键在于被鲍叔牙发现并举荐，被齐桓公拜为齐国国相并且得到充分的信任与授权。
然而，管仲之成为齐桓公的国相，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戏剧性的过程。
管仲出生时的齐釐（僖）公时代，齐国对外依仗周天子授予的“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的征伐特权，对内采用开国之君姜太公制定的“因其俗，简其礼”的开明政策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
的开放经济策略，此时已初显东方大国之威力，形成了以齐国为主的齐、鲁、郑、宋、卫的联盟。对此，《国语·郑语》记载说：“齐庄、僖于是乎小伯。”
伯，霸也，这是说齐国已具有称霸的实力。
齐釐（僖）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公子诸儿，次子公子纠，三子公子小白。公子诸儿即位，即齐襄公，他借先人之余威，耀武扬威，连续对外进行征伐，主要目标是吞并纪国。因为纪国曾向周天子进谗言，使齐国的第五代国君哀公被周王烹杀。因为这件事，齐国和纪国结下了仇恨。齐国强大起来以后，为报此仇必以征服纪国为目标。公元前690年，齐国灭亡纪国。齐襄公灭纪后，又于公元前686年灭郕，齐国的国土面积大幅度增加。齐襄公虽然扩大了齐国的疆土，但个人生活荒淫，执政残暴，言行无常，结果不仅外面四处树敌，而且引发了国内的内乱，公子纠和小白害怕祸及自身，各自出奔他国。管仲、召忽辅佐公子纠跑到了鲁国，这是因为公子纠之母为鲁女，鲁在当时还是大国。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跑到了莒国，这是因为公子小白之母为莒女，当时莒国的力量也比较强大。不久，齐襄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身亡，齐国的最高权力随之出现了真空的状态。
事实上，按照《国语》《史记》《管子》等典籍的记载，齐釐（僖）公让管仲、召忽做了公子纠的傅，让鲍叔牙做了公子小白的傅。“傅，辅也”，相当于后来的辅佐、师傅、教师，含有“相”的意思，主要职责是教导与帮助公子成长。“傅”是一个参与政治博弈味道很浓的职务。这说明管仲早在齐釐（僖）公时期就已经开始参与了齐国宫廷的政治活动，与鲍叔牙、召忽在齐国宫廷之内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政治智囊团体。对此，召忽说得很是直白：“吾三人者之于齐国也，譬之犹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则必不立矣。”
齐襄公被杀后，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展开了你死我活的齐国国君之位的争夺。先是鲁国与齐大夫密谋纳公子纠回国继承君位，而公子小白自幼与齐国正卿高傒关系密切，齐大夫商议确立新君时，高傒已暗中派人到莒国召公子小白归齐即国君之位。二者明争暗斗的结果，导致了君位争夺的斗争逐步升级。于是，鲁国派出了军队护送公子纠回国抢占君位，莒国也派出了军队护送公子小白回齐国抢占君位。从地理位置上看，莒国在齐国的东南方，鲁国在齐国的西南方。就在两国的军队同时向齐国进发的同时，为防止公子小白捷足先登，随同鲁军前进的管仲率领一支小分队，朝着拦截莒国军队的方向赶去，意图阻止公子小白回齐国抢占君位。管仲率领的军队在半路上与鲁国护送公子小白的队伍相遇，管仲一箭射倒小白，鲁国护送公子纠的军队以为小白已死，便放慢了行军速度。但当公子纠到齐境时，小白已经即位成为齐国新君。原来管仲一箭仅射中小白衣带钩，小白急中生智倒下装死，迷惑了对手，抢先归国，在齐国高、国二氏的帮助下即位，小白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即位不久，鲁庄公亲自率军伐齐。鲍叔牙率齐军迎战，结果鲁军大败。齐军直抵鲁国都城，在齐国的要求下，鲁庄公杀公子纠，迫召忽自杀，并将管仲囚送齐国。原来鲍叔牙深知管仲有治国之才，于是将管仲极力推荐给齐桓公，说如要成就霸业，非用管仲不可，齐桓公于是接受鲍叔牙的推荐，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上卿，委以国政。《管子·小匡》中记载了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
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牙为宰。鲍叔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其臣，使臣不冻饥，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宽惠爱民，臣不如也；治国家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结于诸侯，臣不如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胄执枹，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将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亲射寡人，中钩，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鲍叔曰：“彼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其为君亦犹是也。”公曰：“然则为之奈何？”鲍叔曰：“君使人请之鲁。”公曰：“施伯，鲁之谋臣也。彼知吾将用之，必不吾予也。”鲍叔曰：“君诏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国，愿请之以戮群臣。’鲁君必诺。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将致鲁之政。夷吾受之，则鲁能弱齐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将反于齐，必杀之。”公曰：“然则夷吾受乎？”鲍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无二心。”公曰：“其于寡人犹如是乎？”对曰：“非为君也，为先君与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庙，则亟请之。不然，无及也。”
公乃使鲍叔行成，曰：“公子纠，亲也，请君讨之。”鲁人为杀公子纠。又曰：“管仲，雠也，请受而甘心焉。”鲁君许诺。施伯谓鲁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将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在楚则楚得意于天下，在晋则晋得意于天下，在狄则狄得意于天下。今齐求而得之，则必长为国忧。君何不杀而授之其政？”鲁君曰：“诺。”将杀管仲。鲍叔进曰：“杀之齐，是戮齐也；杀之鲁，是戮鲁也。弊邑寡君之贼得之，以殉于国，为群臣戮。若不生得，是君与寡君之贼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谓也，使臣不能受命。”于是乎鲁君乃不杀，遂生束缚而柙以予齐。
管仲归齐执政后，在齐桓公等人的支持下，全面推行改革：定四民之居，使各安其业；制国鄙之制，叁其国而伍其鄙；军政合一，寄军令于内政；尽地力，官山海，正盐策；尊王室，亲邻国，攘夷狄。齐桓公遂因此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
综上可见，管仲的成功，首先，应该得益于他遇到了豁达而公直的朋友鲍叔牙；其次，得益于乱世齐国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以施展才能的平台；最后，有幸遇到雄心大志、欲成就霸业的齐桓公，更是直接成就了管仲成功治理齐国的一段佳话，使他得以跻身春秋时期大政治家的行列。
作为中国早期历史上的一位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与改革家，管仲既是崇尚礼治的理想主义者，又是“尊贤尚功”十分务实的政治家；他重视农业，又大力发展工商业，壮大了齐国的经济实力；他的行政制度和选官制度改革，开始了世袭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使齐国政治增加了活力。他的诸项改革，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改革都有重要的影响。管仲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抵御戎狄内侵，保卫中原先进文明，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管仲去世后，后人感念管仲治国理政的辉煌业绩，将管仲治齐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和阐释，逐渐形成了管子思想，并促成了《管子》一书的行世。《淮南子·要略》说：“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
《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由此可见，最迟至战国末期，管仲的治理思想已经得到了当时社会有识之士的普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