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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令贵在贯彻落实

法贵严明,令在必行。《管子·任法》说:“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 治国安邦,不仅要制定出合理的法令制度,更重要的是要将国家的法令落在实处,这也就是《管子·重令》中所言:“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

第一,“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管子认为,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因此它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法律高于一切。无论是君主还是官员,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无论是高贵者还是卑贱者,都必须遵守国家法律,违反了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管子这一观点和商鞅提出的“刑无等级”思想是一致的,但它比商鞅的观点提出得更早,也更具有彻底性。商鞅认为,统一刑罚就是执行法律不论等级,从卿相将军直到大夫平民,凡有不服从君主命令、违犯国家法令、破坏法制的,一律判处死刑,决不赦免。这虽然超越了儒家的“刑不上大夫”的宗法观念,但商鞅讲遵行法律却是把君主排除在外的。管子的“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则是将君主也包括在内,主张君主也必须按照法律办事,这显然比商鞅的观点更具有彻底性。

第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管子认为,严明的号令、严厉的刑罚、丰厚的赏赐是君主推行法制的三大法宝。明君执法必须“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 。只有严于执法才能使臣民奉法唯谨,收到令行禁止的效果。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那么“以法治国”就成了一句空话。《管子·重令》说:

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胜也,而令乃行。故禁不胜于亲贵,罚不行于便辟,法禁不诛于严重,而害于疏远,庆赏不施于卑贱,三二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于官,受禄赏不当于功,号令逆于民心,动静诡于时变,有功不必赏,有罪不必诛,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无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将帅不严威,民心不专一,阵士不死制,卒士不轻敌,而求兵之必胜,不可得也。内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战不能制敌,侵伐不能威四邻,而求国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于天下,而求伯于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管子认为,大凡用民,必须等待法令的制定与施行,这样才能动员与使用民众。大凡法令能施行,必须等待法令制服亲近君主的人,法令才能施行。所以禁律不能制服君主的亲戚贵族;刑罚不能施行到君主的左右小臣;法令禁律不是诛杀罪行严重的人,而是损害君主疏远的人;庆贺赏赐不施行到卑贱的人,却希望法令得到坚决地施行,这是不可能的。有才能的人不能做官,受到赏赐的人与他的功劳不相称,号令背离百姓的心愿,举措政策违反时代的发展,有功的不坚决赏赐,有罪的不坚决惩罚,有令不坚决执行,有禁不坚决停止,在上位的君主不能差使臣下,却希望百姓能坚定地起作用,这是不可能的。将帅不威严,军心不一致,阵地上的战士不肯死于军令,士兵没有不怕敌人的气概,却希望军队必胜,这是不可能的。国内的守卫不能保证国土完整,国外的攻伐不能保证敌国屈服,战场上的战斗不能制服敌军,攻战不能威震四方邻国,却希望国家强大,这是不可能的。恩德不能施加到弱小国家,威势不能伸展到强大国家,征战不能使天下各国顺服,却希望称霸于诸侯,这是不可能的。论威势有能与自己不分上下的,论兵力有能与自己相互抗衡的,恩德不能安抚远方国家,号令不能统一诸侯,却希望称王天下,这是不可能的。

管子指出,治理国家,必须做到赏罚必信。《管子·法法》说: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

法令还未发布,百姓偶然做到了,就给予赏赐,这是君主虚妄的赐予。君主虚妄地赐予,有功之臣就怨恨;有功之臣怨恨,愚顽之民做事就会胡来。愚顽之民做事胡来,这是国家大乱的根本原因。法令还未发布,而惩罚已施行到人,这是君主虚妄的惩罚。君主虚妄地惩罚,百姓就看轻生命;百姓看轻生命,残暴的人就会兴起,就会朋党林立、叛贼作乱了。法令已经发布,而赏赐不跟着施行,这就使百姓不能受到鼓励,不肯执行军令,不愿为国殉节。百姓不能受到鼓励,不肯执行军令,不愿为国殉节,那么征战就不能胜利,守卫就不能坚固。征战不能胜利,守卫不能坚固,国家就不能安全了。法令已经发布,而惩罚还不执行,这是教百姓不要服从法令。百姓不服从法令,强暴的人就要起来造反。强暴的人起来造反,君主的地位就危险了。所以说,法律制度必须合乎治国的根本方针,号令必须严明,赏罚必须坚决如实地执行,这是规正百姓的法则。

为了做到赏罚分明,《管子》认为执法者必须做到公正无私,“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其杀戮人者不怨也,其赏赐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 《管子》反复告诫人们“私”字在执法中的危害性:“私道行则法度侵。” “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 “私”是公正执法的大敌,必须彻底清除。

第三,执法重在治吏。

管子认为,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各级官吏对于法律的维护与执行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必须以法治官,严以治吏。官吏的本分就是“奉主之法,行主之令”,奉公守法,廉洁勤政。各级官吏的执法严明与否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安危存亡。因此《管子》强调必须以法治官。“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则奸不生;暴慢之人,诛之以刑,则祸不起。” “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 可见,以法治官对于官吏奉法守职、廉洁勤政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以法治国过程中,对于违法的官员必须严厉处罚。对于那些为政无政绩致使土地荒废、办案骄横轻惩者“有罪无赦” 。对于“言而无实者,诛;吏而乱官者,诛” 。对于“断狱,情与义易、义与禄易;易禄可无敛,有可无赦” 。对于贯彻法令不力的官吏杀无赦。对于“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

《管子·大匡》较为详细地给出了齐桓公时期管仲提出的对人才全面考查的具体方法。对于官员,虽勤勉地办事,如果无功,那就是有过:任职既不能处理好事务又没有才能,致使田地荒废;办案不是过分谨慎就是轻视他人意见,凡是具有这三条者,罪无赦。对于贵族子弟,凡居处奢华,交游卑下,嗜好饮食者,罪无赦。对于士人,凡出入没有常规,不尊敬老人,钻营富贵者,罪无赦。凡农夫,出入不服从父兄,干活不出力,不肯多劳动者,罪无赦。凡工、商者,出入不服从父兄,接受工作不勤奋、不谨慎,违逆老人而专事诡诈者,罪无赦。此外,对于行政而言,凡庶人要与上面交涉办事,乡吏扣压不办的,过了七天,要处以囚禁。凡士要与上面交涉办事,官吏扣压不办的,过了五天,要处以囚禁。凡贵族子弟要与上面交涉办事,官吏扣压不办的,过了两天,要处以囚禁。管子的以法治理官吏的办法推行后,齐国的行政通行无碍。管子的这些以法治吏的措施,对于督促官吏奉公守法无疑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鉴示意义。

第四,立法行令要合乎民心。

管子认为,立法行令只有合乎民心、顺应民意才能畅通无阻。

《管子·形势解》说:

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贵有以行令也”。

君主之所以能做到令行禁止,在于他的命令符合民众所喜好的,而他的禁止也正符合民众所厌恶的。民众的性情,无不是喜生存而怕死亡,好谋利而惧祸害。因而君主的命令有利于促进民众的生存、谋利,就能推行;君主禁止的有利于防止民众的死亡、祸害,就能实现。政令所以能推行,必然是民众乐于君主的政治,因而才能够顺利推行。

《管子·形势解》又说:

明主之动静得理义,号令顺民心,诛杀当其罪,赏赐当其功,故……鬼神助之天地与之,举事而有福。

明主的言行举止符合理义,发布号令顺应民心,赏罚分明,就会得到民众的支持而事无不成。

《管子·形势解》还说:

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

君主推行法治,固然带有强制性,但是仅仅靠暴力及强制手段是不行的。只有合乎民心的法律才能取得令行禁止的效果,从而树立君主的权威。立法行令合乎民心的关键就是以民之好恶为出发点。

从根本上说,人主之所以能够令则行、禁则止者,在于君主能让民众安居乐业。这在《管子·形势解》一书中也有很多的论述,例如:

明主,救天下之祸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祸安危者,必待万民之为用也,而后能为之。故曰“安危者与人”。

所谓明主,就是能拯救天下灾祸、安定天下危难的人。拯救灾祸、安定危难,必定要依靠万民的力量,然后才能做到。因此说,“安定危难,就要顺从人心”。

人主者,温良宽厚则民爱之,整齐庄严则民畏之。故民爱之则亲,畏之则用。夫民亲而为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

君主温和善良,宽厚待人,民众就喜爱他;君主号令整齐,态度严肃,民众就畏惧他。民众喜爱君主就亲近他,民众畏惧君主就甘心被驱使。民众既亲近又乐于被驱使,这是君主治民理想的境界。因此说“对百姓既给予关怀,又运用威势,这才是君主治国完备的方法”。

人主能安其民,则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

君主能使民众安居乐业,那么民众侍奉君主就会像侍奉父母一样。因而君主有忧患,民众为他解忧;君主有危难,民众为他牺牲。君主对待民众如同泥土,民众就不愿被他使用;君主有忧患,民众也不会为他解忧。 OSwgMRyl37SjZVYmDIEweRzvHlgQAwFIlGFdoUSOp85kiEk8da5VFPvtjVbQT+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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