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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认为，一民之轨，莫良于法，“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
，法治运作如何，关系国之安危。显然，在管仲那里，治国理政的关键在于能够全面实践以法治国的政治主张。
第一，法治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
立法和执法是治国施政的重要方面，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法出乎道具有至高无上性，但是法又生于君。那么法与君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管子》说：
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君主代表国家，掌握执法和出令的权柄。君权不能授予两人，政令不能出自二门，以法治国即是遵照法度行事而已。君主出法制令，而一旦法令制定之后它就凌驾于君主之上，具有至高无上性。只有实行法治，国民才能有规矩成方圆，社会秩序才能正常建立起来；国家才能安定、富强。法是统治者安邦定国的重要手段，是否实行法治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
《管子·任法》说：
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
法是天下最大的原则，是圣明君主用来治国理政的大宝。
《管子·法法》说：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不以合法的手段来施行法度，国事就没有常规；施行法度不用合法的手段，政令就不能施行。政令已发而不能施行，那是因为发令不合乎法的手段；发令合乎法的手段而不能施行，那是因为政令本身制定得不周密；政令本身周密而仍不能施行，那是因为赏罚过轻；赏罚重而政令仍不能施行，那是因为赏罚没有真的实行；赏罚真的实行而政令仍不能施行，那是因为统治者没有率先作出榜样。所以说，禁令能约束君主自身，统治者率先服从法令，以身作则，禁令就能在百姓中施行了。
《管子·任法》说：
法者不可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从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
法制能不能持久，是存亡治乱发生的根由，是圣明的君主用来作为治理天下的最重要的标准。
《管子·明法解》说：
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
法度推行国家就安定，肆意逞行国家就混乱。
《管子·明法解》又说：
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
治理国家，使用民众要依靠法制，禁止放荡、制止暴行要依靠刑罚。
第二，实行法治有助于建立君主至德至尊的权威地位。
在君主专制的传统社会里，君主的绝对权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动摇了君主的绝对权威就等于动摇了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家、思想家们共同一致的认识。但对于法与君之间的关系，儒家主张君主以德治天下，君主应是有德之君，“德”是建立君主权威的第一要素。法家则主张应当“法、术、势”相结合，以此作为维护君主权威的有效工具。《管子》一书中的治理思想，特别突出法在君主治国理政过程中的重要性。
君主立法行令可以约束群臣百官，使群臣百官忠于职守，这样才能使君主居于至尊之位，更好地驱使群臣、控制百官。所以《管子·正世》说：“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
有了法律才可以使百官有所遵循，办事才有章程可依。如果不行法治，则群臣各行其是，是非善恶就会失去衡量的标准。这样君主也就无从任用和管理群臣百官，国家也必然会混乱而不堪。因此，只有实行法治，才可以有效地制约权贵，强化君权。
《管子·明法解》说：
明主者，使下尽力而守法分。故君臣务尊主而不敢顾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审，故大臣各处其位而不敢相贵。
圣明君主，要求臣下尽力国事而以法守本分，所以臣下努力事奉君主而不敢违法私顾他们的家；君臣的身份分明，上下的权位清楚，大臣们就各处在他们的职位上而不敢相互夸耀。只有以法治国，才能使臣下守法安分，不敢以权谋私，从而树立君主的权威。
《管子·重令》说：
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
君主治理国家的重器，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了。法令有力量，君主就尊严，君主尊严国家就安全；法令没有力量，君主就卑微，君主卑微国家就危险。所以要使国家安全，就要使君主尊严；要使君主尊严，在于施行法令；要施行法令，在于严明刑罚。刑罚严明，法令施行，百官就都恐惧谨慎；刑罚不严明，法令不施行，百官就都会对工作懈怠。所以圣明君主认识到治民的根本，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了。因此说：减少法令的处死，增添法令的处死，不执行法令的处死，扣留法令的处死，不服从法令的处死。有以上五种情况的处死，决无赦免，一切都只看法令。所以说：君主做到令行禁止，臣下就都敬畏而尊君。
第三，以法治国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重要保障。
《管子·正世》说：
夫盗贼不胜，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
为了达到除暴安民的目的，就必须实行法治。
《管子·明法解》说：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
实行法治可以使平民百姓安分守己，竭诚为国效力，也更有利于对百姓的统治。
《管子·禁藏》说：
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
这里所谓的“仪”，也就是规矩的意思。《管子·形势解》说：“仪者，万物之程式也。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礼义者，尊卑之仪表也。”
所谓“决疑而明是非”，主要不是说人在认识上的对与错，而是指人的行为是否合乎规范。法是君主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工具，是判断人们行为是否合乎规范的标准。因此，《管子·七臣七主》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只有实行法治国家才能得到治理，才能富强。如果舍弃法国家就会动乱。正如《管子·法法》说的那样：“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法者，天下之治道也。”
《管子》不仅强调法治的重要作用，而且还从法律形式的三种类型上强调了法的规范意义。
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故人主失守则危，臣吏失守则乱。罪决于吏则治，权断于主则威，民信其法则亲。是故明王审法慎权，下上有分。
法是用来推动立功警戒行暴的，律是用来确定本分制止纷争的，令是用来命令人执行完成工作的。法律政令，是官吏百姓行为的规矩绳墨。矩不端正，是不能用来求作方形的；绳不伸展，是不能用来求作直线的。法令，是君臣共同建立的；权势，是君主独揽的。君主失掉权势就危险，臣吏不守法令就混乱。罪罚由臣吏裁决就能安定，大权由君主独揽就有威势，百姓相信法制就能亲近。所以明智的君主总是明确法制紧握大权，使上下各有职分。
《管子》这种对法的规范性的认识是和后来的秦、晋法家一致的。《商君书·修权》说：“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
《韩非子·有度》也说：“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断，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
这与《管子》对法的认识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