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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年间，中国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与改革家，这位一身多能的人物名叫商鞅，也叫卫鞅，这可能是因为他来自卫国的缘故，实际上，他复姓公孙，鞅是他的本名。他因为协助秦孝公治理秦国有功而受封于商、於之地，故后人亦多称他为商鞅。商鞅在秦国二十年的治国理政实践早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史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一座巍峨的丰碑。他的治理目标是秦国的富强，他的治国路径是着眼未来，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建立大一统的政治与社会秩序。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当政元年，这位一心想复兴先祖秦穆公时国家富强、军事强大的青年国君，一上台就向天下发布了一篇震铄古今的求贤令。文中说：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正是这篇招贤令，引出了一位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家的横空出世。
这位改革家就是商鞅。
商鞅生活在一个动荡战乱的时代。
当时，经过春秋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到战国初年，主要的诸侯国已经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对峙的大国了。
凡是了解商鞅性格与处境的人大都清楚，故乡卫国太小了，而且四处强邻，朝不保夕，何况，商鞅本人在卫国的身份、地位也不高，是一位地道的“庶孽公子”，卫国不可能给他施展才华的平台。于是，这个有野心、有能力、急想出人头地却缺乏辉煌背景的年轻人，毫不留恋、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的故土卫国，来到了当时经过魏文侯变法后强盛一时的魏国。这是因为，魏国是战国初年政治比较先进，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一个有希望统一天下的强国。
魏文侯时，曾经任用李悝、吴起等一批能人贤士进行变法，富国强兵。而李悝、吴起正是商鞅仰慕、效法的政治人物。
李悝是战国初年著名的改革家，曾在魏国任相，在他任内，魏国富国强兵，称雄诸侯各国。
《魏书·刑罚志》记载：“商君以《法经》六篇入秦。”
《晋书·刑法志》中也说：“（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
由此可见，李悝的《法经》对商鞅以后在秦国的改革与施政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吴起则是商鞅的同乡。早年弃卫前往鲁国，因为仕途不顺后又离鲁奔魏，“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
英雄的召唤，刺激着商鞅。贵族后裔身份的高贵、家道败落后生活的窘迫，都使得商鞅产生了强烈的求取功名心理。他热衷于法家的学说，对李悝、吴起等人的改革成就十分向往，加上当时卫国又是魏国的属国，因此，在魏惠王即位不久，商鞅为了寻求发展，便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卫国，顺理成章地踏着吴起等人的足迹，来到魏国寻找机会。
这时，李悝虽然早已去世，吴起也因受到魏武侯的亲信大臣的诽谤与排挤，已经逃亡楚国，但是，李悝、吴起的变法措施还在继续推行，魏国仍然相当强大。商鞅多么想用自己的热血去浇灌这块土地，去踏着他心中顶礼膜拜的李悝、吴起等先人的足迹，用智慧去让魏国继续强大，去让自己功成名就。
但是，在当时十分看重身份与地位的魏国，商鞅一时间也找不到接近魏惠王的机会，反复权衡后，他投到当时正受到魏惠王信任与重用的魏相公叔痤的门下。我们不知道商鞅是通过什么途径认识公叔痤的，各种史书上也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我们也会明白，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要知道，公叔痤当时可是一个中原大国的堂堂宰辅，不是谁想在他身边工作就能在他的身边工作的，可是商鞅做到了。从这件事上，无论后人怎样看待商鞅，起码，我们应当敬佩他的攻关才能。一叶落而知秋，商鞅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商鞅投到公叔痤的门下后，做了名“中庶子”。中庶子是公叔痤家中的执事人员，也就是个家臣，官并不大。但是，在公叔痤身边的生活与阅历，却使商鞅有机会系统地研究李悝、吴起的学说与改革的实践，这为他后来在秦国的变法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在帮助公叔痤办理魏国政事的过程中，进一步增长了见识，拥有了从政的实际经验。
商鞅在公叔痤身边兢兢业业地工作四年有余。在这四年多的时间中，他十足地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特的政治见解和卓越的治理才干。以致丞相公叔痤认为，商鞅将是继他之后唯一可以支撑魏国的栋梁。公叔痤准备找机会将商鞅推荐给魏惠王。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公叔痤还没有来得及推荐商鞅，他自己就重病缠身、卧床不起。
有一天，魏惠王亲自去探望重病中的公叔痤，问道：“万一先生有个三长两短，我的国家可怎么办呢？”公叔痤乘机推荐说：“我有个家臣，叫公孙鞅，虽然年轻，但是有非凡的才能。希望大王能把国家托付给他，听凭他去治理。”
魏惠王虽然心比天高，然却眼拙不识真人，而且，还有一点刚愎自用的味道。他在公叔痤临终前拒绝了这位老人最后一次恳切的建议。
公叔痤见魏惠王不肯重用商鞅，在魏惠王临别时，支开了身边的仆人，小声叮嘱魏惠王道：“大王如果不肯重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把他杀掉，千万不能让他离开魏国而为别国所用。”然而，魏惠王却心不在焉。
魏惠王一走，公叔痤又于心不忍，马上派人将商鞅找来，对他说道：“刚才魏王问我，谁可以接替我做魏相。我推荐了你。不过看他的表情，并没有应允。我本着先君后臣的原则，对魏王说，如果不重用你，就把你杀掉，以免将来为敌国所用。魏王已经答应了，你还是快点逃走吧，如果耽误的话，你就会被他们捉住杀掉。”
商鞅听了，倒很冷静，思忖了片刻，不慌不忙地对公叔痤说：“您让魏王重用我，他不听；那么您让他杀掉我，他怎么会听呢？”他倒劝公叔痤不要烦忧，好好养病。
事情果如商鞅预料的那样，魏惠王见商鞅年纪轻、资历浅，又没有什么名望，根本看不起他。魏惠王回去以后，满不在乎地对左右说：“公叔痤病得太厉害了，他竟叫我把国家交给他的家臣公孙鞅，真够荒唐的。”
实际上，真正荒唐的，不是公叔痤，倒是这个自以为聪明的魏惠王。
商鞅是公叔痤的家臣，自然在了解商鞅方面，公叔痤拥有着足够的权威。公叔痤能够长期担任魏国的国相，本身就说明他有着独特的能力。他长期协政魏国，广泛招揽宾客，在发现与任用人才上，自然有着独到的眼光。他临终前以国事为重，郑重地把商鞅推荐给魏惠王，却不料魏惠王不以此为喜，反把这件严肃的事当成了笑话，讲给左右大臣听。事后既不重用也不杀掉商鞅，这是魏国的悲哀，也足以表明了魏惠王的平庸。
天耶？命耶？人事耶？
公叔痤去世后，商鞅成了一个无可寄托的人，他感到魏国异乎寻常的寂静和寒冷。但是，他不甘心，希望通过别的友人如公子卬等人的推荐，魏惠王能够改变主意而重用自己。但是，他的愿望再次落空。
这样，他就不得不另谋生路。
恰在这时，从秦国传来消息，秦国的新任国君秦孝公颁布招贤令，招贤纳士，要仿效秦穆公事业，变法图强。
于是，对魏国死心的商鞅立即打点行装，带着李悝的《法经》，带着他多年来收集起来的与山东六国有关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相关的资料及文献，告别了安邑的故友，跋山涉水、日夜兼程地向秦国奔去。本该能够使魏国进一步强大且可能统一天下的一位旷世奇才，就这样不经意间被魏惠王推给了对手秦国。从此，魏、秦两国开始换势。
一个新时代就要开始了。
商鞅来到秦国都城栎阳（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时，并没有直接去求见秦孝公，而是投到秦孝公宠臣景监的门下，做了一名食客。
商鞅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第一，商鞅对秦孝公还一点也不了解，凭商鞅之聪明才智，他一定不会在一件事还毫无把握的时候，就去贸然地莽撞为之。何况他还有在魏国求仕不得的教训在先，他需要先了解他要投奔与依靠的主君的真实心态、性情及其他方方面面的事情。
第二，尽管当时秦孝公求贤若渴，但对于人地两生的商鞅来说，找一个国君信任的人推荐，或许比自己直接求见会更加合情合理与稳妥一些。
第三，商鞅虽然建功心切，但他在魏国怀才不遇的挫折经历，不能不在他的心头留有很重的阴影，使他需要把自己即将拿出的治国方案与计划考虑得更加审慎与合理一点，以求这次努力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第四，景监是位名字叫作景的宦者，他性情爽朗而好客，当时正深得秦孝公的信任，朝夕伴在孝公的身边。先投在景监的门下，取得景监的信任与赏识，并通过景监全面深入地摸透秦孝公的脾气与心性。待时机成熟后，再由景监安排推荐给秦孝公，这样自然就会更加稳妥，成功的概率也会增大。
后来的事实发展表明，商鞅的这一思路是正确的，他与秦孝公的会晤一开始并不顺利。正是在景监不辞怨劳地再三举荐下，秦孝公才耐住性子先后数次召见商鞅，从而给商鞅向秦孝公彻底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供了一个稳健的通道。而这一切效果，在魏国时，商鞅就无法通过公叔痤与魏惠王来达到。
商鞅是如何取得景监的信任与赏识，从而使景监甘愿做伯乐，在秦孝公三番五次的责骂下仍然对推荐商鞅坚定不移呢？目前为止，没有找到更详细的历史记载。但可以肯定，商鞅是用他的雄才大略与办事能力征服了景监，从而使他愿意全心全意、尽心尽力、耐心地向秦孝公反复举荐商鞅的。由此推理，景监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从他获得一代雄主秦孝公推心置腹的信任以及对商鞅的态度与行为来看，应该认定他是一位聪明、豁达、善解人意并且胸有大志、有见识的人物。否则的话，作为一个衣食无忧、得到君王宠信的宦官，根本没有必要招揽笼络宾客与天下的英雄，也不敢三番五次去顶风冒险地推荐商鞅。这样看来，在秦国的帝业构建历史上，在商鞅变法这一决定秦国，甚而决定与影响了后来华夏历史的重大事件上，景监都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是他促成了急欲有所作为的秦孝公与商鞅二人的千古遇合，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也因此奠定了秦国政治的规模与发展的走向，甚至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景监能被正史列载，千古传颂而不朽，并不意外。
经过充分的准备与计划，在景监的引荐下，商鞅终于见到了秦孝公。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商鞅与秦孝公的初步磨合，就经历了四次反复的过程。
第一次，商鞅大讲“帝道”，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治理之道来游说秦孝公。“帝道”，是属于道家学派的一种政治学说。商鞅讲得津津有味，秦孝公却听得昏昏欲睡，似懂非懂。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的理想世道虽好，怎奈都是一些传说与过时的东西。这种方案作为一种美好的政治理想，带给人们向往未尝不可，但对于当时秦国积贫积弱、刀光剑影、一直遭到六国鄙视的现状，与秦孝公的政治目标的距离差得实在太远。显然，新即位的国君听不进这些空洞且无法实现的东西。但是，思贤若渴的秦孝公还是耐着性子让商鞅讲完了他的“帝道”高论。事后，秦孝公大怒，责备景监：“你介绍的这位客人，狂妄得很，哪能重用呢？”
景监回府后也责备商鞅，但商鞅却似乎成竹在胸，他告诉景监：“我这次进说的是帝道方案，国君志向不在这里。您再劳驾给予引见，最后必然能够成功。”好在景监已经认识到了商鞅的才能智慧，答应继续为他引荐。
五天后，秦孝公第二次面试商鞅。这一次，商鞅带去的是“王道”的方案。他希望用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事业去打动秦孝公。商鞅谈得比上次还起劲，但仍然没有合乎秦孝公的意愿。三王事业对秦孝公来说，不过是天边一片绚烂的云霞，虽然美丽炫目但只能是画饼充饥、热量不足。
事后，推荐商鞅的景监又挨了秦孝公的一通臭骂。景监回府后又去埋怨商鞅。商鞅不急不慢，等待景监消了气后说道：“这一次，我给国君讲了三王的道理，可他还是听不进去，不过，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国君想要做的事业，还请您设法让他再召见我一次，这次保准不会再让您失望。”
这样，又过了五天，在景监的不懈努力下，秦孝公第三次召见了商鞅。
这一次，商鞅给秦孝公带去的是“霸道”的方案。他认真、详细地为秦孝公说明了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及可能给秦国带来的富强的前景。他用春秋五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的事业来劝说秦孝公这位年轻的君王，显然起到了效果。秦孝公不但听了进去，而且显示出了很感兴趣的样子，但并没有表示出要采纳的意思。商鞅见目的已经达到，便适可而止，及时告辞。
商鞅走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这位客人不错，应该跟他好好谈谈。”他让景监第二天再把商鞅带来。
但是，商鞅却坚持五天后再去见秦孝公，这自有他的理由：
第一，三次的召见与交谈，商鞅把他已经准备好的三套方案全部贡献了出来。虽然秦孝公表现出了对商鞅第三套霸道方案的兴趣。但对于商鞅来说，尚需花费时间针对秦孝公的意思进一步深入、量化、系统与完善。
第二，在三次会谈过程中，商鞅充分展示了他丰富博学的见识，其才能与多种治国方案已经表现给了秦孝公。商鞅与秦孝公在三次面谈中逐渐找到了双方的契合点，得到重用只不过是个迟早的事情，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因此，商鞅倒显得不那么急切了。
第三，秦孝公虽然表现出了对商鞅“霸道”方案的兴趣，但接受与消化显然也还需要时间与一个过程。
第四，能给商鞅三次展现的机会，让他充分表明出自己的治国方案，说明秦孝公是一个求才若渴且极富于耐心的人物。一个刚刚过二十岁的年轻君主有如此的定力，商鞅认为这是自己的机会。因此，在商鞅看来，迟延四天后二人再谈，只能让君臣二人准备得更加充分。
第五，也许在商鞅看来，“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既然自己的政治才能已经初步显露，不急于求见，很可能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更好的策略与技巧。这样也许能表明自己并不是热衷做官，而是想在秦国帮国君实现复兴大业。
总之，对于秦孝公十分了解的景监，经过慎重的思考，也同意了商鞅的意见。
接下来的五天时间，秦孝公与商鞅一个心情迫切，在急于等待见面。一个是在三次试探的基础上正在准备更加妥帖的说案。这五天，对于君臣二人来说，一个感到日子过得太慢，一个觉得时间消逝得太快。
转眼又到了见面的日子，商鞅将他充分准备的政治方案一件一件仔细地讲给秦孝公听。君臣二人彼此问答，相见恨晚。两人越谈越投机，秦孝公甚至忘记了君臣的礼节，不知不觉地凑近了商鞅。一连三日三夜，二人都还没有谈够，好像是久别重逢的朋友，总有说不完的话。
后来，景监问商鞅：“你用什么打动了君主？君主的高兴，那是到了极点。”
商鞅回答：“我用成就帝王事业的道理劝说君主，劝他同夏、商、周三代相比，而他说：‘太久远了，我不能等，而且贤明的君主都希望自己在世的时候就能扬名天下，哪能郁郁不欢地等待几十年、几百年后才成就帝王之业呢？’所以我用使国家强盛的方法劝说他，他就大大地喜欢了。不过，用这种方案治国，很难达到殷、周两代统一天下那样大的功德。”
事实证明，秦孝公与商鞅二人的君臣磨合注定是一个足以彪炳青史、传颂万世的重大历史事件。秦孝公具有胸襟阔大、志向高远、极富耐心、勇于做事的领袖素质，使他能够像先祖秦穆公一样，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商鞅具有的善于规划、长于管理、意志坚定、手段强硬、决策与执行二者兼备的管理者素质，也足以让他帮助秦孝公去完成复兴秦穆公事业的宏大心愿。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秦孝公与商鞅二人的遇合事实表明，秦孝公可谓商鞅的慧眼识人才的伯乐，商鞅也无愧于秦孝公选中与赏识的一匹真正的千里驹。没有秦孝公的富强愿望与变法决心，就不会有后来载之正册、名誉后世的商鞅变法。魏国的魏惠王也有称霸的野心，也在招贤纳士，但由于胸襟与眼光的限制，他只能接受像公叔痤、庞涓这样的二流人才，真正一流人才如商鞅、孙膑等人都先后被他当作草芥，从眼皮底下丢弃了出去。一句话，没有秦孝公的赏识与信任，就不会有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与成功，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因果关系。今天，我们在追念商鞅这位大政治家的业绩时，也不能忘记发现并给予他这个千载难逢的政治大舞台的伟大君主——秦孝公。
风雨欲来风满楼。
虽然，商鞅揣摩出了秦孝公想要达到的理想层面，秦孝公也知道了商鞅在强国理政上所能达到的高度，然而，商鞅毕竟是外来的宾客，对秦国而言，他拿出的那一套政改理论和方案毕竟都是陌生的，是否能够真正适合秦国的国情，真正达到二人希望的富国强兵的效果，秦孝公的心中并没有定数，秦国上下更是心中无数。
秦孝公君臣产生这个顾虑是正常的，放在谁的身上也都会这么去思考问题。
秦国与山东各国的情况几乎完全不同，起家的资本也不一样，人的思维、办事方式和习俗文化均与中原各国有着很大的差异。
商鞅的“霸道”方案，对于年轻的秦孝公而言，是一个既感到新奇又心中确实没有把握的东西。秦孝公一时下不了决心才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
政治变革，必然会触及“变易祖宗家法”，要将秦国政治体制来一次伤筋动骨的手术，必然会触及、伤害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尤其是统治阶级高层的既得利益，反对者必定有之，存心阻扰者更会有之，并且，这股反对力量与势力一定十分强大，千万不可小视，弄不好会引起政局的动荡，影响到国家的稳定甚至是王室的安危。
秦孝公既想用商鞅变法，又“恐天下议己”，造成对自己统治的不利局面。这种尴尬两难的局面，正是当时秦国实际情况的生动写照。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秦孝公当时还不能完全自由地主宰秦国的政局。
为了让自己筹划得更清楚一点、顾虑更少一点，也为了让秦国政权上层对新政有个心理上的准备，从而减少一点反对声音，经过反复思虑，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安排了一场“御前大辩论”，让赞成与反对新政的双方各自摆出自己的理由，既达到“互通声气”，也希望能够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
最终，秦孝公选中了甘龙、杜挚等反对派来与商鞅当堂辩论，商讨是否在秦国实行变法与改制。
这场是否改制的政治大辩论，主要围绕下面几个命题而展开：
第一，先知及后觉之别。商鞅提出了“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的著名命题。
第二，革新与循古之别。商鞅根据“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的历史事实，得出了“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
的结论。
第三，法、礼变否之别。在辩论的过程中，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提出了治国理政要从当时的客观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办理的重要命题。
双方针锋相对，争执不休。
最后，由秦孝公拍板结论：“我听说，荒僻小巷的人少见多怪；头脑顽固的学究喜欢无谓的争论。愚蠢的人高兴的，正是聪明的人感到可怜的；狂妄的人所快乐的，正是贤能的人感到忧虑的。他们说的都拘泥于社会上那种庸俗的议论，现在我不再犹豫了。”
于是，一场史无前例大变革的国策，就这样决定了下来。
今天看来，举办这场大辩论是十分必要的。大辩论固然费神耗时，但是，却解决了许多关键性的问题。
第一，它给保守势力一个良机，让他们公开表白他们的立场与见解。他们在与商鞅的交锋过程中，至少表面上也知道了自己存在的问题，这可以引起他们的反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一部分保守力量中的明智者改变自己的立场，至少不再明目张胆地阻挠改制与变法。
第二，它给商鞅一个良机，给了他充分展示自己雄辩口才及渊博学识的一个平台，给了他在反对派攻击下进一步完善自己治国理论与实战的机会。在这场以寡敌众的大论战中，商鞅以他雄辩的口才、超俗的见解、无畏的勇气，驳得反对派方面理屈词穷。通过这次大辩论，商鞅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秦国高层政界，让秦国权要对商鞅初步有了一个认识与了解。对商鞅来说，这次亮相十分重要。也许这正是秦孝公在决心任用他变法前在政坛上先透出的一股强风，好使秦国上下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与缓冲的余地。
第三，它给秦孝公一个良机，让他了解了朝臣不同的政治主张与能力风貌，并且解决了他在变法上的种种困惑与顾虑，最终使他下定了变法的决心。要知道，秦孝公虽然想通过改革建立秦国的霸业，但他本身并无中原文化的素养，对商鞅的变法主张也并非一下子就能够做到全盘接受。
因此，对于任何一方而言，这场大辩论都是成功的。
应当看到，推行任何一场新政，必然会触及方方面面的利益，特别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改革从某种程度上说实际上就是一场权力资源、物质资源、官员社会身份与地位等等的重新分配，守旧势力的反对是必然的事情。因此，秦孝公在发动变法之前，精心设计一场大辩论，向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保守派人士展开政治宣传，告诉他们国君的想法与举动，使他们从思想到行动上有一个认识与接受的转变过程，以此来减弱新政对秦国政局可能造成的巨大冲击，这是一个必须要做的明智的举动。秦孝公的这一举措，用事实证明了他是一个经验丰富、全局在胸的英明雄主。
通过这场大辩论，秦孝公向社会各阶层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告诉他们，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就要到来，国家领导人将以最坚强的决心及最彻底的措施强力推行。只有认真做好思想准备，认清形势者，才能适应新的环境，否则，政令无情，历史将会把落后者淘汰出局。
不久，秦孝公便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让他协助自己，主持秦国的变法大计。
这样，战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场大变革即将揭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