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祖龙与秦业

公元前 259 年，在自古多悲歌之士的燕赵故地——邯郸，一个伟大的生命来到这个已经乱了数百年的人间大地。他，就是被中国史学家鼻祖司马迁称之为“祖龙”的嬴政。

中华民族很早就盛行龙的崇拜，将自己视作龙的传人。到战国时期，人们开始把龙与圣王联系起来，希望他能应运而出，拨乱反正，挽救这个乱糟糟的世道和已经苦难深重的芸芸众生。

“祖龙者，人之先也。”

既然祖龙已经降生人世，华夏古国必然会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

公元前 247 年，13 岁的少年嬴政继承秦国王位，中国历史上一位前无古人的伟大帝王即将产生。

盛唐大诗人李白在《秦王扫六合》中这样写道：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

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骋望琅邪台。

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

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

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

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

徐巿载秦女，楼船几时回？

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千古一帝“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辉煌一生在这位谪仙人的笔下娓娓道来。

22 岁那年，即公元前 238 年，秦王嬴政在祖先所在故地雍城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正式从太后手中接过秦国的最高权力。

亲政伊始，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嫪毐，逐吕不韦，将秦国军政大权全部收归到自己的手中。

那个时候，他是多么风华正茂啊！

那个时候，他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挥手扫六国，挥剑决浮云，吹响了向六国发起最后总攻击的号角，下达了灭亡六国的总动员令。

在他的指令下，秦军所向披靡。

公元前 230 年，灭韩；

公元前 228 年，灭赵；

公元前 225 年，灭魏；

公元前 223 年，灭楚；

公元前 222 年，灭燕；

公元前 221 年，灭齐。

至此，“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华夏大地归于一统，大秦帝国诞生于世。

这一年，嬴政才 39 岁，就已经成为天下共主，万民敬仰。

岂止是天下共主，而且还是中华帝业的开基之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有了始皇帝。

如果说，中华帝国是一座巍峨宏伟大厦的话，那么，嬴政就是这座大厦的奠基人，在两千多年前就为它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

两千多年来，东方巨龙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成长壮大并且实现了腾飞。

这是中国历史上实现的一次真正的统一，是秦人数百年披荆斩棘，用生命、用勤奋、用血与汗换来的伟大成果。

大秦帝国的版图：东至大海，从南海、东海、黄海直到渤海，可以听到波涛阵阵，可以观到碧波万里。西到临洮，能够望到广袤的沙漠，能够看到一望无际的草原。南至越南，能够散步在热带雨林中，能够享受到南国甜蜜的椰汁。北达草原，能够听到“燕山胡骑鸣啾啾”的空武声音，观到“天似苍穹，笼盖四野”的莽莽景象。

从此以后，长江、黄河，南北呼应；昆仑、东海，东西回响。

从此以后，中华民族也曾有过分裂，但统一、团结、融合、开拓、进取，始终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灵魂。

难怪，秦始皇在琅邪刻石上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

这是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

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的壮举。

秦始皇有理由为此而骄傲，因之而兴奋！

但是，秦始皇并没有陶醉于此，他仍然在朝气蓬勃地开疆拓土；仍然在追求“人迹所至，无不臣者”“日月所照，莫不宾服” 的一统境界。

这就是秦始皇的性格，这就是秦始皇的作风，这就是秦始皇能够成为“千古一帝”的原因之所在。

一般而言，人的一生能够做到两件前无古人的事业，就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但是，秦始皇则不然，前人的高度如同山丘挡不住他的视野，他始终两眼紧盯着前方的远景，脚下的步伐一刻不停地在向前方迈进。

秦政是在周制的基础上脱胎而来的。秦政源于战国时代天下统一的需要。

所谓“秦政”，就是通过用“郡县制”替代“分封制”，用“官僚制”替代“贵族制”，用“书同文、车同轨”式的中央集权终结诸侯割据而建构起来的一套更加适合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管理模式。

大秦帝国从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创建帝业，到公元前206 年秦王子婴自缚出关向刘邦投降，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帝国仅仅存在了短短 15 年的时间，就退出了本不应当退出的历史舞台。

大秦帝国虽然烟消云散了，但它创造的政治价值与文化意义我们却不能低估。“祖龙虽死秦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客观言之，秦帝国虽殇，但其魂与灵犹存。离开了大秦帝国，中华政治与文化就无从说起。

我国史学鼻祖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这说明，太史公对秦政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批评汉代学者对秦政研究与看法的肤浅。

在明代，有两位人物也明确表示了他们对秦政的肯定态度。

一位是明朝中后期政治家张居正。

他说：

三代至秦，浑浊之再辟者也，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史称其得圣人之成。

张居正站在政治家的立场，高度赞扬了大秦帝国创立的政治体制对中国后来历史发展的久远影响。

另一位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

他在《读通鉴论·秦始皇》中写道：

郡县之制垂两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

王夫之站在思想家的角度，认为大秦帝国创立的郡县制，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秦帝国的政治制度，是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也符合中国历史与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规律。

诚然，大秦帝国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确实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它对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的确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大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分水岭，此前为三代血缘与贵族之政，此后历代推行的则都是以官僚政治为特征的秦政。

第一，大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的帝国。它所建立起来的郡县制，中央集权制，军事、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制等制度，都成为它身后历代王朝奉行不变的政治模式。

第二，大秦帝国从创业到灭亡，其间凝聚了秦人七百多年的心血与经验。秦帝国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从偏居一隅到一统天下，其力量之强之大令人为之瞠目。但就在它威力无边、登峰造极之时，帝国大厦却又忽然土崩瓦解、轰然倒塌，其间教训之深刻、经验之神秘，都如磁石一样紧紧地扣动与牵引着千百年来人们的心弦，令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探索解密的愿望。大秦帝国的成败得失，是后世历代治国理政的一面明鉴。

第三，大秦帝国创立了许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永远彪炳青史的宏大业绩，不断地引发人们的追思与缅怀。除了它的政治制度为原创性外，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万里长城，仅仅开发一角就被世人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观”的以兵马俑为代表的秦始皇的骊山陵墓，曾经纵横天下无敌手的秦国军团，等等，都表明了这个王朝曾经的辉煌与巨大的成功，它的意义与价值，已经不是只言片语就能够揭示与说清楚的。

第四，大秦帝国为人类世界留下了一个“China”的称谓。现在世界各国皆称中国为China。这个名称是由古代印度的梵文Cina、Chinas，阿拉伯文eya或sin，拉丁文Thin、Thinae演变而来，都是秦的译音。据学者考证，印度古时称中国为震旦。“震”即秦，“旦”即斯坦，震旦就是秦地。元明清以来，欧洲学者都认为“China”是“秦”的译音。可以设想，大秦帝国声威远震，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把它作为华夏民族与国家的象征，也应该是一件合乎情理的事情。如果不是大秦帝国夭亡得如此之快，很有可能，今天我们中华民族的主体之一“汉人”或许就会改称呼，成为“秦人”了。

第五，秦政对后世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

汉高祖刘邦目睹了秦帝国大厦坍塌的全部过程，并且还是它的最成功的破坏者之一，因而，这位汉帝国的创始人及其后代继承者就更有一番痛彻肺腑的体会与见解。这样，在汉取代秦后，汉帝国的统治者们就在继承秦政的同时，又特别借鉴秦亡的教训，在治理国家时对政治制度多方面进行了调整。

汉高祖刘邦参酌周秦二制推行郡县与封国并轨制，以此建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制约体制，防止再出现李斯、赵高之类权臣左右朝政的局面。

汉武帝刘彻则在意识形态上尊崇儒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此为标志，阳儒阴法，儒法并用的霸道、王道之术就成了历代统治者执政的两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秦皇以“焚书坑儒”而失败；汉武以“独尊儒术”而成功。这其中的奥妙，如果不从当时的时间、地点、条件等环境因素入手去深入考察，往往很难说得清楚。事实上，无论秦皇还是汉武，在治国理政上，其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要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人情风俗差异很大的帝国治理上“独尊一统”，禁绝异端，统一思想，维护统治者的绝对权威，铸造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与价值观念。不过，时代不同，条件不同，手段不同，效果也就大相径庭。秦皇以严法高压而失败，汉武则以“学而优则仕”的利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二者出发点没有差别，只不过是老子的“柔弱胜强刚”的治理之道在这里发挥了绝对的作用罢了。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两千多年来，关于秦制、秦皇、秦政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偏颇，乃至形成了很难调整的思维定势。因为西汉统治者与思想家的一面倒的宣传，秦政完全成为负面的典型。在世人的印象中，秦制是绝对君权的典型，秦皇是暴戾专横的典型，秦政是残民害理的典型。秦制、秦皇、秦政将君主专制推向极致，因而其治国理政糟糕得一塌糊涂。然而考诸事实，在秦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治理措施中却包含着一定的民本思想因素。民众的造反运动，并不是发生在秦始皇统治时期，而是出现在沙丘政变以后。架空皇权的赵高、李斯无视帝国的利益，不顾百姓的死活，自以为大权在握，就可以无法无天，随心所欲，大搞清除异己的权力斗争，结果，事物的发展必然走向反面。赵高、李斯为所欲为造成统治者内部“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 的局面，最终引发天怒人怨，造成了秦王朝的覆灭，他们也落得个身死族灭的下场。

客观地说，秦自商鞅以来，一直用法家治国，并不是一个错误，至少不能全盘否定。法家强调尊君，旨在富国强兵，注重耕战，强调集中权力于中央政府等，均是秦国之所以能够不断积聚壮大力量，最终能够实现统一大业的一个重要保障。但是，秦帝国的统治者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却不再是那么清醒。过分相信制度制约却没有设计出相应成熟的权力制衡机制以确保皇权的强大，同时，他们忽视对忠臣文化的养成，以至于在权臣祸国之时无法阻止。

实际上，秦帝国之所以短命而亡，从秦人的奋斗进程中就可以看到隐藏在其间的诸多隐患。一个鲜明的实例，就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在用人方面存在着只看重其能够给秦国的眼下带来多少的实际利益，而根本不去考察其人的品格道德对国家可能带来的潜在的长远危害。以张仪、范雎为例，这两个人充其量不过是两个有舌辩之才的政客而已，在治国安邦上不可能为秦国谋划出一个长远的久安之策。他们因为品行不端在东方六国无法发展，但是，靠才智、口舌、机巧，却先后在秦国猎取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富贵权位。秦国这种只求实用、不求品德的用人政策，一方面让在东方六国无法谋求发展的人们在秦国有了施展其才能的空间；另一方面，因为这些急功近利之人毕竟不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们虽然占据了秦国的政治舞台，也提供了一些符合实际的有利于秦国发展的具体措施，但因为他们的目的是猎取荣华富贵，而不是从心中去献身秦国的统一大业，因而，从长远看，他们的得势与执政，也为秦国长远的发展埋下了祸根。本来刚刚一统天下，正可借其雷霆万钧之力来建立一个以嬴秦为首的千秋万代、固若金汤的帝业，却因为缺乏权力制衡机制而导致高层统治集团的内讧与皇权被架空，致使秦帝国顷刻间樯橹灰飞烟灭。当然，秦帝国的覆亡，也是因为历史变化转折时期需要的条件太多，形势发展太快，很多事情非人力所能为。

大秦帝国其兴也漫长兮，其亡也忽快兮，悲剧是残酷的，然悲剧之美也是永恒的。不管怎样说，秦皇弘扬祖先开拓之精神，继吞并六国之余烈，把秦人积极进取的性格发挥到了极致，在华夏大地上实实在在地做出多件空前绝后的壮举，为后世的治理国家者做出了榜样。秦皇的筚路蓝缕、开创之功不可没！ +4L+wX8hRms/UjKAZD1NQkR4HdGQNCeSyeGwbC2SIEDePvlvTMahdk2H1DOzLpx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