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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病卒，汉武帝崇儒的最大障碍去掉，他大批征召儒生，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学居于独尊的地位，成为此后汉代以至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思想。
翌年初，汉武帝又令郡、国荐举孝、廉各一人。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在长安城外建立太学，为五经博士配置弟子，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封泰山”。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始拜明堂如郊礼”
。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修正历法，“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
，终于实现了当年立明堂封禅改历服色的初衷。
自从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意见，用政治手段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的文化混乱局面后，汉帝国实现了思想的大一统。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以儒学为主旨构筑的，而“大一统”思想就是其核心之一。先秦以来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先进社会思想，它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中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国家前途的思维模式，也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解决天下问题的崇高政治理想。汉武帝明确提出以儒治天下，儒家学说从此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主导性的统治思想，民间意识被统一到儒学上来，儒学成为社会伦理的不二标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准则。“大一统”思想，便浸润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最澎湃的脉动。这不仅深刻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也有效地巩固了中国地大物博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发展。
汉武帝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为汉帝国找到较之黄老之学更为适用与长久的政治理论。他看到，儒学的尊君、礼制等级和忠孝思想有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儒家的德治教化也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对于统治者而言，严密控制人的思想意志与约束人的行为同等重要。儒家的德治仁政学说能为君主政治进行某种修饰和补充，特别是儒家的各种仪制典章，可以将专制主义暴力统治装点得温情脉脉。因而，汉武帝之崇儒，并非以儒家政治学说作为其全部政策的出发点，而是注重儒术“文饰”的政治功能。司马光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汉武帝“虽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实，慕其华而废其质”
。不过，经过汉武帝的擢升，儒学终于有了官方身份，走上了与国家治理相结合的道路，这本来就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梦想。以后经过历代君主的一再确认，儒学始终占据国家政治指导思想的宝座，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国民心理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汉武帝通过“独尊儒术”，表彰《六经》，尊崇儒学，实现了思想文化的统一和政治指导思想的转换与定型。然而，这并不说明他就一味笃奉儒学。作为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和传统政治家，他不会拒绝采用任何一种有利于巩固国家政权的政治理论和思想，只要有益于君主政治，有利于巩固统治，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主张都会被汉武帝所采用，这是政治家与学者的根本区别所在。再者，汉初诸子之学有别于秦，亦不同于汉中期以后，各个流派之间的交融合流成为时尚。许多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是杂学之士，如陆贾兼学儒道，贾谊兼及儒法，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融入公羊《春秋》，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
。公孙弘“少时为狱吏”，“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
。汉武帝在这样的学风熏陶下，自然不会固守一说。他明倡儒学，实际兼采百家，杂用王霸之术。
总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汉武帝在实际统治中必然会采取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实用态度，这也是他能将西汉王朝推向盛世高潮的原因所在。汉武帝尊儒术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等于说汉武帝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就独尊儒术。在现实政治中，汉武帝推行的是尊儒术、重法制、兼用各家学说的统治政策，从未独尊儒术，也未纯任儒生。尽管如此，武帝置五经博士、尊儒术等举措，为儒学兴盛和儒生势力的日渐发展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