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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后期，儒学因为迂阔而不切实用，长期无人问津，尽管荀子集儒家之大成，且援引法家、阴阳家诸派入儒，但乱世时代，统治者多重视道家、兵家、法家之术，儒学因为迂阔不能救世而不能成为庙堂之学。秦统一后，秦始皇虽然兼容儒家，但为统一思想文化而有“焚书坑儒”及“偶语”“挟书”之禁，儒学处境艰难。不过，终秦一代，儒学并未断绝，它仍在秦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自己的故乡齐鲁之地也仍然是弦歌不断。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所言：“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间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
秦末反秦运动及楚汉战争时期，儒生面对的刘邦集团是一群出身草莽的特殊的群体。史载刘邦是亭长出身，地位卑微，“好酒及色”，但他性情豁达大度，善于结交人，知道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应该礼贤下士，故而每到一地，“时时问邑中贤士豪俊”
，他来自平民，当然懂得民生的艰难，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审时度势。招降纳顺、赏善惩恶的本领也十分出色。他的手下也大都是出身卑微的人物，除了张良是韩国贵族的后裔外，其他核心人物如陈平是游士，大将樊哙是个屠夫，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个卖布贩子，娄敬是车夫，韩信是渔民，彭越是强盗。但不管这些人出身如何，地位怎样，刘邦都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这样，限于自身文化素质和战争形势需要，刘邦喜欢的是攻城略地的战将，对于儒生是不喜欢的，甚至溲溺儒冠，以示轻侮。而且，当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
。儒生们面对这种情况，也知道刘邦的性格特点，但依然追随刘邦，为之效力，如班固在《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中赞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骋其知辩，并成大业。语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信哉！”
郦食其，陈留高阳人。好读书，但家贫落魄，无衣食之业，秦时为里监门吏。楚汉之际往投汉王刘邦，为刘往来游说诸侯，曾经说服陈留郡及齐七十余城归降刘邦。后为齐王田广所杀。郦食其初见刘邦，身着儒服，自称“郦生”，刘邦使人召食其，食其入谒，沛公正让两个女子给他洗脚，郦食其进来后竟长揖不拜，对刘邦说：“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欲率诸侯破秦乎？”刘邦见郦食其，骂他“竖儒”，又说：“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攻秦，何谓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
于是沛公辍洗，起衣。这样，郦食其就对刘邦讲述六国纵横时事，刘邦很高兴，延他入上座，敬谢赐食。郦食其在获得了刘邦的接纳之后，也没有不识时务地大讲什么仁义德治，而是指出如何用兵，提出了进军关中的正确路线和用兵方略，并亲自前往陈留向秦朝守将晓以利害，劝说守城将士投降刘邦，并亲手刺杀了陈留令，为刘邦进军关中立下首功；在楚汉战争中，更为刘邦奔走诸侯之间，在外交上作出了功绩。
叔孙通，鲁国薛人，秦王朝时已经是待诏博士。叔孙通和孔鲋世居鲁地，有礼乐六艺的完整典制的继承，有邹鲁汶泗的正统渊源，但叔孙通的事业经历，又兼有孔荀因时权变、君子不器的特点。叔孙通在秦时为待诏博士，显然他既没有因为秦始皇焚《诗》《书》而隐身不仕，也没有受到坑术士的冲击。当陈胜揭竿而起反秦时，秦二世召博士咨询将如何处理，众博士都说陈胜将反或者为盗，必须发兵征讨，胡亥不高兴，于是叔孙通说：“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弗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胡亥听了很高兴，奖励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同时下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
。出来以后，一些人纷纷责备叔孙通“谀”，叔孙通则回答说刚刚脱离虎口，于是连夜逃亡，先投怀王，再投项王，最后降汉。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评价叔孙通是一个没有气节的人，在战乱时代，知识分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不存在和某个政治军事集团的依附关系，所以叔孙通最后降汉，实在是善于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刘邦文化程度不高，看不惯儒生的装束。于是叔孙通改穿楚地的短服，在那些顽固的儒生中，有一个人能够采取这样的姿态，自然博得了刘邦的赏识。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叔孙通降汉时跟随的儒生有一百多位，可见叔孙通在当时的儒家学者中颇有声望和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还曲节投靠，不是非常之人是难以做到的。但是，几年当中，叔孙通向刘邦举荐的人都是一些原来当过强盗、壮士的人，儒家弟子一个也不举荐。于是儒生埋怨叔孙通不举荐他们。叔孙通解释说：“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叔孙通的这席话，并非信口胡说，而是“心有所定，计有所守”的表现。由于他举荐的人多次立功，刘邦欢喜，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已统一天下。叔孙通拿出秦朝朝仪、官制给新皇帝应用。刘邦认为过于复杂，指示一切从简。然战后群臣在朝廷之上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刘邦又觉得这样太没有规矩。善于察言观色的叔孙通不失时机地郑重向刘邦提出：“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他表示愿意去征召鲁地的儒生们，与弟子们共同制定朝仪。然后又讲了一番礼乐文化的大道理，“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表示“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高祖说：“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叔孙通的朝仪草成以后，先在野外搭棚演习了一个多月，然后请刘邦参观演习。刘邦看了很满意，说道：“吾能为此。”于是他命令群臣都学习这个新朝仪。易知易行的朝仪制度在汉七年（公元前200年）阴历十月于长乐宫正式实行。气氛肃敬庄重，群臣按尊卑秩序喝酒，叩拜皇帝，没有敢失礼者。朝仪结束，高祖喜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尝到皇帝滋味的刘邦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乘机进言：诸儒生跟随臣很久了，朝仪是他们共同商议制定的，也应该封官。于是刘邦将这一百多名儒生全部封为郎官。“九年，高帝徙叔孙通为太子太傅”
，这表明刘邦将培养汉室接班人的重任交给了儒者。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汉高祖“过鲁，以大牢祠孔子”
，显然与叔孙通等人对他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关系。
司马迁曾经这样评价叔孙通：“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屈，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然而，对于叔孙通在汉初的兴礼乐举措，当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儒者持反对态度，认为“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
。这说明在儒学复兴过程中，儒生群体内部是有分歧的，这集中地反映在如何实践儒家“权变”的问题上。后世也有贬低叔孙通的，如北宋司马光就说：“惜夫，叔孙生之为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
不过，汉初儒者的“权变”虽然让有些人觉得有损儒者的人格和理想，但同时也使儒家学说真正具有了实践的品格，从此走上实行之路，其对汉代国家政治文化整合的历史性贡献是应该得到客观评价的。
善于审时度势的叔孙通，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但没有改的是儒家“修齐治平”的信念和参与治理国家的决心。他的思想和行为务实而踏实，不唱高调，制定朝仪易知易行，因此得到了汉高祖的青睐和信任。叔孙通与时俱进的行为，使得儒家知识分子陆续进入权力机构，为儒家走向政治舞台的核心，参与国家事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刘邦在位7年就离开了人世，尽管在这7年中尚未立稳脚跟的新兴汉政权的当务之急是要一一剪除所封的异姓王，即“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
，尽管刘邦对儒学的青睐还仅仅是个开始，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刘邦及其继任者对儒学的态度确实在发生着实质性的变化。历史表明，汉高祖统一天下后，朝廷废止了秦代对私学的禁令。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朝廷又明确宣布取消“挟书律”。“挟书律”是秦始皇焚书时实行的一项法令，即除允许官府有关部门可以藏书外，一律禁止民间私自藏书。汉初，政治法律制度大体承袭秦王朝，“挟书律”也不例外。惠帝时期，朝廷废除了这一法令，使得长期受到压制的儒家思想和其他各种思想流派开始活跃起来，这也为汉武帝最终确定儒家思想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前提条件。虽然刘邦之后的文景时代直至武帝之前的几十年，汉朝奉行的主导思想是黄老道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学在汉初销声匿迹，而是在蓄势待发。到武帝时，儒学最终获得了独尊的地位。追根溯源，应该说是刘邦对儒学态度的转变奠定了这一政策的基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