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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五千年的政治文明史上，功业显赫的帝王有十几位之多，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即是其中一位少有的颇具雄才大略的有为帝王。
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其最雄伟词篇《沁园春·雪》中，直将汉武帝刘彻与千古一帝秦始皇并称。
清末民初文化名家夏曾佑在其所著《中国古代史》中说：“有为汉一朝之皇帝者，高祖是也；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秦皇、汉武是也。案中国之政，始于汉武者极多。”
近现代史学名家钱穆在其所著《秦汉史》中说：“汉兴七十年，恭俭无为之治，继承勿辍。至于武帝，而社会财富，日趋盈溢。又其功臣、外戚、同姓三系之纷争，亦至武帝时而止。中央政府统一之权威，于以确立。”
确实，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雄主之一。
继高帝、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之后，汉武帝刘彻是汉帝国第六位最高统治者。他在位期间，没有选择做一位守成之主，而是选择了大展宏图、开拓进取，创建理想社会的为政之道。他在位的半个多世纪中，在开疆拓土方面，北击匈奴，经营西域，设郡辽东，统一两粤、西南夷等地，统一的地区超过了大秦帝国的版图。更重要的是，他在治国理政一些方面可谓开前人所未有。他用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在尊儒的同时，又博采百家之长，重视法治。他的“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可谓是开创了后世统治者治术的百代之风。
汉武帝刘彻是汉景帝的次子。汉景帝先立长子刘荣为太子，后来刘荣因母亲栗姬失宠而被废，刘彻被立为太子。公元前141年，汉景帝死，他继承王位，将汉帝国的事业直接带上了鼎盛的时期。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有三个人：第一位是清代的康熙皇帝，在位61年；其次是康熙皇帝的孙子乾隆皇帝，在位60年；第三位就是汉武帝了，一直做了54年皇帝。
汉武帝是于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即皇帝位的。在即帝位9个月后，即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十月（当时以十月为岁首），他就召开了举贤良对策会议，会上，汉武帝连下三道制书，讲明了自己治国理政所追求的理想社会蓝图，并要求参加会议的贤士大夫对现存问题以及国家治理充分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应采取的政策、措施、办法等。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汉武帝再一次召开举贤良对策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与前次完全相同。因此，要研究汉武帝的治国理政，探讨他在这两次会议上提出的治国理想蓝图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无疑显得十分必要。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十月，武帝在举贤良对策会议的制书中，开宗明义指出：
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至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筦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谬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上面汉武帝对诏贤良文学的谈话，充分反映了他治理国家希望达到的理想目标。
第一，从汉武帝的夙夜不敢闲暇安乐，深思万事之端绪，犹惧有缺点失误，并广招贤良之士讨论之言，说明这位充满自信的年轻皇帝对治国理政是非常重视而且认真的。他希望有所作为，而不是只做一个守成之主。
第二，上述武帝所提出的治国理政的理想蓝图，其内容主要集中在：
（1）以史为鉴，探讨与总结五帝三王治理国家之道。
（2）探求天人之道，寻找天命与政治之间的关联。
（3）改良政治，通过教化而使政令措施得到贯彻执行，刑罚轻而奸邪改，百姓和乐而政事宣明，使皇帝“德润四海，泽臻草木”，进而“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最终达到“天下洽和”的理想治理境界。
第三，为了保证治理国家的成功，汉武帝要求贤良文学者知无不言，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样的理想不可谓不宏大，这样的目标不可谓不具体，这样的虚心纳谏不可谓不圣明！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汉武帝又一次召开举贤良对策会议，会上再一次下诏申明他的治国理政所想要达到的理想境界，他说：
“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旋百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这封诏书下发的历史背景虽与上次召开举贤良对策会议时所下制书有所不同，但诏书依然强调他要以传说的唐尧虞舜及西周历史上的成康时代的成功治理作为自已治国理政的榜样，要把国家治理成“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星辰不孛（彗星不现），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的太平盛世境界。
对于汉武帝提出的上述两份治国理想蓝图，大致可以作如下几点理解与解读：
第一，汉武帝的治理理想反映了大汉帝国中期统治者在治国理政上面的阔大涵远气象与对自己的事业、对国家前途充满着无比的自信和美好的憧憬。
第二，这个理想是汉武帝对他所处的时代与历史使命的思考、认识、把握与担当。其治理蓝图中的绝大部分构想通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是汉武帝成就自己治理事业的思想基础。
第三，这个理想蓝图中也有一部分他根本无法实现，如他要求“星辰不孛（彗星不出现），日月不蚀”等客观现象无法办到；就是汉武帝要匈奴彻底臣服汉帝国的理想到他死时也没有完全办到。毕竟，政治不是过家家，很多事情往往总是受到各方面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与约束，不是拥有激情、理想、热血，靠跃进在短时间内就能办到的，这也是汉武帝晚年在治政上失误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
纵观汉初70年历史的变化与发展，大致呈现了这样四种社会要求。
一是人心思定、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要求。
二是政治与社会思想文化恢复发展的要求。
三是皇权巩固与中央集权的要求。
四是国力强大后应该怎样发展的要求。
汉武帝就是在这四个历史要求发展过程中孕育出来的伟大历史人物，能不能解决历史所积淀下来的一系列问题，能不能把大汉帝国进一步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峰，能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提高综合国力，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繁荣，这是历史赋予他的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汉武帝所要达到的治国理想境界，正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
经过汉初70年的恢复与发展，到汉武帝时代，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都要求汉武帝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
第一，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建问题。汉初以黄老“无为而治”思想为指导，这是当时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的选择。随着历史背景与环境条件的变化，国家的指导思想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汉初人们对“无为而治”的理解，有的仅仅认为是“柔身以寺（恃）之时”
，就是说当作术，当作统治方法来理解的，是权宜之计，而不是万世之策。汉初对诸侯王、对匈奴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是因为国家政治还不够完善，综合国力还没有基础，朝廷还没有力量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不如此罢了。经过汉初近70年的休养生息，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帝国经济发展，国富民强，民众既“庶”又“富”，在更高阶段上进行政治建设、文化建设，“重建自信”“扬我国威”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对秦统一中国后的治国之道全面进行反思与总结的时机已经成熟，重建意识形态、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第二，文化复兴与国家的文化、学术思想政策调整问题。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下达焚书令、挟（藏）书律。此后，项羽又火烧秦宫，秦宫中的藏书因此而全部付之一炬，先秦以来的文化成果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汉初社会处于文化沙漠的境地，迫切需要开放书禁，重点进行文化建设。
第三，汉初恢复、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汉初社会残破、经济凋敝，需要“扫除苛烦，与民休息”。这也就是说，汉初的“无为而治”是以民众的愿望、利益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汉初废除了秦代一系列的苛法严政，采取了轻徭、薄赋、省刑等针对实际情况的政策措施，促进农业的恢复、发展；同时，又采取措施发展工商业。《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总之汉初在“无为”思想指导下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景象的出现，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这主要表现在：
（1）随着经济发展，贫富分化加大，出现了兼并土地并对劳动者“擅行威罚”的豪强地主。
（2）商人太富，影响了国家的重本轻末政策的落实。
（3）诸侯王地方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威胁。
（4）部分农民在自然灾害打击下和地主、商人的兼并下，生活困苦，日益陷入破产。
（5）新的政治利益集团的出现。
（6）相权过大，皇权与相权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等等。
第四，解决汉与匈奴长期不正常关系的时机已经逐渐成熟。
总之，经过汉初近70年的发展，汉武帝即位后汉帝国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条件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经济上出现了大好形势，政治上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威胁汉中央政权诸侯王的势力遭到了重大打击，反击匈奴的条件也日益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应怎样治理国家？他能否担负起上述种种历史赋予的使命？条件的变化与社会、政治需要转型在考验着这位充满自信的年轻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