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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法律是汉武帝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内容。
汉武帝时代，法律条文繁多、严密。他表面上尊崇儒术，实际上偏好刑名之学。
第一，任命张汤、赵禹定律令。
汉武帝时法网渐密。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在这种情况下，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七月，武帝任命张汤、赵禹定律令。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汉武帝时，张汤作宫廷警卫“《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作“《朝律》六篇”，共计33篇。“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第二，汉武帝的律令法条具有法令文深、严酷以及法令条文繁多、严密等特点。
史载，张汤“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
。汉武帝“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寖密……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汉武帝时的律令文深、严酷及条文繁多、严密等特点。
第三，所制律令皆深深烙有为皇帝专制统治服务的印记。
据《史记·酷吏列传》记载，张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
也就是说，张汤在执法过程中，并不依法断案，而是看汉武帝的眼色行事，皇帝想要治罪的，张汤就将其交给喜欢陷人于罪的属吏去办；皇帝想要网开一面的，张汤就将其交给务从宽容的属吏去办，总之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皇帝的喜好为施法准绳。可见，酷吏们只忠实于皇帝和自己的既得利益，许多活动反而并不受封建成文法的约束，甚至公开蔑视国家法律而任意胡为。汉武帝时有名的酷吏杜周就曾对人有过这样一段露骨的自白：
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由此可见，在汉武帝重用的酷吏的眼中，国家大法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律”“令”都是皇帝治理臣民的工具而已，这说明除了他们自觉地成为皇帝的鹰隼外，实际上也说明了汉武帝制律做令的目的性与随意性。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也就成为君主专制制度的固有弊端和基本特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