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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早已经形成定论，重视儒学只是汉武帝治国理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兼用各家才是他真实的统治策略。尤其是重用酷吏，采用严刑峻法，是他加强统治的重要措施，这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汉武帝的统治策略，长期以来学界争论不休。
有人认为汉武帝是外儒内法，有的则说汉武帝是儒法兼用，甚至有人说汉武帝时期“申、商、韩非之言，倒成了政治的指导思想”
，观点虽然不同，但只要不是纸上谈兵的学术，都一定会承认汉武帝重视法治这一基本事实。因为事实很清楚，“独尊儒术”只是意识形态，是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需要，但国家治理则是包罗万象，环节众多，非常复杂困难。在国家治理与政治实践层面，意识形态的建设固然重要，但制度建设与法制建设实际上同样需要加强。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实际上，汉武帝就是“霸王道杂之”的开创者和实践者，他尊儒而重法，任用儒法兼用的公孙弘和从狱吏中提拔起来的张汤、杜周等执法大臣，用严刑峻法打击诸侯王叛乱、打击不法豪强、商人，应付民间动荡，等等。因此，法治是汉武帝治国的重要办法和理念。可以定论，重视法治是汉武帝治国理政经验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周代重德治，对旧贵族的利益和特权是很维护的，所以《礼记·曲礼上》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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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的礼，实际上起着法律制度的作用。但到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周代原来的礼乐等级秩序与社会阶层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代表新生阶级利益的法家学派提出了法治主张。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二是公正执法，“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要求“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这就要求以法治国，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汉代重法治是有传统的。
一方面，汉代思想家在尊崇儒学的同时，并不否认法家的作用。贾谊就说：“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就是说礼义教化是在事前规范人行为的准则，法律制度是在人犯罪后进行惩罚的规章，二者相辅相成。董仲舒说：“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
他是主张“德主刑辅”、二者兼用的。这些论断说明礼、德与法、刑是可同时并用的。这对汉武帝法治思想的形成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另一方面，汉初诸帝事实上也大都重视法治。汉高帝自不必说，就是汉文帝也“本好刑名之言”
。所以，他一方面以无为而治为指导，约法省禁；另一方面又依法办事、严肃执法。如一次有人惊了文帝驾舆，文帝要处重刑，还是廷尉张释之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文帝深思“良久”说：“廷尉当是也。”
这里所说的“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就是说法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规则。在这样的治理传统熏陶下，汉武帝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就并不显得唐突；相反，倒是一件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武帝继承了先秦和汉初执法公平“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法治思想，在治理国家时注重以法治国。以身边人为例，汉武帝妹妹隆虑公主之子昭平君，又是武帝女儿夷安公主的丈夫，犯法当死，隆虑公主临死前，以金千斤、钱千万为其赎罪。按汉朝的法律是可以以钱赎罪的，所以汉武帝批准了她的请求。可是隆虑公主死后，昭平君又犯法当死，因为是公主之子，廷尉不敢做主处决他，又请示汉武帝决处其罪。汉武帝“为之垂涕叹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朔前上寿，曰：‘臣闻圣王为政，赏不避仇雠，诛不择骨肉。《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难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内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
再如方士栾大，在乐成侯丁义的推荐下来到了汉武帝身边，靠诈骗博得了武帝的信任。武帝赏给他大量财富，并封其五利将军、天道将军、乐通侯等官、爵，还把自己与卫皇后生的长女嫁给了他。但后来汉武帝一旦发现了他的诈骗活动后，就毫不犹豫坚决处死了他，并对推荐栾大的乐成侯丁义也判处弃市。从这些案例中足可以看出，汉武帝的治国特点是偏重于以严法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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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夫之著：《礼记章句》卷1《曲礼上》，杨坚
修订，岳麓书社2011年第2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