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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黄巾起义前，东汉的社会经济就已面临崩溃的危俭，延熹六年（公元163年），陈蕃在给汉桓帝的上疏中，就指出当时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之厄”。董卓之乱后，社会经济更是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原地区所遭受的破坏尤为严重，原来经济繁荣的河南和关中地区变得万象凋零，残破不堪。在这场劫难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农业生产，战乱频繁，经济凋敝，极大地破坏了社会根基。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满目疮痍。《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
曹操统治地区虽然尚未出现“瓦解流离”的情况，但形势也相当严重。他数次用兵，都因粮绝食尽而被迫罢兵。第一次东征陶谦，就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中途退兵。他与吕布争夺兖州，在濮阳一带同吕布相持百多天后，也因粮食接济不上，不得不暂时罢兵自守。一次程昱在自己的辖县东阿为曹操筹措军粮，想尽办法，只勉强筹得可供三天食用的粮食，其中还杂有人肉干，为此程昱后来频遭非议，虽然曹操一直对他信用，但他终未能做到三公的高位。曹操前往洛阳迎接献帝时，途中所带一千多人全部断粮，幸得新郑长杨沛把储存的桑果干拿了出来，才算渡过了难关。曹操对此很感激杨沛，迎献帝都许后，即将杨沛调去做了长社令。曹操进入洛阳，见到的是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诸官自己到野外采野菜充饥、有的饿死在残壁断垣之间的情景。
粮食问题已严重到如此地步，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然而，单靠一般的手段，或采用通常的一套发展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不可能解决燃眉之急的。必须采用行之有效的非常手段，将劳动力和土地结合起来，以尽快获得大的效益。曹操深知，不解决当前的饥饿问题，不考虑农业经济以解决的粮食问题，就不可能稳定人心，巩固自己的权位，更谈不上征伐不臣，从而实现统一的问题。
因此，曹操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纳部下建议，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献帝都许不久，即宣布实行屯田，将“修耕植以蓄军资”的方针落到实处，解决紧迫的军粮问题。
作为一个政治家，曹操十分重视经济问题。
曹操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行屯田以资军食，薄赋税开租调制之先，重兼并之法抑制豪强，以及其他一些零星措施与主张，诸如，重视水利，主张酒禁、盐铁监卖等等。其中作用最大、影响最深，且常为历史家所称道的莫过于屯田。
屯田的提出和实行，完全是时代所使然。前述，数十年间战乱不断，人口锐减，大批的农业劳动力或死或亡或被征为军士，土地大面积荒芜，军民饥馑乏食。出路何在呢？不少地方割据势力都想到了屯田。如徐州牧陶谦“表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
。典农校尉源于西汉之屯田校尉、农都尉。据《后汉书·百官志》载，“（武帝时）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再如，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公孙瓒被袁绍打败，“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
。据此推测，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毛玢向曹操提的“修耕植，畜军资”的建议，亦当属于“屯田”性质。曹操面临着残酷的现实，又甚知历史的经验，因而约在初平、兴平年间把屯田作为定国之术提了出来。他在《置屯田令》中说：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良式”，就是良好的榜样或范式。
曹操认为，秦国之所以能兼并天下，就是因为贯彻了商鞅的农战政策；汉武帝之所以能平定西域，就是因为以军人戍边屯垦，解决了军需之急。因而他把“秦人以急农并天下”和“汉武以屯田定西域”作为效法的榜样。
屯田在曹操以前的历史上确实发挥过巨大作用，而且被人们所肯定。秦孝公时，商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暴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
，加紧发展农业生产，实现了富国强兵，最后终于统一天下；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
由于在河套一带置县移民，大大节省了转输之劳；西汉晁错上汉文帝《守边备塞疏》，具体设计了徙民实边，“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
的屯田方案；汉武帝时，为了巩固西北边防，抗击匈奴侵扰，曾在东起朔方、西至令居的大片地区设置屯田，调发大量戌卒屯垦。平定西域后，又在西域屯田，就地解决军粮问题，省却了许多转运之劳，对平定西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85年），诏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敦吏将，屯田张掖郡；汉宣帝神爵元年，遣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击先零羌，充国上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弊，诏允充国屯田，大获地利；东汉初年，马援在今甘肃榆中等地屯田。所有这些，对于解决粮食转输问题都曾起过重要作用。曹操认为这些做法都很值得借鉴，这样做就可以使兵力强盛，粮食充足，达到安定天下的目的。曹操正是在充分吸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推行屯田这一重要战略决策的。不同的是，汉武帝是在西北边疆地区实行屯田，曹操则是在中原地区实行屯田；汉武帝实行的是军屯，曹操最初主要实行民屯，后来才又逐步扩展到军屯。这些都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出的变通。如果不知变通，墨守成规，是不可能在中原地区做出如此重大屯田事业来的。
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强兵足食就应以先代好的经验和做法为榜样。这就是曹操的主张。不过，应该说明的是，屯田作为一项农业政策或农战措施早已有之，不能视为曹操特有的思想。但积极主张利用这种形式的本身，又当是一种经济思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