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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曹操收编青州兵，继而以兖州为基地破袁术、征陶谦、战吕布之时，在长安的中央官僚集团与董卓集团的斗争也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司徒王允与吕布合作杀死董卓。董卓被诛后，司徒王允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假节，封温侯，共秉朝政。
王允其人，初惧董卓，折节事之，既灭董卓，自认为不会再有患难，居功自傲，“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
，做了不少不得人心的事情。如学冠当时的左中郎将蔡邕只是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惊叹了一声，就被王允收死狱中。尤其是此人不善谋略，眼光短浅，缺乏应变能力，处事犹豫不决。他本想赦免董卓部曲，忽而又变了卦，不给董卓属军以出路。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无所依，派人到长安求赦，却遭到王允断然拒绝。傕、汜求赦无望，于是孤注一掷，酿成了更大的祸乱。
六月，李傕、郭汜攻入长安，杀王允，击吕布，吏民死者万余人。吕布战败，率兵逃出长安，先投袁术，后投袁绍，继而被张邈等迎为兖州牧。
董卓刚死时，长安三辅之民还有数十万户，李傕等放兵劫掠，加以饥馑，两年间民相食，人烟更少了。史载：“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
不久，李傕、郭汜互相猜疑，起了内讧，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二人相攻数月，死者以万数，搞得长安城乌烟瘴气。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元月，原董卓部将张济说服李傕、郭汜和解，并想迁皇帝至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汉献帝也想念旧京洛阳，遣使对李傕、郭汜接连宣谕十次，他们才各以女儿为质而和解。秋七月，汉献帝车驾出长安，在后将军杨定、兴义将军杨奉、安集将军董承护卫下，历经数月，终于挣脱李傕、郭汜的追击，渡过黄河，于十二月乙亥，到达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五月，杨奉、韩暹等奉帝东还，六月到闻喜，七月还洛阳，住故中常侍赵忠宅。汉献帝东还，河内太守张杨以粮迎于道路。八月，以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
这时的洛阳，因为宫室已被烧尽，百官无地方可住，只得“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
。
其时，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一时之间谁也吃不掉谁，愚者自做“皇帝梦”，智者谋迎天子，以便举起天子的大旗讨伐不服。所谓愚者就是袁绍、袁术、吕布者流。当时袁绍的谋士沮授看得很清楚。沮授对袁绍说：“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袁绍听了沮授的话，有点犹豫。另两个谋士郭图、淳于琼不同意沮授的主张，说：“汉室凌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沮授又说：“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权不失几，功不厌速，愿其图之。”
沮授的话说得很透彻，讲明了“挟天子而令诸侯”的重大作用，指出了如果再迟疑，必有抢先者。但袁绍听不进去，因为他想当皇帝。至于袁术，那就更是鬼迷心窍，看不到这一步。曹操集团则完全不同，认识到汉天子这面旗子仍有号召力，谁把它举起来，谁就能提高自己的权威，占有主动权，就能以天子之名行己之欲，产生意想不到的威势和力量。因此，他占有兖州之后，除了以武力争衡天下外，一直在考虑谋迎天子的问题。
史载，曹操刚刚自领兖州牧，他自己任命的治中从事毛玠即对曹操说：“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又说：“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这些话正合曹操之意。于是立即使从事王必到河内太守张杨处“借路”西去长安。张杨不听。当时正好袁绍任命的魏郡太守董昭因得不到袁绍的信任而刚离开袁绍，意欲经河内去长安，为张杨所留，董昭因说张杨：“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今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当故结之。况今有缘，宜通其上事，并表荐之；若事有成，永为深分。”
当时，曹操尚倚持于袁绍，而董昭竟然能看出将来成功者是曹操而不是袁绍，亦可谓善断大事而识人者。经董昭一点，张杨豁然明白，于是准许曹操的使者经过他的地盘而到长安上事，并表荐曹操。同时，董昭还以曹操的名义写信给长安诸将李榷、郭汜等，并且到处打点送礼。
曹操的使者到了长安，李榷、郭汜等以为关东军阀都想自立为天子，现在曹操虽有使者，但也不一定诚实，准备把使者扣留，以示拒绝。黄门侍郎钟繇劝榷、汜说：“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
李榷、郭汜听从了钟繇的意见，对操“厚加答报”。自此开始曹操便有使者通皇帝。
所谓“厚加答报”，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十月承认了曹操自领兖川牧的合法性，汉献帝“拜操为兖州牧”。曹操得到拜授之命，立即写了一份《领兖州牧表》给献帝：
入司兵校，出总符任。臣以累叶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顾命。是以将戈帅甲，顺天行诛，虽戮夷覆亡不暇。臣愧以兴隆之秩，功无所执，以伪假实，条不胜华，窃感讥请，盖以惟谷。
此表虽然文字不多，却充分表达了曹操的三层意思：第一，说自己不忘皇恩，忠于汉室之心不变，以至不敢顾惜性命；第二，说自己将戈帅甲，征伐不暇，都是顺天行诛，是符合汉天子意愿的；第三，说自己愧对皇帝的恩封，深感功、秩不相称，怕别人讥笑，有点进退两难。这样的表章，既接受了授命，又出言得体，理所当然地得到朝廷的赞赏。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秋八月，曹操在许（治今河南许昌东），谋迎天子，部属中的许多人觉得条件不具备，认为山东（亦称关东，泛指崤山、华山以东）未定，韩暹、杨奉居功自傲，暴戾恣睢，很难控制。荀彧力排众议，劝曹操说：“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
这里，荀彧以史为鉴，讲述了迎纳汉天子的好处，也指出了迎纳天子的紧迫性。曹操接受了荀彧的意见，立即派遣扬武中郎将曹洪率兵西迎天子，但“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苌奴据险，洪不得进”
。此时，董昭已在天子身边，诏拜议郎。他又一次帮了曹操的忙。董昭考虑到杨奉兵马虽强，但比较孤立，便于笼络，所以再次以曹操的名义作书。这封以曹操名义发给杨奉的信中说：“吾（操）与将军闻名慕义，便推赤心。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反之旧都，翼佐之功，超世无畴，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宁，神器至重，事在维辅；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能独建。心腹四支，实相恃赖，一物不备，则有阙焉。将军（指杨奉）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董昭这封捉刀代笔信，颇具曹操风采，先把杨奉吹了一通，然后表示诚心联合，死生与共。据说，杨奉收到信后很高兴，对诸将说：“兖州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国家所当依仰也。”
于是表荐曹操为镇东将军，袭爵费亭侯。
曹操得封以后，内怀潜喜，外诈谦抑，连上三表。三让而后就。头一份表章，后人称为《又上书让封》：
臣诛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来贡，以为臣之功。萧相国以关中之劳，一门受封；邓禹以河北之勤，连城食邑。考功效实，非臣之勋。臣祖父中常侍侯，时但从辇，扶翼左右，既非首谋，又不奋戟，并受爵封，暨臣三叶。臣闻《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师。”有功乃当进立以为诸侯也。又《讼卦》六三曰：“食旧德，或从王事。”谓先祖有大德，若从王事有功者，子孙乃得食其禄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云雨之润，远录先臣扶掖之节，采臣在戎犬马之用，优策褒崇，光耀显量，非臣尩顽所能克堪。
曹操毫不客气地表述了自己的“诛逆”之功和祖父中常侍曹腾的勋绩，并推及“先祖有大德，若从王事有功者，子孙乃得食其禄也”。这就是说，自己受封袭爵是应该的，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他忽而笔锋一转，言不由衷地说对于皇帝的“优策褒崇”，不是如自己之愚弱无能所担当得起的。
汉献帝收到曹操的“让封”表后，又下了第二次“策命”，复述前意。曹操“读前后策命”之后，又上《上书让费亭侯》，文虽有异，意则略同，最后依然归结为：“臣自三省，先臣虽有扶辇微劳，不应受爵，岂逮臣三叶；若录臣关东微功，皆祖宗之灵佑，陛下之圣德，岂臣愚陋，何能克堪。”
随后，曹操得到第三次“策命”，于是遂上《谢袭费亭侯表》，接受了皇帝的恩封，其中有云：“比荷殊宠，策命褒绩，未盈一时，三命交至。双金重紫，显以方任，虽不识义，庶知所尤。”
“未盈一时，三命交至”，可见三让而就是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完成的。
曹操每有晋迁，辄三让之，即使后来大权独握“自封”自己，也不忘三让的程式。他运用这种程式的目的不在“让”，而是要通过它把自己的功劳摆出来，记录在案；所以，意不在谦逊，而在服众，在表无愧于受封。
正当曹操积极谋划进驻洛阳以迎天子的时候，时局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本来是董承凭险拒操，但这时曹操突然收到董承“潜召”。史载，韩暹矜功专恣，董承患之，于是“潜召”操，操乃引兵进驻洛阳；进了洛阳，曹操当机立断，趁其他兵众大多在外之机，“因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
。这时，张杨、杨奉之兵均在外，韩暹又跑了，曹操于是便控制了汉政权。
这样，从汉献帝七月甲子到洛阳，八月癸卯封张杨为大司马，韩暹为大将军，杨奉为骑将军，到辛亥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前后不到五十天，汉天子便落到了曹操的控制之中。
曹操一旦大权在握，为了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立即做了三件事：第一，杀了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三人，谓“讨有罪也”；第二，封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三人为列侯，谓“赏有功也”；第三，追赠射声校尉沮儁为弘农太守，谓“矜死节也”。与此同时，曹操在考虑当时有没有条件把皇帝移出洛阳，一时拿不定主意。他让董昭坐到自己身旁，问曰：“今孤来此，当施何计？”董昭回答说：“将军兴义兵以诛暴乱，入朝天子，辅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然朝廷播越，新还旧京，远近跂望，冀一朝获安。今复徙驾，不厌众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董昭在这里分析了形势，进而鼓励曹操要行非常之事，就不要管那么多。董昭的一番话坚定了曹操迁都的决心，说：“此孤之本志也。”当时曹操怕杨奉兵精为累，董昭又为他作了分析：“奉少党援，将独委质。镇东、费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时遣使厚遗答谢，以安其意，说‘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忧’。奉为人勇而寡虑，必不见疑，比使往来，足以定计，奉何能为累？”
曹操很钦佩董昭的分析，利用对方弱点，先安其意以成自己的大事，然后徐图之。这正是曹操之所长，因而立即遣使到杨奉那里，先安抚杨奉，同时，立即布置挟帝出京之事。
八月庚申（公元196年10月7日），也就是在其自领司隶校尉的第九天，曹操趁诸多外兵尚无察觉自己的意图的情况下，按照原来的谋划，迅即“移驾”（实是挟持）出洛阳，经擐辕（今河南偃师东南）而东，迁都于许县。
许县完全在曹操的统制之下。汉献帝别无所依，为了拉拢曹操，到许之后，亲自到曹操军营，封曹操为大将军、武平侯。曹操原来袭爵是“亭侯”，现在新封是“县侯”，高了一个等级。
朝廷封赏，实同“自领”，但曹操还是再次表演了一番辞让之伎，连上《上书让增武平侯》《上书让增封》，其文仍然是先述谦抑之辞，并隐含表己之劳和祖先之功，如谓“伏自三省，姿质顽素，材志鄙下，进无匡辅之功，退有拾遗之美。虽有犬马微劳，非独臣力，皆由部曲将校之助；陛下前念先臣微功，臣受不赀之分，未有丝发以自报效”，等等，后陈“不克负荷”之恳切辞让之“诚”。如果不谙背景，读来无不受其感动。如谓：没有非同寻常的功劳，而接受非同寻常的恩赏，成了自己的一块心病；但连连上表，始终得不到皇帝的允许，本知“让不过三”，但还是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至于四五，这是“上欲陛下爵不失实，下为臣身免于苟取”。最后两句终于点明了屡屡让封的本意，就是让天下人承认皇帝的爵赏是合理的，即“爵不失实”；就是曹操要让天下人承认他接受增封并非“苟取”，而是理所应得的。
曹操迎汉献帝到许都后，盖造富室殿宇，立宗庙社稷、省台司院衙门，修城郭府库；封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赏功罚罪，并听曹操处置。曹操又封荀彧为侍中、尚书令，荀攸为军师，郭嘉为司马祭酒，刘晔为司空仓曹掾，毛玠、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催督钱粮，程昱为东平相，范成、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都令，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皆为将军，吕虔、李典、乐进、于禁、徐晃皆为校尉，许褚，典书皆为都尉；其余将士，各各封官。自此朝廷大权皆归于曹操，朝廷大务，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曹操“居中持重”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至此完全达到，这为他带来了极大的政治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