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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有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正是唐太宗重视以史为鉴的重要表现。
“以古为镜”也就是以史为鉴，注意从过去历代王朝治乱兴亡中总结与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以为现实政治服务。唐太宗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注重以史为鉴。贞观年间统治者的史书编纂，以史辅治，以汉文为师，以秦隋为诫，辨两晋之得失，考前朝之兴亡，无不是将国家治理建立在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与运用方面。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视以史为治的传统帝王之一。他喜欢议史、读史，并从中总结古为今用的历史经验。贞观之治的目标在致治，致治的途径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这就涉及“治”与“史”的关系。“治”，立足于现实；“史”，着眼于过去。以史辅治，也就是以古鉴今。这是唐太宗“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
的主要动因。
唐太宗是个读史成癖的帝王，他于理政之暇，或同大臣“共观经史”
，或单独“披览忘倦，每达宵分”
，希望从阅读的史籍中寻找治理天下的经验借鉴。贞观初期，唐太宗欲拨乱反正，使天下大治，于听政之暇，经常与群臣议论古今治乱兴亡之道。贞观中，黄门侍郎刘洎称颂他“听朝之隙，引见群官，降以温颜，访以今古”
。从这些字里行间，透露了唐太宗夜以继日地与大臣们以史为鉴，共臻致治的政治热忱。岑文本赞扬唐太宗“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
，并非全是溢美之辞。
对唐太宗来说，最切实的读史借鉴莫过于历代帝王的嘉言懿行了。贞观初，他配合励精图治的需要，指示魏徵、虞世南、萧德言等，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成《群书治要》五十卷。唐太宗读后嘉奖说：“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及至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他对房玄龄说：“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
贞观中，他在《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中说：“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
贞观晚年，唐太宗还在《金镜》里指出自己要做有道明君、不做无道暗主。他说：“朕以万机暇日，游心前文，仰六代之高风，观百王之遗迹，兴亡之运，可得言焉。每至轩昊之无为，唐虞之至治，未尝不留连赞咏，不能已矣。及于夏、殷末世，秦、汉暴君，使人懔然兢惧，如履朽薄。”
这一切都清楚地说明，唐太宗总结历史经验，其目的皆是为了“贞观之治”。
由于唐太宗十分重视以史为鉴，所以贞观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修史盛况，成绩蔚然大观。历代二十五部“正史”中，就有八部正史修成于贞观年间。这八部正史就是《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除南北史是李延寿父子私家独撰外，其余六部都是由唐太宗下诏集体官修的。
早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高祖李渊接受了令狐德棻提出的修撰梁、陈、齐、周、隋五朝正史的建议，次年十二月，李渊下诏修史，任命中书令萧瑀等三人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等三人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等二人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等三人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等三人修齐史，秘书监窦琎等三人修陈史。编修要求是“务加详覈，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
。六代史因种种原因，未能在武德年间完成，于是续修的责任落到了唐太宗的身上。“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太宗命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魏徵同时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史。唐太宗还亲自制定了有分有合的修史制度：“命学士分修。”
《周书》主编令狐德棻吸取了西魏史官柳虬所写（可能北周史官曾经续写）的北周官史，和隋代牛弘追撰的《周纪》十八篇，又利用了唐初修史征集的家状作为补充，以牛史为蓝本，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成书五十卷。
《北齐书》主编李百药本就有家学渊源，其父李德林“在齐预修国史，创纪传书二十七卷。自开皇初，奉诏续撰，增多齐史三十八篇”，在此基础上，李百药参考隋秘书监王劭编年体《齐志》十六卷，并“杂采它书，演为五十卷”，
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成书。
《梁书》《陈书》主编姚思廉有“命世”之史才，他除了利用梁代谢昊的《梁书》、陈代许亨的《梁史》以及顾野王的陈朝国史纪传、陆琼的《陈书》研究成果外，主要师承家父姚察在陈、隋之际两度编撰梁、陈史的遗稿，笔削成书，“加以新录，弥历九载，方始毕功。定为《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
《隋书》主编魏徵有“良史”之称。其先虽有王劭的《隋书》八十卷及王胄的《大业起居注》，然而王劭缺乏体例，正如刘知几所说：“至于编年、纪传，并阙其体。”而且王胄的起居注遭江都之变，“仍多散逸”
。幸而唐距隋最近，事有所闻，可补遗缺。《隋书》纪传多出于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之手，颜、孔学贯古今，博通经史，所撰纪传，号为称职。魏徵“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
。所作《隋书》的序、论，针砭隋之存亡得失，多所深识。三人修撰纪传五十五卷，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定稿。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正月，五朝史修成，由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徵等进呈御前，唐太宗下令嘉奖道：“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
魏徵以总监之功，赏赐特丰，加封左光禄大夫，进爵郑国公，赐物二千段。姚思廉赐采绢五百段，加通直散骑常侍。令狐德棻赐绢四百匹；李百药赐物四百段外，还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这是唐太宗对官修正史史官们的鼓励。
此后，唐太宗感到五朝史只有纪传、没有志这个缺陷，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又任命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续修史志，终贞观之世，迄未完成。
除了对上述五朝历史撰修外，因为对前人所修的晋史不满意，唐太宗还专门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闰三月颁《修晋书诏》，要求对晋朝历史进行重修，两年后成书。新撰的《晋书》计有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卷。
值得指出的是，唐太宗不仅注意让自己君臣“以古为镜”，而且还特别留意对继嗣者史鉴意识的培养。
唐太宗深知他与大臣们的“以古为镜”是不难做到的。而继嗣之君和功臣后代，他们没有经历过动乱的年代，生长于富贵之乡，对民间疾苦缺少体察。因此，唐太宗认识到对后代进行历史知识、以史为鉴的教育，是关系到唐王朝能否实现长治久安的大问题。他有鉴于“历观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人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成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
。又鉴于“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
为此，唐太宗于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对侍中魏徵说：“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故尔。朕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往行，冀其以为规范。”为达此目的，唐太宗命魏徵“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编纂《自古诸侯王善恶录》，用以赐予诸王阅读。书成后，魏徵亲自撰写序言，序言中有“子孙继体，多属隆平，生自深宫之中，长居妇人之手，不以高危为忧惧，岂知稼穑之艰难？昵近小人，疏远君子……垂为明戒，可不惜乎”？唐太宗在读过《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后，称赞编得好，令诸王“置于座右，用为立身之本”
。唐太宗晚年为太子所编写的《帝范》一书，亦强调要“以古为镜”，“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