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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深知，民是“治乱之本源”，君如舟，民如水，民载舟还是覆舟，取决于君主的政治举措是否得当。“民可亲近，不可卑贱轻下，令其失分，则人怀怨，则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国之本，本固则邦宁，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
因此，他不仅确定了“理天下者，以人为本”
的政治方略，还提出了系统的重民政策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治民以静。
唐太宗主张“为政之本，贵在无为”
，把君主无为奉为最高的德治典范。作为治民方略的无为论，强调一个“静”字。治民犹如防水，“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
，“静之则安，动之则乱”，
千万不要把民众这潭水激化成冲决堤防、颠覆舟船的狂涛巨浪。实现“静”的关键是“君能清静”
“俭以息人”
，即顺应自然规律，节制个人欲望，尽量减少对农事的干扰和对庶民的索取，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具体做法是尚节俭、慎用兵、薄赋敛、轻刑罚等等。
其二，施惠于民。
唐太宗主张君主必须体察民情，顺应民心，关心民瘼，以德政施惠于民。如此施政，一可缓和君欲与民欲的矛盾。“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二者之间有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是君主“节己以顺人”，
千万不能“损百姓以适其欲”。
二可调整国富与民富的矛盾。“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因此“贮积者固是有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
，横征暴敛，只会激起民怨，导致君富而国亡。唐太宗推行重农政策，如推行均田，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设置义仓，增殖人口，发展生产等等即是他的惠民政策的具体表现。
其三，不竭民力。
唐太宗重民政策的基石是“悦以使人，不竭其力”
。这一政策核心内容是节制劳役征发和赋税征收。国家征收赋役的数量不能超越民众的承受能力，否则“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
。唐太宗以形象的比喻揭示了这个政策原则的思维逻辑：马“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
。君民关系犹如人马关系，君重民犹如人重马。民是赋役的人格化，君主不竭民力，才能年年向民众索取源源不绝的赋役。
其四，以农为本。
在传统农本社会中，农业发展与否关系国家的兴亡、政权的稳定与民众和政府的关系好坏。从《贞观政要·务农》《帝范·务农》等记载来看，农为政本论的主要依据有三：一是食乃民天，农业的丰歉会直接影响民生，进而影响政治的盛衰安危。二是农业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农业的兴衰关系到财政的盈亏和国家的强弱。三是务农与赏罚一样是“制俗之机”
，民众一心务农则性格纯朴，遵守礼义，否则就会贪残、骄逸。因此，重农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而且是一项重要的化民之术。正如唐太宗所说：“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人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
其五，调整官民关系。
唐太宗认为，官吏贪赃枉法、鱼肉百姓是导致隋末民溃民乱的重要原因，因此自觉把限制官僚法外侵民作为施政重点之一。唐太宗曾发出“民乐则官苦，官乐则民劳”
的感慨，清醒地认识到调整官民矛盾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重民政策，唐太宗慎选临民官，并以行政、监察、立法、司法手段整饬吏治，严肃风纪，限制官僚豪强法外侵民。但是，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改变官民之间的主从关系。当魏徵指出绝对不容许“百姓强而陵官吏”
时，唐太宗就明确表示了支持的态度。
唐太宗通过对传统的民本思想集萃式的理论加工和面向实际的政治实践，把民本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重民政策在唐初政治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为开创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代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个历史现象说明：民本论不是君主政治的对立物，而是统治思想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
。
总之，时代发展到唐朝，中国政治气象已经比较完善。大唐气象不是一句空话，而唐太宗在治国理政上的智慧与实践，则是促成这一气象出现的重要因素。唐太宗的治国思想与实践，以及他的帝王风范，为后世君主治理国家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