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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认为，在治国行政上，应君臣一体。他说：“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
唐太宗的君臣关系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其一，君不可以独治说。
唐太宗在长期征战与治理中深刻地认识到：治理国家，单靠君不可能完成，必须依靠臣的协助。君与臣的关系犹如元首与股肱、船夫与舟楫、飞鸟与羽翼、大厦与栋梁的关系，彼此相须一体。唐太宗说：“每事皆自决断，虽即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
。“重任不可独居，故与人共守之。”
从政治结构和政治运作的高度，承认了君对臣的依赖性和臣对君的相对制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其二，君臣合道。
在唐太宗看来，“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这一认识的基本思路是：君与臣是依据道或道义结为统一体的。君有君道，臣有臣道，二者又统一于道。君与臣必须以道来规范各自的思想和行为，共同实现“天下有道”的理想政治。唐太宗认为，君与臣是道义的结合，君应依靠臣“弼成王道”，臣应“论道佐时”，辅弼君主。“君臣一体”方能“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
。君臣皆以道自守，以道相和，才能实现君臣和谐，天下大治。
其三，君臣师友。
这是君臣合道说的推论和补充。其基本思路是：“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
君应以有道德、有智慧、有才能的臣下为师为友，以实现君臣相须一体，“和同盐梅”“形如鱼水”。师友说是合道说的人格化，获得许多帝王的认同。如唐太宗曾发布《建三师诏》，列举历史典故，指出：古代的“明王圣帝”皆有师傅而功业卓著。当今“智不同圣人”的君主若无师傅教诲、辅佐则不可治天下
。他把魏徵等忠良之臣比为师友、良工、良冶和镜鉴，留下许多君臣际遇的佳话。
其四，君臣利害攸关说。
既然君臣同体合道，那么君臣必然利害攸关。君臣政治统一体的中介不仅有亲情、道义，还有利害关系。唐太宗认为：“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
从历史过程看，君与臣是以权与利为中介而结为政治统一体的。君强臣弱、利害一致时，君臣系统会趋于协调和稳定。然而，一旦君弱臣强或利害背反，两者就会化为仇敌。对此，李世民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子不肖则家亡，臣不忠则国乱。”
这就需要君主掌握极其微妙的统治术。
其五，君主臣辅。
“君为政本”是君臣一体论诸命题的基本前提。在君臣统一体中，君主居于主导地位，臣居于从属地位。君主臣辅说是中国古代君臣关系论的一般结论。君主臣辅说的主旨可以归结为两条：一是臣不得染指理应属于君主的一切特权。即“杀生威权，帝王之所执，而宪章法律，臣下之所奉”
，对于君命，臣下必须绝对遵从。二是君臣共治乱，而君的作用更关键。在君臣关系中君居于主导地位、臣居于辅助地位。唐太宗赞成魏徵这样的观点：“君治则善恶赏罚当，臣安得而乱之！苟为不治，纵暴愎谏，虽有良臣，将安所施！”
他指出：“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