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唐朝建立后，如何处理好君民关系以实现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这是统治者必须解答，而且还要必须答好的政治课题。
唐太宗以史为鉴，明智地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君主的地位系于国之存亡，国家的盛衰系于民之苦乐。他从四个角度论证了民本论及贯彻重民政策的重要性。
其一，立君为民。
《尚书》中就有天佑下民而作君师说。立君为民，君为民主，这个思想一直是公认的“设君之道”。荀子说：“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
唐太宗认同这种说法，认为“天之助民，乃是常道”
；古之帝王为政，“以百姓之心为心”
。天立君的目的是让他做民之主，为民之父母，因此爱民养民是为君之第一要义。唐太宗赞同“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的观点，他曾亲口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这种思想在充分肯定天下应由君主一人主宰的前提下，承认君主必须为天下众生谋福利，必须以安定民生为政之大本，而不能利用权势地位谋取个人利益，更不能横征暴敛，剥夺民众，安享天下的供奉。君主“不恤民事”属失道之举，严重者将丧失为君的条件。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的“设君之道”，既是民本论的重要命题之一，又是论证有关的君主规范的主要依据。
其二，民养君。
《论语》中即有富民足君之说。这种思想有着古老的渊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是隋唐帝王论及重民政策时常引用的一句话。唐太宗深知“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
。民众是赋役之源，国家财政依赖民众，“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胫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承认民养君这一客观事实，循着君主与国家、国家与财政、财政与社会生产、社会生产与民众的关系链，推及民众在君主政治中的基础作用，这是传统治国论中民本思想的基石。
其三，民择君。
在唐太宗看来，“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荀子说：“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
这是自先秦以来获得大众共识的政治理念。唐太宗认为，民众是一支令人敬畏的政治力量。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他们把帝王君临天下比作以腐朽的缰索驭使六驾马车，随时会索绝马逸，车毁人亡，怎能不叫人心惊胆战？君主治民应该存高度的爱护与敬畏之心，在治理实践中要敬之畏之，谨之慎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中国古代社会，民众造反与弃君择君是王权再造机制中最重要的主观因素，是促进王朝更替和君主政治自我改造的主要动因。历史一再重现民众载舟覆舟的身影，使得唐太宗深刻地认识到：“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
治理民众问题事关国家兴亡、君主安危，所以是政治之本。这一认识是促使历代统治者认同民本论的主要原因。
其四，民归于君。
自先秦以来，君民一体就是民本论的主要论点之一。君有赖于民，而民归于君，二者之间既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和矛盾，又有和谐统一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唐太宗君臣认为，“天下无不可理之民”，
治乱兴亡之机必须把握在君主手里。他根据自己在隋唐兴替之际的亲身体验，发现即使在天下动荡的时期，民众之中“欲背主为乱者”也极少，谋夺天下者更少。尽管天下大乱，民众仍然“思归有道”，可见导致动乱的主要原因是“人君不能安之。”
民众最终要归顺于某个君主，谁实行王道仁政，谁就可以赢得民心，所谓“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
唐太宗还从历史的教训和亲身的体验中领悟到这样一个重要经验：“得民心者得天下”，“王者之兴，必乘衰乱”，
“天下嗷嗷，新主之资”。
当此之际，谁实行重民政策，谁就能夺取帝位，进而巩固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