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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要治理得好，统治者要成为表率，治国先正君，“其身正，不令而行”，如何君“正”？在这方面，唐太宗给后世君主作出了表率。这方面内容十分复杂，很难列举全面，试举数例如下。
其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唐太宗认为，广开言路是一条下情上达的简捷而有效的办法。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与魏徵讨论为君之道。唐太宗问“何谓明君暗君”？魏徵说：
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人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
唐太宗听后“甚善其言”
。
其二，理其身，慎所习。
唐太宗说：
古人善为国者，必先理其身。理其身，必慎其所习。所习正则其身正，身正则不令而行。所习不正，则身不正，身不正则虽令不从。是以舜诫禹曰：“邻哉邻哉。”周公诫成王曰：“其朋其朋。”此皆言慎其所习近也。朕比岁临朝视事，及园苑间游赏，皆召魏征、虞世南侍从，或与谋议政事、讲论经典，既常闻启沃，非直于身有益，在于社稷亦可谓久安之道。
当唐太宗与谏议大夫魏徵讨论为君之道时，魏徵也曾这样回答唐太宗：
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理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理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理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其三，孜孜求治，好学不懈。
唐太宗酷爱史书，读史成癖。贞观文臣李百药曾这样回忆唐太宗：
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
其四，居安思危，忧患进取。
唐太宗为创业之君，深知唐朝江山来之不易，故他常忧患恐惧，深怕因为治理不当而重蹈秦、隋的覆辙。请看下面二例：
第一个事例：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文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创业难还是守成难，自古及今，观点分歧不一。还是唐太宗说得好：定天下时，创业难；安天下时，守成难。无论是创业，还是守成，事实上没有一件是不困难的，一切还是要以时间地点条件环境变化而变化。“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第二个事例：
贞观十九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古为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弛紊。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于时康道泰尔。”
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欧阳修在《伶官传序》中说：“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晋武帝平吴、隋文帝灭陈而统一天下时，智勇奋发，然而统一天下后却松懈享受，忘却了得天下是多么的不易，结果很快晋乱隋亡。唐太宗以史为鉴，“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因此才避免了前人的覆辙而迎来了贞观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