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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车之覆，后车当鉴。
历史的真正作用不在于它的宣传功能，而在于它对前朝文化的继承与总结基础上所带来的史鉴功能，在于为现实服务。唐太宗注意以史为鉴，贞观君臣喜欢讨论前朝历史，企图从中体察安危之道，通悟古今之变，将国家治理成为一个至治之世。
当五朝史修成时，唐太宗特颁诏书，申明自己“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所谓“前王”，系泛指秦始皇至隋炀帝的九个世纪的兴亡大事，重点是隋秦两代。然而，既云“得失”，当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大体说来，唐太宗对唐以前的王朝兴衰历史的借鉴，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承秦者汉，承隋者唐，唐之得天下，类若如汉。贞观君臣深知，历史上秦祚短而汉祚长，若使唐祚绵长而免蹈隋祚短夭的覆辙，是需要吸取汉以致治的成功经验的。这是唐初统治者重视借鉴《隋书》的同时，也不忽视借鉴《汉书》的主要原因。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比见《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
唐太宗观司马相如等文人传记尚且如此用心，何况与他治理天下关系密切的帝王纪传了。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他对高士廉说：“昔汉高祖止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
这是他熟读《汉书·高帝纪》的例子。
唐太宗还喜读编年体的《汉纪》，贞观三年底，他为了奖励凉州都督李大亮的直谏胆识，特赐荀悦《汉纪》一部，认为“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
。唐太宗言《汉纪》“极为治之体”，可见他从中充分汲取到了治理国家的资政资源。
如果说，唐太宗借鉴《隋书》主要是为汲取反面教训的话；那么，他借鉴《汉书》就主要是吸取正面经验了。太宗最景仰汉初的高帝、文帝、景帝，然而高帝有杀戮功臣之诮，景帝有误诛晁错之失，终不为美，太宗间有指责，唯文帝不见太宗责难。汉初文景之治当首推文帝之治。唐太宗倾心文帝，以致在治理国家方面颇多效法。文帝的“夫农，天下之本也”的农本思想；“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的君臣一体思想；“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的任贤纳谏思想；释送宫女，“令得嫁”的人道思想，对南越“以德怀之”的民族德化思想；“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
的感化思想等，均可从唐太宗执政时找到借鉴的痕迹。不仅如此，唐太宗还经常以己德不逮文帝自励，如贞观初，群臣议建高阁，他说：“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并拒绝了此事。”
唐太宗既察汉文之得，作为自己治理国家的成功经验，那么必然会对唐初政治活动与史学研究产生影响。在唐太宗以史为鉴的思想指导下，贞观年间出现了两个积极的政治现象。
第一，谏官多引汉史作为讽谏依据。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指出唐太宗近年以来奢风抬头的弊病，援引汉代文景淳朴政风作为对照，提出警告说：“昔汉之文、景，恭俭养民，武帝承其丰富之资，故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乱。向使高祖之后即传武帝，汉室安得久存乎！”马周援引的这个史实及其推论，是有说服力的。如何保持唐王朝“久存”本来就是唐太宗即位以来最为关心与思考的问题，故他阅后“称善久之”。
第二，引发了唐初研究《汉书》的热潮。
因为唐太宗对《汉书》资政意义的重视，贞观年间出现了一批注释《汉书》的专家，形成了“汉书学”这一重要学科。“是时《汉书》学大兴，其章章者若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皆名家。”
刘伯庄有《汉书音义》二十卷问世，父子相承，“子之宏，世其学”
。秦景通治《汉书》，则兄弟相承，名藻一时，人称“大秦君”“小秦君”，“非其授者，以为无法云。”
姚察著有《汉书训纂》，其子思廉少受家学于其父。最突出的是颜师古承其家学于叔父颜游秦，游秦曾“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学者所称，后师古注《汉书》，亦多取其义耳”。颜师古注《汉书》共一百二十卷，其释文多有纠正前人谬误、发明创见者，“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故能“大行于世”
。
唐王朝是在隋末农民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隋王朝为什么仅隔两代就“率土分崩”“子孙殄灭”
了呢？这对亲睹其事、记忆犹新的唐太宗来说，不能不引起震惧。有鉴于此，他最重视对《隋书》的修撰，任命魏徵为主编。魏徵体会唐太宗的意图，以史论形式总结了隋亡的原因，又将亡隋与亡秦作了比较，指出：“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
故唐太宗以隋亡为鉴戒的同时，亦以秦二世而亡为鉴戒。他曾对侍臣说：“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
秦、隋为什么二世而亡，这是发人深思的问题，唐太宗君臣究秦、隋之失，自然偏重于此。
唐太宗之所以特别注重修纂《隋书》，就是要认真总结隋朝失败的教训。隋朝统治者在夺取政权后骄奢纵欲，缺乏忧患长远意识，所以瓦解消灭于一旦。唐太宗说：“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
他曾自我警戒说：“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
唐太宗虽将秦始皇与隋炀帝相提并论，然而，对他们的评价并非一概而论。唐太宗心目中的秦始皇首先是削平六国的雄主，其次才是肇始秦亡的暴君。他曾对魏徵说：“秦始皇亦是英雄之主，平定六国已后，才免其身，至子便失其国。”
故他盛赞秦始皇创业的丰功伟绩。贞观初，他对侍臣说：“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
直至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他对侍臣还说：“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
把秦之统一与周武王伐纣并列，而纣为无道昏君，武王伐纣一向被儒家高度赞扬为圣王创业的楷模。据此可知，唐太宗是把秦始皇看作为应运天人的创业圣君的。这比起唐初不少大臣一概骂倒秦始皇，甚至把他统一六国也说成是“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
的一大罪状，要显得高明与智慧得多。唐太宗曾从秦始皇为太子择师失策这个角度，阐明了秦亡起自始皇、成于二世的现点：“太子保傅，古难其选……秦之胡亥，始皇所爱，赵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诛功臣、杀亲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
而对于隋炀帝的统治，没有只言片语的赞扬。可见，唐太宗察秦、隋之失是有所区别的，这就是政治家的眼光和角度。
在考察隋炀帝政治得失时，唐太宗也作了具体分析。隋炀帝固然是亡国暴君，然而不能因此完全归罪于他，因为作为隋初创业之君的隋文帝也负有责任。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他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
从隋初“富饶”之得，反而导致隋末“奢华无道”之失中，唐太宗深刻总结了隋亡始自文帝而终于炀帝的历史教训。
贞观年间的官修正史，前有五朝史，魏徵已写了史论。后有《晋书》，唐太宗为《晋书》中的宣帝、武帝、陆机、王羲之四人的传记亲自撰写了四篇史论。陆机与王羲之的传论为文人立言，表明唐太宗晚年重文的雅兴。晋宣帝、武帝的两纪史论，则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因为西晋结束了三国以来几十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统一王朝，然而十分短暂，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与北朝的长期对峙局面。唐太宗作为唐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晋初的创业之君的治国得失进行考察，于是他选取了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与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作主要的研究对象，然后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史论，这就是两帝纪“制曰”的由来。
唐太宗在《宣帝纪制》里赞扬了司马懿“文以缵治，武以棱威”的经国大才、“用人如知己，求贤若不及”的识人才华以及“情深阻而莫测，性宽绰而能容”的豁达性格和能力。然而指责他未能“竭诚尽节”，所谓“受遗二主，佐命三朝”，受君厚恩而“曾无殉生之报”，反而“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即乘曹芳离宫谒陵时，发动军事政变。史论不禁严厉责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当然，司马懿这种做法决非忠臣所为。然而，他不愿被曹爽夺权才发动兵变。这场宫廷政变是曹魏宗室集团与司马氏勋戚集团之间争夺权势的斗争，不能片面指责一方。唐太宗从维护皇权出发，将司马懿的行为视作逆短作恶，说他“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
。唐太宗在《宣帝纪》史论里反映了他的忠君思想，是有政治背景的。贞观晚年，他受到功臣侯君集谋反与诸子结党夺嫡之争的刺激，对功臣的防范加深了。他指责司马懿“见嗤后代”，无疑是借鉴历史警告李唐功臣，千万不可有亏臣节。
至于晋武帝司马炎的史论，则是唐太宗对一个开国君主是非得失、功过成败的经验教训的全面总结。
唐太宗以宽仁、雄略赞扬了晋武帝的创业君主的帝风，肯定了他统一中国后出现的“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的小康局面。继而，唐太宗笔锋一转，指出晋朝“曾未数年，纲纪大乱，海内版荡，宗庙播迁……为天下笑”。对此，唐太宗分析说：“其故何哉？良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晋武帝的失政主要表现在“不知处广以思狭”、“居治而忘危”、“无久安难拔之虑”以及“委寄失才”，“藩翰变亲以成疏，连兵竞灭其本”
。唐太宗不仅正确地分析了司马炎识不及远、立嫡不才等施政上的失策，而且还特别指出了分封宗室导致骨肉相残、严重削弱皇权是造成晋亡的主要原因。从这篇史论中可以看出，唐太宗总结晋朝所以由治而乱、由安而危的历史教训：一是治而忘危，二是疏而失慎，三是封藩贻患。实际上，唐太宗对晋武帝所作的史论，既是对自己晚年政治上懈怠的警惕，也是对后继者李治的告诫。联系他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春作《帝范》以赐太子，作为李治修身治国的借鉴，可知《武帝纪》史论是《帝范》的补充教材。寄望于太子李治记取晋代“失慎于前”，“贻患于后”的教训，以免也落得一个“海内版荡，宗庙播迁”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