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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不仅重视对往代历史的编纂，而且也重视当代历史的编撰。贞观年间的当代史主要有国史、实录、起居注等体裁。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在宫禁门下省北始置史馆，由宰相监修国史。修国史，首任监修官就是唐太宗的中枢重臣房玄龄。宰相监修国史，史官的政治地位必然有所提高，随之对史馆安排、建置、馆员生活待遇等等也会有所改善。正如刘知几所赞美的：“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即鸾台，门下省）为邻，东都则与凤池（中书省）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
宰相监修史著与史官生活待遇的提高，反映了唐太宗对修史的高度重视。唐太宗创设的宰相监修国史之制具有深远的影响。
太宗朝的国史由房玄龄监修，房玄龄为人正直，修撰史官邓世隆以及顾胤、李延寿等又获“时誉”或“颇为当时所称”
，故所撰国史多属直笔。后由许敬宗监修，“记事阿曲”，破坏了贞观的直笔史风。史载许敬宗贪贿专以个人恩怨好恶作为立传根据。如因恶封德彝，立传对“盛加其罪恶”；因善钱九陇，立传时“妄加功绩”；或受人贿，“隐诸过咎”，“虚美隐恶”
。对此，刘知几评其“所作纪传，或曲希时旨，或猥饰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录”
。
唐太宗既然以史为镜，也就很想读一读国史。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他对历来帝王不读国史的做法表示不满，说：“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玄龄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特加解释，“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若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
唐太宗认为古来帝王不观国史，君主不能从国史中获益，殊为可惜。他想打破惯例，自观国史，以补君德，确实有其合理的一面。
在编撰当代史方面，唐太宗也加强了实录的编撰工作，改变了往昔不修当朝实录的做法，决定当他在世时就始修实录。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提出“欲自看国史”时，并要房玄龄“撰录进来”的要求。“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实录的成书时间是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七月，这两种起迄时间是起创业（公元617年）、迄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朝余下的九年史事，唐太宗生前来不及完成，至高宗永微初续成《贞观实录》二十卷，共计四十卷。成书于贞观十七年的高祖、太宗实录是唐初的前两部实录，也是当时有史以来最详备的实录。为了鼓励修史，唐太宗对监修房玄龄诏降玺书褒美，赐物一千五百段，封修撰许敬宗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
唐高祖、太宗实录既然是从国史中删略而成的，可见，国史详、实录略；国史修撰在前，实录删略在后。故刘知几说：“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编年体，号为‘实录’。”
唐高祖、太宗实录既然记载当代君主立身行事，又是明知太宗亲自阅读的，经“删略”后，必有曲笔。如记录玄武门之变“语多微隐”，就是一例。太宗观书至此，感到不妥，便要房玄龄转达他的旨意云：史官执笔，不应有所曲隐，“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专制帝王多以个人好恶歪曲历史，唐太宗主张直书其事，不为尊者、贤者讳，这是难能可贵的。唐太宗还责令史官应善于鉴别史事性质，褒贬分明，肯定玄武门之变可与周代“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
相类，是安社稷，利万民的义举。通过以史喻史，唐太宗真正地做到了古为今用。唐太宗论史，不是好论古今，而是着眼于现实政治需要。
除了国史和实录外，唐太宗还十分重视起居注的编录工作。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史官记载帝王的言行录。李林甫注《唐六典》起居郎条云：“汉献帝及西晋已后，诸帝皆有起居注，皆史官所录。自隋置为职员，列为侍臣，专掌其事，每季为卷，送付史官。”
唐因隋制，除承袭起居舍人外，另置起居郎两员。起居郎掌录皇帝起居法度，相当于古之左史，起居舍人录皇帝制诰，相当于古之右史，退而编录为起居注。唐太宗即位后，从以下两方面加强了对起居注的编录工作。
唐以前的起居注史官多由若作郎、起居令史、起居舍人等担任。贞观初，除由起居郎任职外，还以他官兼任，称为“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贞观初，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
如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杜正伦“拜给事中，兼知起居注”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褚遂良“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
。这些起居注史官，很容易成为皇帝的亲近侍臣。他们多以“君举必书”为己任，详备地记录了唐太宗的言行，使唐初大有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起居注的丰硕成果，为史籍编纂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来源。
贞观初，唐太宗对侍臣说到自己每日上朝，为了对天下万姓负责，出言审慎，“不能多言”。杜正伦针对唐太宗存在言多必失的戒惧心理，乘机指出秉笔直书的职责：“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直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闻言，“大悦，赐绢二百段。”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夏四月，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遂良对答史官记录君主言行，“备记善恶”，目的是使君主“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唐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亦记之耶？”遂良答以“不敢不记”。当时黄门侍郎刘洎在侧也说：“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
唐太宗用“诚然”两个字表示理应如此。这是以言论鼓励史官运用直笔原则的表现。在唐太宗的鼓励下，贞观史臣如杜正伦、褚遂良、魏徵等人都能秉笔直书。这种风气，对高宗时期的史学著作也有影响，如成书于高宗朝的《太宗政典》，是李延寿主撰的，高宗观之，“咨美直笔，赐其家帛五十段”
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