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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年间，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关心国事的士大夫官僚集团，决心改革宋王朝八十年来积攒而成的诸多流弊，力图正本清源、吐故纳新，尝试“更张”。其主要举措：第一，“明黜陟”，即改革官员的升迁制度。第二，“抑侥幸”，即改革恩荫过滥之弊端。第三，“精贡举”，即改革科举制度，振兴学校教育。第四，“择官长”，即在地方各级官吏的选拔任用上实行逐级荐举制，以此改善地方吏治，让民众安居乐业。第五，“均公田”，即改革职田制度，对地方官吏实行“高薪养廉”政策。第六，“厚农桑”，厉行重农政策，兴修水利，减少灾害，鼓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第七，“修武备”，借鉴唐代府兵制度，于京畿及近辅州郡召募强壮之士，每年三季务农、一季训练，寓兵于农。第八，“减徭役”，减少地方衙门机构，减轻职役负担。第九，“覃恩信”，切实保证朝廷赦书在各级官府的执行，保障朝廷在民众中树立恩信。第十，“重命令”，即加强法制建设，法令条贯一旦颁行，就必须严格遵守，违者重惩。庆历新政的核心政策，是从整顿吏治、解决冗官、冗费入手，限制贵族官僚们的政治特权，扩大选官范围和统治基础，强化国家专政机器，以稳定和巩固宋王朝的统治。新政的改革举措侵犯了贵族、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同时在某些方面也触犯了“祖宗家法”，最终在守旧势力的反扑下，新政在进行了短短一年五个月后即不幸夭折。不过，庆历新政虽然失败，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积累了经验与教训。继庆历新政而出现的王安石变法，便是在范仲淹等人探索的基础上，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势所做的更加深入、更加广阔的努力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