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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三冗”现象的长期并存，导致宋王朝逐渐成为“对外之积弱不振”“内部之积贫难疗”的国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积贫积弱”。这里的“积贫积弱”，主要是指民贫、国弱。
北宋皇帝为了直接控制财权，把财权一分为二：一归计司，一归内库。计司掌管的是名义上的“全国”财政收支，但实际上不包括皇帝的私产——内库。“内库”实为皇帝个人的金库，其贮藏财物的具体数字到底是多少，并不为外人所知。宋代官员反映的财政状况，通常只是计司所掌握的财政数字，而根本不包括内库之贮藏。宋朝有个奇怪的财政现象，计司一有用度不足，则往往仰之于朝廷，依靠宫廷的贷支或补给，才能达到收支平衡。这说明，即便计司掌握的“国库”没钱，但皇帝的“内库”还是有钱的。但皇帝有钱不代表百姓有钱，如果皇帝有钱而百姓没钱，这样的国家还是应该被视为“贫穷之国”。史学家钱穆先生之所以认为宋代“积贫积弱”，原因正是宋朝长期存在普遍的“民贫”现象。宋太宗时将乡村五等户中占田二十亩以下的人户称为贫民，宋神宗时又进一步规定，乡村第五等户或产业在五十贯以下的属于贫民。也就是说，宋代贫民的主体应是农村的五等户及无地户。那么按此标准，宋代当时的贫民有多少呢？宋仁宗时期担任过三司使、熟悉财政数据的官员张方平估计说，四等户以下的可“及十分之九”。这说明，至少在宋仁宗时期，北宋已经是一个高度的贫民社会了。
宋代统治者本指望以富人立国，认为富人可以为国聚财、守财，是国家的根本，只要大土地所有者得到发展，国家财富与财政收入就有了可靠的保障。由此出发，宋代长期实行富人立国的财政方针，不仅对官僚地主实行税收优惠政策，而且实行“不拟兼并”的土地政策，致使土地很快完全私有化，被官僚地主所占有。在这种土地政策下，一方面，地主豪强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不纳税，当时不交租的土地就达到了百分之七十；另一方面，农民则因为失去土地而被迫到处流亡或荫庇于富室豪门，失去了缴纳税收的基础。结果与宋代统治者的“富国”愿望完全相反，国家依靠的那些大土地所有者的财富不仅不能为国家所用，反而还通过兼并土地、税负转嫁等方式侵吞国家的税基，使国家财政陷于危机之中。
为了摆脱危机，国家不断加重农民的赋税。宋代广大农民负担着繁重的租税和徭役。从赋税来看，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丁身税，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子按人头缴纳，除此还有“杂变”“支移”“折变”，等等，数不胜数。徭役既多且重，其中最繁重的是“职役”和“夫役”。“职役”按户等派遣，到官府衙门供役，服职役的农户即使是自耕农也常常为此倾家荡产。“夫役”近者几百里，远者数千里，运送之苦难以承受，“民被差役，如遭寇虏”。在繁重的剥削和奴役下，百姓无以为生，而“四民之中，维农最苦”。农民辛苦劳作，若遇灾情，则转死沟壑，幸有所获，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秕糠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
。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从而破坏了宋帝国乡村基层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
说到“积弱”，宋代留给后人的印象可以以宋真宗时期与辽国议和的“澶渊之盟”以及宋仁宗时期与西夏的“庆历和议”为典型。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圣宗和萧太后带领辽军南下侵略宋朝，闰九月，入宋境内，十一月在连破一些州城后，直抵澶州，直接威胁宋的都城开封。宋君臣震动。王钦若和陈尧叟主张迁都。宰相寇准和毕士安坚决主张宋真宗亲征。经过激烈的争论，宋真宗终于亲自出征，大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宋真宗至澶州，渡河抚慰诸将。辽军受挫，难以支持战争继续进行下去。辽军请和，毕士安也主和。宋真宗对抗辽本来就是举棋不定，这时更希望尽早回师，同意议和。经过数次交涉，十二月，双方议和成。和约规定：宋朝每年输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双方为兄弟之国。澶州又称为澶渊，所以这次和约又称为“澶渊之盟”。宋朝统治者在军事力量不足的情况下用金钱供奉暂时换得了宋辽之间的和平局面。
宋仁宗康定元年至庆历二年（公元1040年—公元1042年），西夏和宋发生了三川口（今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和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三次大的战斗。宋军遭受惨重的失败。由于连年战争，西夏与北宋的经济都遭受到严重损失。（公元1044年），宋和西夏签订和约。和议规定，西夏取消帝号，宋册封元昊为夏国王，宋每年赐西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宋夏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
宋夏战争虽然以“庆历和议”、李元昊对北宋称臣而宣告结束，但这个看似比澶渊之盟还要光鲜的结局掩盖不了在战争期间宋军在战场上一败再败的耻辱。在经济实力、兵力对比等各方面都拥有“量”的优势前提下，宋军仍然屡战屡败是无法理解的。人们没法不将之视为“弱”。这个“弱”主要是体现在军人素质之低下、军队的战斗力之孱弱上面，而不是囊括经济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宋军战斗力之“弱”，是北宋开国以来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重文轻武政策的结果。在这些政策下，宋朝军队的军纪松弛，将领不和，兵源质量差，军队的战斗力自然上不去。再加上宋军实行将兵分离制度，平时无人严加管教和训练士兵，其战斗力之低自然可想而知。
在“三冗”问题的困扰下，北宋王朝积贫积弱，宋王朝的统治已经处在了一个转折点上。
军政之腐败、军队战斗力之低下，使得北宋王朝在对辽、西夏的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由于冗兵、冗官以及各种靡费所造成的“冗费”，也使北宋政府面临着愈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政权中，地方官与民众直接接触最多，如果基层单位“冗官”“冗吏”不作为，对民众的伤害最大，也最容易引发民间动荡。
到宋仁宗末年，也就是北宋建立百年之际，国势不振的局面几已无法挽回，各种矛盾已经日趋尖锐。“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财力日以困穷”，而最高统治者却“高居深拱，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朝野上下“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
，但求侥幸。正像南宋朱熹所说：“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时节，国势却如此缓弱，事多不理。”
这种状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