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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朝在历经了初期七十余年的恢复、发展后，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出现了保守与停滞的种种迹象。主要原因是仁、宣之后，明王朝统治者大体遵守内敛和守成的治国理念，不思进取。长期相对稳定、太平、萎靡的环境，使统治者失去了锐意进取与革新发展的积极上进作风，从而滋生了政治腐败及其种种新的社会问题。
到明朝中期，伴随着统治者的惰政，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财政的日益匮乏，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
明朝中期统治危机的出现，与皇帝怠政有很大的关系。
自仁、宣开始，明朝治国理念渐趋因循保守。从明英宗开始，几乎历代君主大都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明英宗正统后期，宦官王振专权，最终酿成“土木堡之变”，明朝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明英宗被瓦剌所俘，国力因此大大削弱，最后因为于谦拥立明代宗才暂时渡过统治危机。明英宗复辟之后，打击景泰朝正直官员，重用“功臣”曹吉祥、石亨等，最终竟酿成“曹石之变”。明宪宗即位不久，即深居宫中，疏于政事，刑部官员李旦一针见血地指出：“神仙、佛老、外戚、女谒、声色、货利、奇技淫巧，皆陛下素所惑溺，而左右近习交相诱之。”
即使是被称为“中兴之王”的明孝宗，在执政中后期也宠信宦官，怠于政事，等待他处理的奏章甚至有“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
的情况。明武宗更是离谱，在位期间绝大部分时间“巡游”在外，嬉戏玩耍，严重地影响到他对朝政的处理。正德十五年（1520年），毛砺庵说，由于皇帝不在京城，许多事务均等皇帝御批定夺，“今各衙门题奏文书，已经臣等拟票封进……自去年八月以后，至今年正、二月，文书虽经奏过尚有多半未曾发回”
。君主怠政，身边佞臣乘机弄权，如明武宗“常以杯杓自随。左右欲乘其昏醉，以市权乱政”
。明世宗统治几近半个世纪之久，其间迷信道教长生之道，将主要精力用于修仙祈求长生上面，权臣严嵩父子长期霸占朝政，祸国殃民，最终浪费了大好年华，将明朝带上了一条危机重重的覆亡之路，《明史》评价明世宗：“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
应当说，这是公允之论。
宦官是皇权专制的伴生物。历史上宦官专权不乏其例，以“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
。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宦官专权对于明朝政权的严重危害，曾严格限制宦官的权力。到洪武中期，文武勋臣遭到诛戮贬斥，朱元璋又起用宦官参与传宣谕旨、出使等种种重要的政治活动。明成祖朱棣对宦官更是多所委任。明宣宗朱瞻基还让宦官代替自己“批红”。随着宦官权势的不断上升与膨胀，他们便利用皇权至上的威严和皇帝怠政的心理，窃取部分皇权作威作福，从而形成专权乱政的腐败政治。
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初年（1436年），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辅政。此时社会稳定，统治阶层一味守成，歌舞升平，善于投机取巧的宦官王振渐渐取得显赫的地位，明朝宦官专权由此拉开帷幕。也正是从正统年间开始，明王朝的国势开始走向了衰弱之路。
明英宗继位后，命王振掌管司礼监，“宠信之，呼为‘先生’而不名”
。王振则“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
。正统七年（1442年），对宦官管束甚严的张太后去世，王振更加肆无忌惮，公然毁掉洪武年间所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碑，“于是权悉归振矣”
。王振进一步安插亲信控制锦衣卫，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一时朝中官僚“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赇赂辏集”
，在外方面大臣“俱攫金进见，每当朝觐日，进见者以百金为恒，千金者始得醉饱出，由是竞趋苞苴，乃被容接，都御史陈镒、王文俱跪门俯首焉”
。乃至一般公侯勋戚都尊称他为“翁父”。
王振迷信佛教，滥发度牒，大肆挥霍财物，兴建佛寺。百官趋炎附势，一味阿谀献媚，政治混乱不堪。加之对麓川用兵，劳民饬财，“以一隅骚动天下”
。由于瓦剌的兴起和不断南下，王振与明英宗合演了一出“土木之变”的闹剧。结果王振身亡而英宗被俘。于谦辅佐郕王朱祁钰主政，并组织北京保卫战，击退了瓦剌的进攻，才迫使瓦剌放回英宗。明英宗复辟后，又继续重用宦官。明宪宗时，宦官的势力有增无减，愈演愈烈。汪直利用特务机关西厂（创设于1477年）为所欲为，他们打击政敌，大肆制造冤狱，将朝局搞得乌烟瘴气以至于时人“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
。明孝宗朱佑樘上台后，曾试图刷新政治，任用忠贤，斥逐奸邪，抑制宦官势力。弘治八年（1495年）后，他依然经不起宦官李广等人的诱导，热衷于烧炼、斋醮等求长生之事，宦官乱政的情况依然存在。明武宗朱厚照是一个“好逸乐”的帝王，他当太子时，刘瑾就伙同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八虎”诱导其嬉戏，登基继位后，更是巡游无度，以致“政事多乖，号令不信”
[1]
。刘瑾一伙因而得以飞扬跋扈，“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每私谒，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皆称刘太监而不名”
。刘瑾还在锦衣卫、东西厂之外，再设特务机关内行厂，“屡兴冤狱”，宦官乱政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成化至正德年间的宦官专政，产生了严重的恶果。
第一，宦官操纵官员的升迁，扰乱正常的官员晋升。如京官京操和外官朝觐时俱要先拜见刘瑾，以求脱罪升迁，“大小辟奉命出外及还京者，朝见毕，必赴瑾见辞以为常”
。在成化及正德年间，有大量官员包括首辅、尚书、侍郎或总兵官等，皆因反对宦官专权而遭到免职。
第二，影响行政运转。宦官利用司礼监批红之权，为求一己之私利干预朝政，于是“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
。
第三，扰乱军事指挥与管辖权。宦官以监军、镇守或守备等名义，到京军大营、随军队出征或者到边镇参与军兵管理。他们往往自恃甚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正德二年（1507年），在刘瑾的操纵下，“镇守太监悉如巡抚、都御史之制，干预刑名政事”
。这些监军到军镇后，“据首席，而协同者为侯伯则上坐，都督则侧坐耳”
。
第四，操纵厂卫等特务机关，制造恐怖政治。他们控制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以“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为名，肆意罗织罪名，排除异己，无所不用其极。
第五，经济犯罪极其严重。宦官贪污和浪费惊人。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收受贿赂，像成化时东厂太监尚铭，“闻京师有富室，辄以事罗织，得重贿乃已。卖官鬻爵，无所不至”
。刘瑾气焰更为嚣张，外官进京朝觐，“各敛银赂之，每省至二万两。往往贷于京师富豪，复任之日，取辟库贮倍偿之，名曰‘京债’。上下交往，恬不为异”
，许多官员因此而“家业荡然”。
总之，明朝中期，在宦官、佞臣长期把持之下，正直耿介的官员遭到打击排斥，一味行贿献媚曲意逢迎的奸邪之辈则官运亨通。官吏的铨选考核制度和国家的政治秩序遭到破坏，各级官吏贪污腐败，素质低劣，无法对社会实行规范有序的控制管理。这一切都进一步加深了统治者的危机，激化了社会矛盾，使政局向着更着更加糟糕的方向发展。
在皇帝怠政、因循守成以及宦官专政的大背景下，明中期的官僚队伍也出现了萎靡不振、政治腐败等情况。自明英宗正统以来，吏治败坏日甚一日。英宗时，宦官王振当朝，大肆贪污，及其事败没籍时，所抄金银六十余库，玉盘数百，珊瑚高达六七层者有二十余株之多。武宗时，宦官刘瑾掌控朝政，凡官吏入见，例索千金至四五千金。他弄权败落抄家时，仅黄金就搜出二万两，其他财物之多自不待言。世宗嘉靖时，严嵩为首辅二十一年中，凡文武百官进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公开以卖官聚富。他倒台后，抄出黄金达三十万两，白银两百万两，其他珍宝无数，而其时国库太仓存银尚不足十万两。吏制之败坏足见其端绪。
明朝的选官取士之法，用人率重科举，而科举取士率重文章。士子们皓首穷经，在科举考试的指挥棒下，主要精力用于研读《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式。在谋取一官半职后，为保住来之不易的权与利，大都选择明哲保身，见风使舵，行政能力越来越低下。如作为行政中枢的内阁官员，曲意迎奉、互相倾轧、结党营私者多，主持正义、关心民瘼者少，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腐败应时而生。
同时，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商品贷币经济渐趋活跃，在当时全社会奢靡享受之风的影响下，官员以权谋私的风气日渐浓重。王廷相比较了明朝前、中期的贪污之风说：“先朝岂无贿者，馈及百两，人已骇其多矣。今也动称辄数千，或乃数万矣……先朝受贿者，暮夜而行，潜灭其迹，犹恐人知矣。今也纳贿受赂，公行无忌，岂非士风大坏矣。”
贪赃必然枉法，如巡按御史和监察御史们作为“天子耳目”，本为纠察百官以整肃吏治而设，但他们也大多身不由己，公然收受贿赂。
总之，明朝中期以后，整个国家统治机器已经锈蚀不堪，吏治败坏，贪污私饱，贿赂腐败之风猖行，政治腐败已经成为明王朝另外一个沉疴积弊。
土地兼并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常态痼疾。抑制土地兼并、调整土地分配关系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明太祖打击豪强地主，“移民就宽乡”，培养了一大批自耕农。明代中期，社会各阶层开始分化，原本归官府和普通百姓所有的土地，逐渐被诸王、勋戚、缙绅贵族等特权阶层所侵占，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力大大降低。宗藩勋戚互相攀比，请求皇帝封赐土地，“名为奏求，实豪夺而已。”
“求情及夺占民田者无算”，“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在藩王集中的河南，有“中州地半入藩府”之说。中小地主也依仗权势，采取欺诈等手段巧取豪夺，大肆兼并百姓土地。军屯、民屯和商屯土地，成为兼并的重要对象。根据明王朝对耕地的管理方法，都司卫所管辖的耕地面积很大，后来，由于卫所旗军职能的转变，屯田大量流失，并普遍出现了军田民佃的情况。南京的一些卫所，“行数十里，俱是旷地。葮莽极目，不胜凄凉”
。这些土地又转手成为地主猎取的对象。同时，商品货币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加速了土地的商品化，土地买卖更加迅速和频繁。
极为可怕的是，兼并土地的狂潮造成了三个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一，土地兼并波及军卫屯田，导致了军屯制度的破坏。弘治年间，已有官员指出，“不知始自何年，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
。
第二，国家控制的土地急剧流失。明初国家控制的土地数额为八百五十余万顷，弘治十五年（1502年）仅有四百二十二万余顷，“天下额田已减强半”，其去向“非拨给于藩府，则欺隐于猾民”，在这种情况下，“赋税何从出，国何从足耶？”
第三，皇、官庄田和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隐漏赋税的结果，必然加重普通农民的负担。明初宣布原北方“永不起科”的田地，至景泰年间已全部征科赋税。正统初年规定江南诸省田赋中的一部分米麦折银上交，谓之“金花银”，比例为粮四石折银一两，至成化时提高到每一石税粮征银一两，凭空增加三倍。明中叶官私田租极重，往往“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
。而官府编排差役时放富差贫的做法，则使“贫者弃祖离乡”
，“愈遗累于当役之小民”
。正德以后，官府本已把各项力役差役改为银差，结果纳银之后又复征力差，百姓苦不堪言。一般地主无减免特权，便贿赂官府，采取把田地投献寄于可免杂役的仕宦、缙绅名下和把田地分散到小农名下以降低户等的“诡寄”“飞洒”等手段，以逃避赋役，转嫁他人。以致“有地无立锥而籍逾顷亩者，有田连阡陌而版籍无担石者”
。地方官则援用里甲“赔纳”法将隐逃的赋役俱令小户赔偿，“小户逃绝，令里长；里长逃绝，令粮长；粮长负累之久，亦皆归于逃且绝而已”
。赔纳越重，逃亡越多，土地兼并越严重。恶性循环的结果，最终“民苦赋役，十室九空”
，田地抛荒，出现大批无业流民。明朝后期，有人总结明朝土地买卖的变化特点说：“百年田地转三家，言百年之内，兴废无常，必有转售其田至于三家也。今则不然……十年之间，已易数主。”
耕地集中在特权阶层后，他们大多千方百计逃避赋税，将赋役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农民的负担相应加重。广大农民极端苦困，“佣丐衣食以度日，父母妻子啼饥号寒者十室八九”
。饥民扶老携幼，“采野菜煮榆皮而食，百十为群，沿途住宿。皆因饥饿而逃者”
。
明初由于土地关系尚未理顺，加以赋役不均，一些地方零星地发生了农民抵抗政府举动，但国内局势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从正统末年开始，民间动荡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以破产农民为主力，流民反政府的运动不断发生。在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处，相继爆发了生活在基层的农民、矿工、渔户等为了生存所进行的杀官军、占官府、抢粮食等现象。
以正德年间为例。正德年间，京畿地区皇、官庄田急剧膨胀，加上军屯占地及豪强地主侵吞，土地兼并格外严重。而且正统以来政府令畿内民家代养边马，百姓负担沉重。这一带靠近京城，宦官厂卫施暴的危害也更酷烈，官民矛盾特别尖锐激烈。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刘六、刘七首先在霸县揭竿而起，贫苦农民纷纷响应，“弃家从乱者比比而是”
。起事队伍很快又和赵燧等领导的河南等地的反政府军队会合，发展成数十万大军，转战于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广、南直隶、江西等地。他们树起“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
大旗，几次进逼南北二京，矛头直指明王朝统治中心，在明王朝腹心地区造成巨大震动，被统治阶级哀叹为“丧乱之惨，乃百十年来所未有者”。武宗不但出动京营禁军，而且征调延绥宣大边兵及一些地方军队围追堵截，历时三年，才将此镇压下去。
为了平息民间动荡与从混乱中恢复统治秩序，明朝政府不得不动用大批军队平乱，从而导致国库财政的虚耗。这种情况，对明王朝的基层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明史·食货志》记载，嘉靖时，政府每年收入田赋约两百万两，而支出竟达五百万两之多，岁收不足支出之半。嘉靖三十年（1551年），政府支出为五百九十五万两，收入则不足两百万两，亏空几近四百万两，超出收入的两倍。自嘉靖七年至穆宗隆庆元年（1528—1567年）的四十年间，几乎岁岁出现超支，平均每年亏空在二三百万两之数。隆庆元年（1567年）太仓存银一百三十万两，而当年支出竟多达五百五十三万两，也就是说，全年库存不足三个月之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全国年输京粮谷四百万石，而朝廷需要向各地王府支付的俸禄粮就多达八百五十三万石，不足半数。
大量事实说明，到明王朝中期，国家赖以存在的财政经济已经陷入“四方之民力竭，各处之库藏空失”的积贫积弱、几近崩溃的境地，伴随着财政危机而来的，则是各类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财政匮乏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危机，正不断地把明王朝国家政治乃至社会生活推向崩溃的境地。
明中期后，虏患日深，边事旧废，北方鞑靼和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掠变本加厉。明政府每年用于国防上的军费支出也扶摇直上。边饷由弘治、正德年间的四十多万两白银，猛增至世宗嘉靖年间的二百七十余万两，至神宗万历时，更达三百八十五万两之多。
这对本来已债台高筑的朱明王朝，无疑是雪上加霜。
明朝中期，北方蒙古部落的俺答汗拥有骑兵十万，活动于今呼和浩特一带，并与西部河套的吉能部和东部辽东的土蛮部彼此呼应，不断侵扰三北边境。为此，明朝廷“增兵增饷，选卫修垣，万姓疲劳，海内虚耗”
，每年仅九边军费即需银二百七十六万两，然而却收效甚微。嘉靖时，蒙古贵族曾数次入侵内地。明政府边将却敌无方，却精于钻营之道，将诸边军粮百万，强半贿赂严嵩，造成军力饥疲，边防大坏。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率兵长驱直逼北京城下，朝野为之震惊。终嘉靖朝，鞑靼先后三次兵临京师，给明朝统治者造成严重威胁。与此同时，东南沿海倭寇活动猖獗，葡萄牙侵占澳门也发生在嘉靖中期。
种种事实表明，明王朝在立国二百年后，已经内外交困，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统治危机。张居正将此概括为五大弊症：“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
面对上述种种社会问题，从明世宗朱厚熜的嘉庆年间开始，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开始着手尝试某些改革，试图缓和日益紧张的社会矛盾，以挽救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
[1]
《明史》卷188，《刘
传》，第49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