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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体制中最主要的一对矛盾。
从法理上讲，专制之意就是将权力授予一人的一种治国方式，即国家的一切大事均由君主一人裁决。但是国家之大，事情之多不是凭专制君主一人的精力来日理万机就能够解决了的，于是便有了“助理万机”的宰相的设置。但从一开始，皇帝和宰相在分权的概念上即是模糊的，虽也有权相将皇帝置于傀儡地位的事实，如秦二世统治时期，但从总的发展趋势上看，皇权是朝着扩大并膨胀的方向发展的，相权则一步步缩小。
中国历史上君主与丞相的权力之争，到明代朱元璋时终以君权的绝对胜利而告终，其标志就是丞相制度的废除与内阁制度的设立。
与前代相比，明朝中央政权机构，总体上是围绕着加强皇权，加强中央对全国各级行政机构的控制而设置、演变的。
明王朝建立初期，沿用元制，在中央设中书省，由左、右丞相统率百官，总理政务。明初成立的中书省机构庞大，品级高，职权重。有左、右丞相，均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等高级官员，“率以勋臣领其事”。作为职能办事人员的，有左司、右司、郎中、中书舍人等。六部是中书省的下属机构，总掌地方军政刑狱的行中书省，亦直属中书省。中书省的职权是“综理机务”，所有给皇帝的奏报，都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都经中书省再下达。对这样一个中央机构的重要性，朱元璋有着充分的认识。他曾一再强调：“国家之事，总之者中书，分理者六部，至为要职。”
敕谕中书省臣“卿等任居宰辅，其振举大纲以率百僚，赞朕为治”
。“中书，法度之本，百司之所禀承。凡朝廷命令政教，皆由斯出”
。在给左、右丞相的诰中，朱元璋也强调“冢宰之职，出纳王命……进退庶职，亦为重要”
。
但是，这样一个权重震主的最高权力机构，与历代在政治制度上不断压抑相权以尊君权的总趋势是相抵牾的，也是追求大权独揽的朱元璋所忌讳的。果然不久，明太祖朱元璋就认为丞相权势过重，是导致权臣专权乱政的重要因素。于是，在强调中书省职责重要的同时，朱元璋又指出“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
；秦亡是由于设了丞相，“臣张君之威福”
。在明王朝渡过统治危机政局稍稳后，朱元璋便开始对中书省严密防范，寻找机会将其撤裁。
朱元璋的集权措施主要表现在：
第一，全面控制中书省的日常运作。在《高皇帝宝训》中，有对中书省一系列的敕谕，其内容涉及天象，议律，免地方秋粮，诛户部主事、知县，赏赐军士，整理甲胄，外交，袭封衍圣公，大祀礼，赈济孤老，访求卜士，召用官员等等，即包括了军、政、外交、人事、刑律、文教、财政等各个方面。在《谕秦王府文武官》中，明太祖朱元璋还特别指出“其中书省草茅行移是致错朕旨意，难为听命者，今后如敕施行”。
第二，不断调换中书省的人选，裁削中书省官员的权力。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令平章政事李伯升、李思齐，右丞王溥“食禄不署事”
，把参知政事睢稼改为弘文馆学士，借故杀了左丞杨宪。洪武四年（1371年），对左丞相李善长以“其年既高，驱驰侍立，朕心不忍”为借口，下诏让他致仕，把这位年仅五十八岁，功勋显著，威望甚高的开国元勋轻易地排挤出了中书省。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又汰平章政事、参知政事，把冯冕改为刑部尚书，陈宁改为左御史大夫，右丞丁玉改为右御史大夫，而把左、右丞汪广洋、胡惟庸分别调为丞相。洪武十二年（1379年），任左丞的殷哲，不到一年便受命致仕。通过一系列调整，中书省主要官员很难久居其位，也很难安居其位。
第三，切断中书省与六部及地方行政机构之间的联系。朱元璋把行省改为上承下宣的布政使司，以去掉中书省对地方的统属关系。在中央则全方位加以钳制中书省的权力。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诏臣民言事者，实封达御前”
；成立通政司，使四方奏疏可不经中书省而上达；命李善长等“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
，即借元勋重臣压制中书省。洪武十一年（1378年），“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
，以切断中书省与六部各司的联系。至此，中书省除了和皇帝联系外，已是完全孤立了。
第四，废丞相。在完成了上述诸项措施后，洪武十二年（1379年），朱元璋借胡惟庸“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
、汪广洋“浮沉守位”等罪名，先贬、杀汪广洋，然后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谋反罪又杀胡惟庸，株连竟达三万余人，然后“特诏天下罢中书省，广都府，升六部”，使“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
。即提高六部官秩职权，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均直属皇帝，从制度上终止了已存在一千五百多年的丞相制度，实现了朱元璋独揽最高军政大权的权力欲望。朱元璋的这一措施，解决了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强化了以皇权为代表的中央集权。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诏谕：“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在《皇明祖训》首章中，他亦书明“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还将祖训“立为家法”，“后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
事实说明，朱元璋的种种措施，无一不是为了防止和消除统治集团内部可能发生的夺权的隐患，使中央政权达到空前的强大。他的集权政策及其措施，也确实是有效地防止了历史上时有发生的相权对皇权的威胁、外戚专权、藩镇跋扈。中央集权确实达到了空前的强大。明初，政令下达，官员如臂使指，当“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时，都是“拱手听命，无敢后时”
。在此基础上，明中叶以后，虽然有些皇帝往往长期不上朝，而国家机器仍得以继续运转；嘉靖、万历年间，实际上是代行着皇权的内阁首辅严嵩、张居正，并不敢有问鼎之心；权势薰天，被称为“站的皇帝”“九千岁”的刘瑾、魏忠贤，也都只“能为乱而不能为变”，均足以说明这一点。
撤中书省之初，朱元璋对“政皆独断”颇为得意，但事隔不久，他就发现单凭君主一人之力很难应付堆积如山的各种政务文海。
据给事中张元辅统计，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至二十一日，“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
。朱元璋即使“昧爽临朝，日晏忘餐”还是招架不了，他不得不承认，“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密勿论思，不可无人”，因此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朱元璋决定设春夏秋冬辅官，以王本、杜佑、赵民望、吴源等人兼任。职责是帮助皇帝覆核司法、人事等工作，与皇帝“讲论治道”，个别参与研究皇帝提出的一些大政问题。四辅官兼太子宾客，位列公侯都督之下，六部尚书之上。朱元璋要求他们“德和天人，均调四时”，“辅朕以掌民命”，“心常格神，行常履道，佐理赞化，以安生民”
。但是，为了确保他们不能威胁皇权，朱元璋只选用那些善属文，勤慎好学，“起田家，惇朴无他长”
的硕学老儒。这些人缺乏政治经验，精力不足而处事迂腐不决，以致起不到“佐理”的实际作用。在失望之余，朱元璋“遂废不复置”
。四辅官的设置时间很短，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四辅官制失败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先后下令，命司法部门改判案件及各部门之奏章，均由翰林院“会议”“考驳”，认为“平允”才奏闻，“署其衔曰：‘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某’，列名书之”
。即将“生杀大事主于词臣”
。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设文渊阁、武英殿、文华殿等五殿阁大学士，秩正五品，侍从左右，以备顾问，协助处理政务公文。这些大学士于宫内殿阁办公，亦称内阁学士。内阁学士“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
，并无独立裁决行政事务的权力，只是皇帝的助理、秘书班子。这种情况，在《华盖殿大学士刘仲质诰文》中说得很是清楚。诰文先说“朕阅宋书，见尚文之美”，然后说“今特效宋制，以诸殿阁之名，礼今之儒，必欲近侍之有补，民同宋乐，文并欧、苏”，可见殿阁之臣只要执笔为文，便是无忝斯职。这点，从朱元璋所用殿阁学士的特长也可以窥见一二。刘仲质是翰林典籍，校正过《春秋本末》，“博通经史，文体典确”。其余殿阁学士，吴伯宗是检讨，有文才，“帝制十题命赋，援笔立就”。吴沉是典籍，曾受命编《精诚录》并撰序。宋讷是翰林学士，因受命撰《宣庙圣碑》称旨而入阁。即他们都是“以文字翰墨为勋绩”的文学侍从之臣。同时，朱元璋还征召了“明经老成”的鲍恂、余诠、张长年为文华殿大学士，只因这些人“皆以老疾固辞”才放还。这时的殿阁学士都是正五品，“不过侍左右、备顾问而已”
，具体任务是核阅公文，协助文墨工作，对于政事并无参与。可见，洪武年间，虽有殿阁之臣，还并无内阁之实，阁臣也不过是皇帝的笔杆子或者文字顾问而已。
永乐时，内阁成员的素质、职能，比洪武时相比有了显著的变化。朱棣以藩王身份夺得帝位后，面对复杂动荡的政局，迅速选拔了职位卑微，但年轻、精干，忠于自己的解缙、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七人“并直文渊阁”，开内阁于东阁门内，把各种机要事务、奏章文书，全都集中到内阁拟办。并把他们一再提升为侍读、侍讲等职，让他们“朝夕左右”，参与有关征战、防边、立储、用人、征调、蠲免赋役等军国大政的商讨，“机密重务悉预闻”
，开了殿阁之臣参与军国大事的先例。
对于上述殿阁之臣，朱棣十分信任与倚重，不仅整日让他们伴随左右，参与机要，甚至“帝就寝，犹赐坐榻前语”
。对于他们的家人，朱棣也极尽笼络之能事，让皇后在柔仪殿接见、慰劳七人之命妇，赐给五品冠服。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又让他们兼职辅导太子。立春日，赐给他们每人一袭金织文绮衣，“与尚书埒”，并肯定他们“勤劳助益，不在尚书下”，鼓励他们“尽心职任”，做到“君臣各尽其道”
。对他们的“从容献纳”，亦“尝虚己以听”
。永乐五年（1407年），鉴于胡广考满被调出，朱棣特意知照吏部：“（胡）广等侍朕日久，继今考满，勿改外任。”
从此阁臣不外调便成为惯例，而阁臣设置遂成为常制，人员也相对稳定下来。
永乐七年（1409年）以后，明成祖朱棣一再北征、北巡，这时殿阁之臣只剩下五人，仍命杨荣、胡广、金幼孜扈从北上，参与运筹帷幄，而让杨士奇、黄淮辅太子监国。这些事实，都足以说明成祖朱棣确是把他们作为“耳目心腹”来信任与倚重的。朱棣曾说：“天下事，咸朕与若等同计，非若六卿之分理也。”
这是符合事实的。以后，又先后进升他们为翰林学士、文渊阁大学士或左春坊大学士。胡广去世时，谥文穆，开了文臣得谥号的先例。明成祖朱棣在榆木川去世时，也是由杨荣“讣京师，幼孜护梓宫归”
。而太子则命杨荣“与蹇义、杨士奇议诸所宜行者”
。这一切，都是洪武时殿阁学士所无法翘望的。
不过，尽管如此，碍于祖制，终永乐一朝，内阁诸臣也始终只是五品官，只戴翰林之衔，仍没有正式的官称。阁臣设置虽已成为常制，但内阁并非一个稳定的行政机构，它没有法定的地位，没有衙署，没有印信，人员数额不固定，“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
，既没有下属，与政府各部门亦无联系，甚至在太宗、仁宗两朝实录中，连“内阁”这个名称都没有。他们只是在文渊阁值班，起草诰敕，献计献策，没有任何裁决政务或发布指示的权力。这与“军国事皆倚办”“数奉命兼理他部事”的蹇义，和“帝北巡，命兼摄行在礼部、兵部、都察院事”“帝北征，辅太孙留守北京，总行在九卿事”
的户部尚书夏原吉等之权势，是根本无法比拟的。这种情况，直到洪熙、宣德以后才有了比较实质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