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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王朝国家治理的历史上，张居正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政治人物。
张居正曾经说过：“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
这话是张居正说给别人听的，但从某种程度而言，亦未尝不可以将此看作是他对自己的勉励之语。
诚然，人类社会上的事情全是由人自己来完成的，但人又分三六九等，不同能力、不同愿望的人，做成的事情自然也就不同。普通人只能做普通的事情。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完成千载流传需要历史传承的大事情。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把握了历史机遇的“非常之人”。
作为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面对明朝中期日益凸显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张居正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在改革中，始终坚持安民固本的原则。
一般而言，在中国传统政治时代，“安民固本”不过是一种政治理想而已，统治者常常将此挂在嘴边，但真正能够认真践行的却是寥寥无几。但张居正居然做到了，原因其实很简单，他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
张居正认为，民是天下的根本，国家施政应当着重维护民众的利益，只有大多数“民”的生活安定，国家才能安定。他说：“自古虽极治之时，不能无夷狄、盗贼之患，唯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
可见在他看来，民生才是治理的根本，“根本固者，华实必茂；源流深者，光澜必章”
。在此思想基础上，张居正提出了“固邦本”的政治主张。
张居正确实道出了中国数千年王朝兴亡的基本规律：民安则国安，民乱则国乱，民反则国亡。民众才是决定政治兴衰、改朝换代的主人。所谓“固邦本”，就是要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
张居正说：“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
治国理政的要害，莫过于使民安定；使民安定的要处，则在于体察与解决他们的疾苦。为此，张居正执政后，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运用强大行政手段改善民众生计问题，缓解已处于剑拔弩张的社会矛盾。
张居正力主实行省征发、轻关市，以利农商的发展经济政策。他说：“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农商之势常若权衡。”这里，张居正对农业与商业之间的互辅互利、相互依托的关系认识得既清楚又透彻，眼光之犀利为管仲以后所仅有。他进一步指出：“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
张居正商农并重的经济思想，在以重农抑商为传统的中国农本社会里，不能不说是一种真知灼见。
在张居正以前，虽然也有人提出“重商”的理论，但他们始终没走出商是末富的理论。只有张居正才真正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恢复了“商”本该应有的地位。因为他的影响力，新兴的工商业者才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明王朝是中国商业发生质变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质变又是从张居正开始的。正是在张居正“商农并重经济思想”的影响下，黄宗羲才明确地提出了“工商皆本论”。
除了通过改善管理机制和发展农商经济来解决财政危机之外，如何严格控制政府庞杂的支出与浪费，也是张居正在新政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只有在“开源”的同时，抓好“节流”的环节，才能使经济的振兴不至于落空，财政的丰收不流于枉费，从而收到富国裕民的良好效果。张居正主张从生产的主体——民的负担入手，通过节约各项费用，减轻民的负担，以达到固本的目的。皇室的耗费和国防费用的支出，是政府当时两项巨大的财政用项。对于皇室奢靡的用度，由于张居正加强了内阁的权力，对其有所限制。诸多开销，经其“锱铢必争”，能省则省，减即减。明穆宗隆庆五六年间，皇室抚赏所费，即由原来每年百余万两，减至不足万两，而年节赐宴费用，也由于张居正的力争而罢停。宗藩封王之俸禄，历来世袭，至嘉靖末，始重定条例，大加裁损，以减少国家支费。万历六年（1578年），经张居正再次纂定守藩条例，停止封爵世袭，汰除冗费颇多。万历五年（1577年）五月，皇太后要求翻整修葺慈庆、慈宁两宫，张居正认为此乃耗费不急之务，予以驳回。太监崔敏请买金珠，张居正予以严辞拒绝。至万历九年（1581年），国家财政状况已基本好转，张居正奏请明神宗将隆庆元年（1567年）到万历七年（1579年）各省未完滞征钱粮100余万石，兵工二部马价、粮价等项悉数蠲免，以减轻民众的负担。由此可见，张居正力倡节俭的主要目的，即在于一为国家节财用，二为国家固邦本。他曾意味深长地说过：“与其设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数以病民，孰若加意省俭，取之于自足之中以厚下乎？”张居正再三告诫那些当权者要“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上下唯务清心省事，安静不扰”。只有这样，才可使“庶民生可遂，而邦本获宁也”。
从一定意义上讲，张居正无愧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他能将工商放在与农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也确实以自己的能力与权力将“固邦本”的观念落实到了新政具体的实践之中，这种“知行合一”在明代，除了王阳明外，只有张居正可以做到。
张居正并没有将目光仅仅停留在减轻民众的负担、重视生产的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上面。他深深地懂得要使明王朝统治延续下去，首要在于安定民心。这就涉及对官吏的整顿以及对豪强地主的打击。
张居正秉政之时，正值大乱之势成，“上失其道，民散于下，贪吏虐政，又从而驱迫之”，一旦堤防溃决，“虽有智者，无如之何矣”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主张运用强硬手段更改颓势，“强公室，杜私门，省议论，核名实”
，提出“治体用刚”，主张“矫枉过正”，加强中央集权。
传统儒术讲求用中、用和，张居正则认为，“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伊尹、周公正是“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因此才能使“商、周之业，赖之以存”。由此观之，“虽刚，而不失为中也”
。“高皇帝（朱元璋）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强。”
张居正治国，推行“考成法”，“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开众正之路，杜群枉之门，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使“权珰贵戚，奉法遵令，俯首帖耳而不敢肆，狡夷强虏，献琛修贡，蹶角稽首而惟恐后”
。他的治理措施，对于挽救官场颓势，稳定社会秩序不无益处。
在当时天怒人怨的情况下，张居正力倡节俭，“轸念民穷”，敢于夺取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冒险地拿豪强地主开刀，清理田赋，打击豪右，不惜牺牲一些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通过“因民立政”“为政以法”来约束统治阶级，维护民众利益，以此赢得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在这以前，统治者的“崇本”常常是句空话，只有张居正才把“崇本”落到了实处，并将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是张居正不同于一般传统政治家的独特之处。
张居正执政期间，“通识时变，勇于任事”，以其缜密而有远见卓识的谋略和果敢魄力，“起衰振隳”
，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暂时解决了明王朝积重难返的一系列老大难问题，对社会和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使得明王朝“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
，一度出现中兴气象。张居正的改革，就那个时代看，是非常成功的，改革也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每一场改革，无不涉及各种利益关系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与北宋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所引发的社会震动并不剧烈，改革也在平稳有序中进行，改革的效果也很快就显现出来。政治上，在没有增加官员、衙门和政府开支的情况下，“考成法”使政令更具体划一，各衙门办事效率更为提高。在军事上有力地扫除了明中期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的局面，南倭北虏得以平息。在经济上，通过丈量田粮与一条鞭法，极大地增加了国库收入，与隆庆年间相比，国家多增收了三百多万亩田亩税和三百多万人口税，将过去财政收入连年亏损发展到绰有剩余。在没有加重百姓负担的状况下做到这一步确实功不可没。
今天，从全球化视野回顾张居正改革，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他的新政虽然不能解决明王朝当时面临的所有问题，但形成了一个万历中兴的极好时机，如果按照张居正改革的道路继续坚持深入走下去，不仅有可能扭转明中期以来所形成的种种颓势，而且甚至可以在国势强大的基础上与世界发展潮流齐头并进，使传统中国缓慢但不停息地向资本主义社会迈步。可惜的是，人亡政息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张居正刚死，明神宗就下令剥夺张居正生前所有的官秩，亦抄没其家产，张居正改革的进程也就从此中断。
这是明王朝的悲哀！
是世界大变局开端时代中国的悲哀！
当然也是张居正的悲哀！
但不管怎样说，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无论就其施政能力，抑或是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张居正都无愧列于“古今第一流人物”的门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