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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好学不倦、矻矻孜孜于经史的帝王并不多见，能够勤政爱民的帝王亦是不多见，而能够将好学、勤政与节俭兼融于一身而又将国家治理得卓有成效的帝王更是不多见，但康熙皇帝却是这不多见的几位古代君主之一。
第一，热爱学习，终生不辍。
康熙皇帝自五岁开始读书，十三岁能下笔成文。据康熙皇帝回忆，他“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
。亲政后，“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
他读书持之以恒，兴趣也越来越浓。其祖母孝庄文皇后恐苦读有伤其身体，曾加劝阻说：“贵为天子，岂欲应主司试而勤苦乃尔！”
但他仍嗜读不倦。
康熙皇帝写有《乾清宫读书记》，记述他自幼在乾清宫发奋读书、“性耽学问”的经历。文中说：“朕自冲龄，性耽学问。践阼讫今，罔自暇逸。未明求衣，待旦视事。讲臣执经，群公入奏，未尝一日不与相接。既退，裁决庶务，披览章疏，有闲则书册翰墨之外，无他嗜好。端居乾清宫，取六经之书，发而观之，以求契夫古圣人之心，将以致其用而未能也。又上下古今，盱衡数千载，思昔之人所以致其用者，而求之乎纪、志、表、传、编年、纪事之文，将以考其用而知其心之所存，朝斯夕斯，怡然忘倦。盖浩乎其未有涯，悠然其未有艾也。”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南巡，泊舟燕子矶，读书至三鼓。侍讲学士高士奇奏请宜少节养。康熙皇帝谕曰：“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阼，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施行。及读《大易》，观象玩占，于数圣人扶阳抑阴，防微杜渐，垂世立教之精心，朕皆反复探索，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扞格，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耳。”
康熙皇帝说自己自五岁即知读书，八岁即位后，“辄以学庸、训诂之左右”，必懂其意而后快，每日所读皆能成诵，从来不肯自欺。熟读四书且贯通之后，又读《尚书》，以“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施行”，这是符合基本事实的。
第二，进德修业，学而后知。
康熙皇帝从不承认自己是“天授”之才，认为每个人都是学而后知。他在《庭训》中说：“凡人进德修业，事事从读书起。多读书，则嗜欲澹；嗜欲澹，则费用省；费用省，则营求少；营求少，则立品高。读书之法，以经为主。苟经术深邃，然后观史。观史则能知人之贤愚，遇事得失，亦易明了。故凡事可论贵贱老少，惟读书不论贵贱老少。读书一卷，则有一卷之益；读书一日，则有一日之益。此夫子所以发愤忘食，学如不及也。”又说：“朕自幼好看书，今虽年高，万机之暇，犹手不释卷。诚以天下事繁，日有万机，为君者一身处九重之内，所知岂能尽乎？时常看书，知古人事，庶可以寡过。故朕理天下事五十余年，无甚差忒者，亦看书之益也。”
他还曾对臣下说：“朕常讲论天文地理，及算法声律之学，尔等闻之，辄奏曰：‘皇上由天授，非人力可及’。如此称誉朕躬，转掩却朕之虚心勤学处矣。尔等试思，虽古圣人，岂有生来即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务学必以敬慎为本。朕之学业，皆从敬慎中得来，何得谓天授非人力也？”
第三，涉猎的范围广泛。
康熙皇帝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举凡史乘、诸子百家、律吕、数理、佛教经谕、道书等，他无不涉猎，对自然科学也十分爱好。他曾说：“朕御极五十年，听政之暇，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曾研究。”
康熙皇帝对西方自然科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接触到西方自然科学并产生兴趣，是在他十五岁时，由一次因天文历算的激烈争论而引发。清初曾就采用中国传统制历方法，还是采用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历法展开过争论。杨光先上疏抨击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依西洋新法”制订的历书（名《时宪历》），但杨光先不学无术，所推算错误甚多。康熙七年（1668年），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南怀仁指出杨光先的错误。清廷大多数人不懂天文学，但支持杨光先，钦天监内则有人支持南怀仁。议政王大臣会议请皇帝“圣裁”。康熙皇帝召见杨光先、南怀仁，命二人各做一个明显的实验，以便人们能够一目了然而明辨是非。南怀仁建议由二人分别测定日晷的投影达到什么位置是第二天的正午。康熙皇帝表示同意，命大学士李霨主持“预测正午日影所止之处”的试验，结果南怀仁多次推算无误，而杨光先则有差误。于是康熙皇帝命南怀仁审查杨光先所造历书，南怀仁指出其“种种差误”。康熙皇帝再次命康亲王杰书、大学士图海、李霨到观象台主持测验，结果南怀仁“逐款皆符”，杨光先“逐款不合”。康熙皇帝遂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杨光先被罢斥。
这次争论激发了康熙皇帝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强烈愿望。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白晋、张诚（法国人）、安多（比利时人）等人被召为康熙皇帝讲解自然科学。他们献给康熙皇帝一批仪器，并为他编写了实用几何学纲要、静力学、天文学的讲稿。传教士们用满语或汉语讲解。康熙皇帝“听课、复习，并亲自绘图”，提出不懂的问题，练习使用仪器。康熙皇帝努力学习科学的热忱，使这些传教士惊讶不已。
康熙皇帝曾患疟疾，御医久治无效。传教士送给他金鸡纳霜（奎宁），服后痊愈，他因而对西方医学深感兴趣。传教士为他讲解患病的生理原因和解剖学。他曾指令一个画家专画人体分解图像，并在宫中建立一个由传教士主持的用化学方法制造药品的“实验室”，制造出一批药品。康熙皇帝对数学特别爱好，在传教士所献的仪器中，他最喜欢水平仪和望远镜，认为有裨于实用。南巡视河时，曾用水平仪实地测量黄河，指出河水泛滥是因为“河高于田”。望远镜则是康熙皇帝指挥战事的有力工具。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他第二次亲征噶尔丹，五月抵克鲁伦河。他登高“执圆镜远望”，观察地形，指挥军队占领要地。
应该说，勤奋学习，对于康熙皇帝治国理政能力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学以致用，目的明确。
康熙皇帝读书学习的目的十分明确。从儒家经籍中探求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从经史中借鉴政治得失，促使康熙皇帝好学敏求，乐而不疲。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皇帝巡幸塞外。“启銮，谕扈从诸臣曰：‘朕喜观书史，遍阅圣贤经传，而《通鉴》一书，关于治道，尤为切要。虽不时翻阅，恐有阙略，故将《资治通鉴》《纲目大全》诸书，皆以朱笔手自点定。以《通鉴纲目》卷帙繁多，未携至此。携《纲目汇纂》，用备披览。朕虽时时检阅，然不能尽记，尔等职司文翰，其各以所携书籍进览。’于是内阁翰林院、詹事府诸臣，以《通鉴》《文选》诸书呈进。”
第五，鼓励臣工掌握学习本领。
康熙皇帝不仅自己热爱学习，还鼓励臣下学习，他说：“凡文武各官，皆须读书，于古今得失，加意研究。”他将亲自点定的朱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等书，颁示臣工，要众人阅读。
第六，通过经筵、日讲以资治辅政是康熙皇帝的一个重要学习途径。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圣祖谕礼部曰：‘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功。朕于政务余闲，惟日研精经史。念经筵日讲，允属大典，宜即举行。尔部其详察典例，择吉具仪以闻。’”
经筵和日讲，即命讲官为皇帝进讲经史文学，讲课时以经书为本，以前代为鉴，学习治国安邦之道。通过经筵、日讲从儒家经典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道，是康熙皇帝好学敏求的动力，他常常与讲官在弘德殿讲论儒家经典，讨论帝王治国之道，并竭力汲取其中的可用成分，力求付诸实行。
对待经筵与日讲，康熙皇帝非常重视。他反对流于形式。自开经筵后，康熙皇帝一早就在乾清门御门听政；辰时，至弘德殿听讲官进讲，非有特殊情况，从不间断。酷暑季节，有人奏请暂停日讲，康熙却说：“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寒暑，不必辍讲。”
即使在出巡、狩猎甚至平定三藩之乱的紧张繁忙之际，他仍令讲官每日进讲如常。
康熙皇帝很重视实学。他要求经筵讲官在教学内容上要以帝王之道及其治世之大法和修身养性的儒家经典为主。他认为“《尚书》记载帝统道法，关切治理”；“思帝王之政之要，必本经史”；“朕惟以《春秋》者，帝王治世之大法，史外传心之要典也”；“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具在《论语》一书”
。他又要讲官进讲时，“对称颂之处，不得过为滥词，但取切要有裨实学”。他一再强调“文章以发挥义理，关系世道为贵”
。在教学方法上，他一反过去只由讲官敷陈，“拘泥章句，株守一隅”的讲课方法，提倡讨论式的启发性教学。他说：“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增长学问。今止讲官进讲，朕不复讲，但循例，日久将成故事，不惟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嗣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复讲，如此互相讨论，庶几有裨实学”
。后来，他又进一步阐发教学相长的道理。他说：“帝王之学，以明理为先，格物致知，必资讲论，向来日讲，惟讲官敷陈讲章，于经史精义，未能研究印证，朕心终有未慊……今思讲学，必互相阐发，方能融会义理，有裨身心。以后日讲，或应朕躬自讲朱注，或解说讲章，仍令讲官照常进讲。”
这样以便真正理解和阐发儒家经典内容的精神实质。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少见的精勤政务的君主。他综理万机，在位数十年，勤政“恒如一日”。
康熙《御制诗文集》载有康熙皇帝撰写的《宫中日课记》，记述他每日起居的情况。“未明求衣，辨色而起”，与讲官讨论经史义理。然后“出御宫门”听政，大学士和部院衙门官员“循序奏事，朕亲加咨度”，然后做出决定。御门听政毕，又与重要大臣商讨军国大计，“阁臣升阶，朕与详求治理，咨取军国者久之”。这之后是裁决宫禁之内的重要事情，每天上午完全忙于处理政务。午后，或读书，或作文，或写字，以写其自得之趣，“止此数事，已不觉其日之夕矣”。晚上，则燃烛批阅一日所进之奏章，仔细推敲，必审其理道之要而后已。夜半之后，才能寝息。康熙皇帝为政不懈，每日睡眠时间不过五六小时，据他自己说是因为不敢稍存懈逸之心而误国政，故特书《日课记》以自励，并作为自己勤政的座右铭。
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御门听政成为常朝制度。每日清晨，康熙皇帝至乾清门（多在乾清门东暖阁或懋勤殿东暖阁），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与大学士、学士处理折本；若出巡外地，则于晚上与扈从官员处理折本。除特殊情况外（如生病、大典等），从不间断，他“听政三十年来，无日不见诸大臣，共相咨议”，“于政事，无论大小，从未有草率完结者”
。
御门听政时，康熙皇帝常常询问有关官员或熟悉情况者的意见，然后作出决断，他说：部院诸事，朕向与诸臣商酌之。为了鼓励官员发表意见，康熙皇帝强调凡国家大事都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意见正确固然很好，即使不正确也无妨，以消除臣下顾虑。对缄默不言，依附随众者，往往严加训斥，说这种人有如“用一无用之物，于国家何益！”对凡事附会迎合皇帝者，则大不以为然，指出这是一种阿谀奉承的陋习，要求各以所见直陈，不要重复因循陋习，只知唯唯诺诺，一味颂扬“圣意”。康熙皇帝鼓励各官直陈己见，为的是择善而从，避免处理政务时出现失误和偏差，所以他直言不讳地对臣下说：“朕从来不惮改过，惟善是从。即如乾清门听政，虽朕意已定，但视何人之言为是，朕即择而行之，此尔等所共知也。”
在集议国家大政时，康熙皇帝不允许臣下说空话、套话。郎中苏立泰在面奏派往总河王光裕处有关事宜时，一开头就说：“臣奉旨宣谕总河王光裕毕，光裕奏云：臣本微员，蒙皇上殊恩，特擢授兹重任。”康熙皇帝立即加以制止，指出“此套话，不必陈述。尔可将看过河工具奏”。康熙皇帝反对臣下一味称颂皇帝圣明，认为浮词陈套之颂语都应停止。他对大学士说：臣工的职责是襄助皇帝“保邦于未危”，“成久安长治之业”，一切颂扬之语文俱属无益，“朕见近来颂圣之语殊多，悉应停止，凡事皆宜务实，何必崇尚虚文”。
由于长期御门听政，康熙皇帝形成了固定的生活和工作规律，如不御门听政，康熙皇帝就觉得不安。他说：“朕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即觉不安。若隔三四日，恐渐至倦怠，不能始终如一矣。”
即使是在患病期间，康熙皇帝也坚持御门听政。偶因病重，不能临御乾清门听政，他也因为“与诸大臣悬隔，思之如有所失”而谕令臣下进奏乾清宫。他还表示：“朕三十年来，每晨听政，面见诸臣，咨询得失，习以为常。今若行更改，非励精求治初终罔间之道，且与诸臣接见稍疏，朕衷亦深眷念。”康熙三十四年冬，在他患病期间，大学士伊桑阿等奏请“暂停御乾清门听政”时，他又表示：“朕每日听政，从无间断，闲坐宫中，反觉怀抱不适。尔诸大臣面奏政事，朕意甚快，体中亦佳，今灼艾视前已愈，国政紧要，朕仍照常御门听政。”
对于政务，康熙皇帝从不敢懈怠，坚持当天政务必须当天处理完毕，他说：“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即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务安闲，则后日愈多壅积。万机至重，诚难稽延。”出巡时，他规定本章必须三日内送到行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月，康熙皇帝东巡视曲阜途中，京中奏章未按时送到。康熙皇帝异常焦急，频频催问，深夜不眠，坐待奏章。他谕扈从阁臣说“奏章关系国政，最为紧要”，不能一刻稽延，迟误将予重惩，谕令：“今日奏章不拘时刻到来，尔等即便进呈，朕宵兴省览。”当夜四鼓本章送到，康熙皇帝即披衣而起，一直审阅到天明，将折本处理完毕。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冬，康熙帝大病七十余日，两脚浮肿，右手不能写字，但是为了批答奏章，仍坚持用左手批阅而不假手于人。多年勤政，使他饱尝了帝王生活的甘苦与艰辛。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四月，他特地为此向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官员尽掏肺腑。他说：“朕自亲政以来，一切重要事务，都是亲自动手处理，从来不敢偷懒。在少壮时期，精力充沛，并不觉得劳苦，而今老境来临，精神渐减，办起事来便觉得疲惫不堪，批答奏章手也发颤。如果还像当年那样办事精详，则力所不及；如果草率处理，心中又非常不安。从来读书人议论历代帝王，多加指责他们的过失，批评他们安享富贵，耽于逸乐。朕多年披阅史籍，对历代帝王为人行事也颇留心，觉得做一个国君极为不易。不说别人，即以朕而言，在位六十年，昼夜勤政，即使铁打的身子，也要拖垮，何况血肉之躯。现在在朝供职的年老大臣，年岁大约和朕不相上下。在衙门办事，不过一两个时辰，就可回去休息，有病还可以告假。有的人还无病装病，他的同僚和属员决不会强迫他继续视事。往年考试武进士，左都御史赵申乔竟然在考场上打瞌睡，侍卫们几次把他唤醒。有朕在场尚且如此，在自己衙门理事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天下大小事务，都是由朕一人处理，无可推诿。如果把重要事务交人处理，则断然不可。因此，朕昼夜劳累，须发皆白。虽然如此，也不敢偷懒，从早至晚，没有一点空闲，真是强打精神，硬加支撑啊！朕如此勤政，你们臣下却没有一个人肯为我实心效力。不但如此，说不定还会有不肖之徒见朕年老，精力不够，乘机徇私舞弊，这都是你们应该十分留心的。见我百般勤劳，你们只不过在口头上劝朕安静休养，再不就是搬弄一些颂圣套语，什么‘励精图治’‘健行不息’‘圣不自圣，安愈求安’，这些话，如果对不读书的君主来说，也许他们爱听；朕多年读书，明白事理，这些粉饰之词，六十年来，听得耳朵上都起了茧子。所以朕劝你们还是多办实事，少说废话，才对国家治理有所裨益。”由于长期勤政，康熙帝养成了反对虚夸，讲究务实的作风。对于各地上陈祥瑞，他向不热心，从来不曾将之宣付史馆。对于不事生产的僧道，康熙帝早年极为鄙薄，认为他们都是一批游手好闲之徒。他还认为秦始皇、汉武帝迷信方术，梁武帝、唐宪宗佞佛都是愚蠢的行动。后来，他对僧道的看法虽然有所变化，但也是敬而远之，从未加以提倡。因而，终他在位期间，佛道势力始终没有得到发展，更未能影响中枢决策。他尤其反对无益实政的庆寿典、上尊号等。康熙皇帝在位前期，凡逢他自己寿诞，他一般都诏令停止朝贺，更不搞什么筵宴。这种勤政务实的作风，不但使得康熙帝的成就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帝王，而且也对雍正及以后的历朝清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康熙皇帝一生崇尚节俭，“尝著《勤俭论》以自警”
。他说：“自朕听政以来，一应服食，俱从节俭。诸王、大臣亦效法，不用金银器皿、金镫等物。”
所以如此，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就社会环境而言，最初因为三藩叛乱之后，社会经济凋敝，广大民众以赋税形式向统治者提供的财富数量有限，使得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各级贵族官吏没有条件任意挥霍。二是就康熙皇帝个人而言，早年寄养宫外，未曾受到宫中生活的熏陶和影响。成人之后，又比较系统地接受了儒家经典中有关节俭的思想教育，从而在思想上牢固地树立起节俭是一种美德，奢侈腐化不只有损君德，而且还易于招致祸乱的观点。“圣祖尝曰：‘当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此为训，不敢过也。’自是恭俭相承，累代传为家法矣。”
在康熙皇帝亲政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主动克制自己的享乐欲望，个人生活十分朴素，宫中用度一省再省。在他的影响下，贵族、官吏也不敢过分靡费，在社会上普遍形成了崇尚节俭的风尚，使得社会财富较多地用于扩大再生产，对于康熙朝政治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经济的恢复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关于康熙皇帝崇尚俭约的情况，清代的不少文献中都有记载。《康熙政要》中专门列有《俭约》篇进行记述。据法国传教士张诚所记，在北征噶尔丹期间，为了节约军粮，康熙帝曾下令军队每天只吃一顿饭，并自己带头执行。另据《清圣祖实录》记载，一直到了晚年，他还拒绝太医要他服用补药的建议，而甘于粗茶淡饭。这既是出于养生的需要，同时也说明了他长期养成的节俭习惯不易更改。
对于个人生活，康熙皇帝十分节俭。他在《讲筳绪论》中说：“国家财赋出于民，民力有限，当思撙节爱养，则国家常见其有余。每见明季诸君，奢侈无度，宫中服食及创造寺观，动至数十万。我朝崇尚朴质，较之当时仅百之一二耳。”
对于宫中用度，康熙皇帝主张大力裁减。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十月，康熙皇帝命减少宫中的酥油、乳酒之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春，他又以天旱而命省减宫人及所用器物，并令查核前明宫所用具奏。大学士等经过查察，回奏道：前明宫中，每年用金花银共九十六万九千四百余两，现在都已用为军饷。又查前明光禄寺每年送交宫中所用各项钱粮二十四万余两，现在每年只用三万余两；明朝年间，宫中每年用去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万余斤，现在每年只用六七百万斤；明朝年间，宫中每年要用红螺炭一千二百零八万斤．现在每年只用一百余万斤。明朝年间，各宫林帐舆轿花毯等项每年共用银二万八千二百余两，现在一概不用。明朝年间，宫殿楼亭共七百八十六处，我朝数目则不及其十分之一。前明建造宫殿，其九层基址以及所有墙垣俱用临清砖，木料俱用楠木。现在紫禁城内只是在万不得已时始行修造房屋。修建时，不但基址不用一块临清砖，即使所有墙垣，也都是寻常砖料。所用木料，只是一般松木。又，按照“三礼”规定，天子应有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照此推算，使用宫女当有数千人之多。唐太宗是唐代一个有名的贤君，历史记载他即位后一次遣散宫人，已经达到三千人。以此估计，其他皇帝所用宫女当皆不下数千人。现在除慈宁宫、宁寿宫之外，乾清宫妃嫔以下，使令老媪、洒扫宫女以上，总共算起来，只有一百三十四人。不只三代以下无有，即使三代以上也没有像这样的。
为了限制宫中不当的消费，康熙皇帝还经常过问宫中开支情况。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服色久经定例禁止，近见习俗奢靡，服用僭滥。皆由所司各官视为具文，并未实心稽察，以致不遵定例。嗣后必切实奉行，时加申饬。务期返朴还淳，恪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务实、崇尚节俭之意。”
同年，康熙皇帝又谕掌膳等官说：“天下之物力有限，当为天下惜之。今酥油乳酒供给有余，尔等会同庆丰司酌量收取。足用则已，不可过多。蒙古甚穷乏，取者减少，则彼贫人日用，可以恒足矣。”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户部题乌喇解送貂鼠缺额，应将该管官议罪。康熙皇帝说：“数年来，因捕貂者众，故不足额。以此议处，是无辜获罪。若不得佳者，朕但少御一裘，何关紧要？且貂价甚贵，而又非必用之物，朕亦不甚需之。”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针对工部奏销杂项修理钱粮事，康熙皇帝提出批评说：“一月内杂项修理，即用银至三四万两，殊觉浮多。明代宫中一日万金有余。今朕交内务府总管，凡一应所用之银，一月止六七百两，并合一应赏赐诸物，亦不过千金。从前光禄寺一年所用银两，亦甚浮多，朕节减大半。工部情弊甚多，自后凡有修理之处，将司官、笔帖式俱奏请派出。每月支用钱粮，分晰细数，造册具奏。若三年内有塌坏者，著赔修。如此则工程坚固，而钱粮亦不至妄费矣。”
与此同时，每次外出巡幸，康熙皇帝也先期诏令，一切需用之物，皆由内府自行备办，不许地方官借端生事，勒索百姓。发觉有的督抚为其修造行宫，“并建造御书碑亭等项名色”即令拆毁。除此之外，对于国家非生产性开支，他也多次谕示削减或者制止。如前此光禄寺一年用银一百万两，工部一年用银二百万两，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时，康熙帝分别将之压缩到十万和二三十万两。此前，理藩院每年赐供应外藩宾客用银八十万两，经过康熙皇帝谕示裁减浮费，至康熙四十九年，一年只需银八万两。前此户、工两部每年“所用钱粮，其数过多”，康熙帝皇曾谕示“十日一奏闻”。对于官吏之间的互相馈赠和不事生产“聚集徒众以千百计”的寺僧，他也严加指斥。在康熙皇帝的影响下，各级官吏贵族的奢靡之风有所节制。正是由于康熙皇帝崇尚节俭的性格以及他所推行的励行节俭的政策，“至康熙四十年前后，国库存银达到五千万两，跃居清初以来的最高峰，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初步繁荣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勤学、勤政与节俭，构成了康熙皇帝有效治理国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