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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上浓妆，是一个人享受“夜宴”的好时光。坐在酒吧里听着低回的爵士乐，总能放松身心。百年来，爵士乐始终是相对小众的，但它一直是一种高雅、一种经典所在。
爵士乐源于非洲，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南部港口城市新奥尔良，它以英美传统音乐为基础，融合了布鲁斯、拉格泰姆以及其他音乐元素，可谓“混血”。稍后的小型乐队即兴演奏促进了爵士乐的形成与发展，并逐渐派生出狄西兰（迪克西兰）爵士、摇摆乐、主流爵士、比波普、现代爵士、自由爵士及电子爵士等流派，一直活跃在舞台上，风行全球。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口岸与世界风尚的脚步形影相随，欧美爵士乐的曲调飘然而至。初入东方的爵士乐主要是舞场的伴舞曲，上海滩最有名的四大舞厅——百乐门、丽都、仙乐思、大都会中皆有外国小型乐队在演奏。有些名流并不是为了跳舞，而是专门为欣赏现场爵士乐而流连灯红酒绿之中。另外，酒馆、咖啡馆里也偶尔可以见到外国爵士乐师的身影。雇请乐队的成本不低，加之高档娱乐场的高额门票，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自是门槛，如此无形中形成了爵士乐在中国市场的高格调与摩登感。
1945年，金怀祖在百乐门组建中国第一支华人爵士乐队——吉米·金乐队，开一代先锋，成为可与外国乐队比肩的佼佼者。第一代流行爵士乐师、吉米·金乐队的贝斯手郑德仁近年曾回忆：“我们很年轻，衣服穿着也都很整齐，而且带了五个女歌手，一面搞爵士乐，一面搞流行歌曲，所以很受欢迎。我在百乐门工作了五年，一直到1952年。百乐门的收入不错，每天晚上3个小时，月收入相当于现在三五千吧，再加上白天我在交响乐团的工资一千多，生活没有问题。”最初的上海爵士乐都是美国曲，经过金怀祖、郑德仁等音乐人不断潜心研究、改编，结合我国民族音乐元素，后来创作出了颇具爵士风格的舞曲、歌曲，如《夜来香》《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等，“百乐门爵士音乐”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或许你是舞迷，或许你爱看“舞动奇迹”的精彩，时尚消闲让人羡慕。现代交谊舞、舞会是地道的西方娱乐，近代以来国门洞开，它也伴着西人的生活轻快地滑了过来。1850年11月，在中国最先开埠的上海，外国人在租界内举办了一次舞会，交谊舞从此登岸中国。尽管如此，清一色的金发碧眼，男多女少，自娱自乐，中国人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19世纪末的时候，外国人在上海建起了一家名叫上海总会的俱乐部，内中拥有华丽的舞池，伴着优美乐曲，各种社交舞会在这里开始了。动荡风云中的晚清政府也知道投西人所好，不时举办舞会作为时髦之举迎合外交。
钗光鬓影舞翩翩
辛亥革命以后，跳交谊舞主要还是外国人在消遣，封建理念尚存的中国人见此依旧面红耳赤。但新习渐浓，渗透加速，1922年上海一品香旅社大胆地举办了一场正经的民间舞会，出乎预料地吸引了众多显赫人物光临。衣冠楚楚的型男，温柔可人的淑媛，他们第一次尝到了时尚的甜蜜，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华丽转身的美妙。交谊舞作为新颖的娱乐方式在中国逐渐流行开来。
有人发现了时尚经济的银圆。1927年，随着上海第一家营业性质的舞厅——永安公司大东跳舞场的开幕，跳舞风靡于小资生活。“近年来上海的跳舞可算得风行一时。凡是年轻的男子和女子，非学会跳舞不能算出风头。”报纸新闻很快跟进。“数月以来，跳舞之风盛行海上。自沪西曹家渡而东，以及于沪北，舞场殆不下数十。”少男少女竞相练习，颇有不会跳舞就算不得上海人的态势。
当时的天津好似北方的“小上海”，跳舞之风也旋即刮到了海河畔，从租界里外国人俱乐部，到繁华闹市的舞场，热闹不凡。还有人推波助澜，专门教授舞技。1927年7月间的天津《大公报》上连续广告称：天津跳舞家梵天阁女士“绮年玉貌，舞学精深，在津授徒以百计，历在平安、天升等院及大华饭店献技，取费一元至三元，而观者无不争先恐后……”同年的皇城根下也有文字传来：“我听说北京铁狮子胡同、北京饭店、六国饭店不时有许多上等人、官儿也在那里抱着搂着跳舞……”
近代中国沿海开埠以来，西风劲吹，西菜伴随着饮食风俗很快流入中国沿海城市。19世纪中后期，亨白花园和海天春西餐馆就开在了上海街头。
清末，有人游上海，此君在同治七年（1868年）的日记中写道：“再至徐家汇，畅游外国花园（亨白花园），吃香槟酒，极沁心脾。”就像西服领带比拼长袍马褂；高跟鞋叫板绣花鞋一样，城市人的嘴巴与胃口受到的刺激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在清末民初以上海、天津为先的城市中，富人阶层涌动着追求奢华、享受新奇生活的风潮，为西菜文化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最漂亮的餐台，吃西菜、品香槟成为民国时代最洋气的摩登生活。
西菜在当时被称为“大菜”。宣统元年（1909年）的一期《图画日报》上图文并茂地记录了有人在上海西餐馆请客的热闹情景，其中道：“各省人士之至沪者，往往不喜中国菜而喜大菜，故各大菜馆之生意，皆非常兴盛。”20世纪初在上海注册登记的西餐馆已达20多家，门庭若市。尽管如此，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吃西菜则更多带有作秀的成分，或许只是时髦一族暧昧和显示身价的小生活罢了。西菜的发展确实没有达到燎原的态势，个中缘由除了中西口味的巨大差异外，价格因素也注定了它始终的“高调感”。
老染料商标上的《四美茶话》图
看看20世纪初的一份西菜单就明白了。以1人份为例：每套上等大菜4元（银圆）、中等大菜1.5元，另如：乳油汤3角、水鱼汤2角、番茄汤1.5角、牛乳汤1.5角，红酒烩鸭3角、英腿鸽蛋2.5角、烧牛肉1.5角、牛油布丁1角、杏仁布丁1角、白兰地布丁1角，面包免费。但在当时，一个纱厂女工工作30天的月收入仅为三四元，一个壮劳力的月收入为6元左右。他们如何吃得起西菜呢。1923年7月的北京《晨报》刊登了一份民意调查表，对于吃中餐还是吃西餐的问题有77%的人回答爱吃中餐，23%的人认为可以接受西餐或改良中餐。
百多年来，西餐依旧是很绅士很浪漫的样子，吃西菜对中国食客来说，更多的是异国情调的享受，一种时髦生活方式的追求。
作家徐圩在1935年11月的《宇宙风》杂志上说：“我太太呢，已进了中西女塾，在用她惯用的抽水马桶。星期六、星期日我们都有假，我是总换我平常的衣服，去找我太太一同去玩玩，或者到大光明去看看影戏，或者到派拉蒙跳跳舞，或者到沧州饭店去谈谈的。她也永远穿高跟皮鞋，我也不再叫她穿胶底鞋，我们也不再因这种小事儿吵嘴了。”生活的细节真实地记录了老上海小资的时尚故事，那著名的饭店茶座间一定有两杯咖啡在等着他们二人。
包括喝咖啡在内的一些西方生活方式自近代传入中国开埠城市以来，经历了一个从缓慢到急速的过程。随着洋人和洋货的增多，上流社会的买办富商们从怀疑到尝试接受洋气的新奇或刺激，在他们进而推崇甚至盲目崇拜的状态下，自上而下地影响到普通市民，来自西方的生活消费行为成为一股流行风。不能不说的是，在新生活的流播过程中，演艺圈的女星和舞女，还有新知识女性，她们从不同层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领导着时尚的潮流。稍有资本的女性已不满足白开水的清寡，她们认为再淡的一盏咖啡也充满了浪漫的情调。
20世纪30年代，上海外滩附近有一条很短的小街叫朱葆三路，那里三分之二的门面是西餐店、咖啡馆、酒吧和舞场之类，充满着时尚消闲的氛围。霞飞路也是闹中取静的，街边的咖啡店、酒吧一到晚间便传出悠扬的爵士乐，曲中的曼妙当然少不了咖啡的绵长与啤酒花的香气。
咖啡馆的客人除了洋人、富商、小资、女学生，还有一些作家和艺术家经常在这里静静地“座谈”或构思。作家张若谷就是常客，他曾总结出泡咖啡馆的三大乐趣：一是咖啡本身的刺激，其效果“不亚于鸦片和酒”；二是咖啡馆提供了与朋友畅谈的地方，“此乃人生至乐”；三是这里有动人的女侍，这也是重要的因素。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人生能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来，喝完这杯再说吧！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沿海的几座繁华城市，许多人会联想到霓虹灯下的大小酒吧、咖啡馆，又有显贵名流、交际花穿梭其间的画面。
那个年代，西式的酒会在天津、上海已经非常普遍，葡萄酒和洋酒是酒会中的宠儿，这种风气逐渐在民间、在交际场也蔓延开来。尽管当时我们的葡萄酒业尚处在萌芽阶段。就像老电影中的情景：夜夜笙歌的舞厅中，淡淡地传来“金嗓子”的歌声，吧台前一个身着香艳旗袍的女子手托着红酒杯，正与脂粉姐妹或油光男人低声谈笑着，若明若暗的灯影中，正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红酒，成为社交场合中重要的角色，或许也是一种身份和生活质量的外化表征，且消费面在悄然扩大。
时尚女子在包厢里看影戏
约1917年至1918年间，上海名画家丁云先为张裕葡萄酒绘制了一幅精美的月份牌广告画。画中，餐桌旁有一位时髦的纤纤女子，她梳着发鬏，身着改良衣裤，穿着绣花鞋。值得注意的是，桌上有两瓶葡萄酒，一瓶是“佐谈经”，一瓶是“正甜红”。那女子轻握着高脚杯，娇颜含羞的样子。画面四周的装饰花边上也穿插画有几种葡萄酒，如“樱甜红”“琼瑶浆”“品丽珠”“佛兰地”等。
1921年冬，田汉在日本东京创作发表了独幕话剧《咖啡店之一夜》，这是最早抒发“咖啡馆情调”的新文学作品之一（1932年秋修订）。剧作的背景正是上海的咖啡馆。剧中描写了19岁的农家女白秋英被盐商的儿子遗弃的故事，展现着“新浪漫主义”的体验和感伤。剧中有段细节：“饮客甲：……白姑娘，再替我斟一杯，你也再陪我喝一口儿吧”；“白秋英：我不能再喝了。威士忌怪辣的，我只能喝一点葡萄酒”；“饮客丙：我也爱喝葡萄酒……”
有红酒香气的日子延续着，时至今日，它的故事依然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