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家是从先祖才到江苏东海做小官。东海就是海州，现在是陇海路的终点。我就生在海州。四岁的时候先父又到邵伯镇做小官，将我们接到那里。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记得了，只对海州话还有亲热感，因为父亲的扬州话里夹着不少海州口音。”
这是朱自清《我是扬州人》里开头的一段话。
朱自清写《我是扬州人》时，是在 1946 年 9 月 25 日，当时的民国东海县政府确实设在海州。朱自清说他的先祖到“江苏东海做小官”，在语言表述上不够准确，至少是有些疑问。因为他的祖父朱则余做官时是在清朝光绪年间，而且做的是州官，不是在“东海做小官”。那时的海州是直隶州，管辖东海县（含灌云及灌南的一部分。1912 年灌云和东海分治，1958年，灌云一部分乡镇划出去和涟水一部分乡镇成立灌南县）、赣榆县和沭阳县。这是表述不准确的第一点。表述不准确的第二点，朱自清说“东海就是海州”。我们知道，朱自清所说的“东海”，就是指东海县。而事实是，东海不是海州，只是东海的县治设在海州，当时的海州和新浦，是东海县的两个镇。所以，不能说“东海就是海州”。正确的表述方式，应该是这样的：“我家是从先祖才到江苏海州做小官的。海州就是现在的东海县政府所在地。”或者说，“我家是从先祖才到江苏海州做小官的。海州就是现在的东海县”。但接下来，朱自清又着重强调一下：“我就生在海州”，这个强调是非常精准的。还有第三点疑问是，朱自清说他的祖父朱则余做的是“小官”。以朱自清1946 年的理解，也许朱则余做的就是小官，但事实上，这个官也不是太小。清朝光绪年间海州府的承审官，主管的是全州的民刑案件，相当于现在的法院院长了。而当时不像现在这样，公检法司分工明确，整个公检法司这一大块都由朱则余一个人负责。如果一定要拿现行机制往上靠，朱则余的“小官”，相当于现在的政法委书记了。
朱自清把地名次序弄反了，可能是因为在朱自清的学问当中，“东海”确实比“海州”更为古老，历史上的“东海郡”出现在秦代。到了东魏武定七年（549 年）才称海州。唐代以后，除元代一度称海宁州外，其余各朝基本上延称海州。清雍正二年（1724 年）升为直隶州。民国元年（1912 年）改称东海县，此后，又把东海县的一部分，另设连云市、新浦市等（打个比方，有点像历史上江苏省的上海县，因为特殊的机缘，上海设市，渐成后来的规模，而现在的体量更是特大城市了）。不过民国时期没有以海州命名的相当于县级的行政区划，而东海县政府所在地又在海州。这么说，朱自清似乎又没有说错。
此外，朱自清的祖父确实是在东海做的承审官，而东海县的衙门设在海州。如果这样，朱自清的表述就应该是这样的：“我家是从先祖才到江苏东海做小官。东海的衙门就设在海州，现在是陇海路的终点。我就生在海州。”
朱自清在《我是扬州人》里，还有一个表述不够精准的地方，就是“父亲的扬州话里夹着不少海州口音”。这个呢，我提出的疑问也有争议。先说我的疑问：朱自清是在 1901 年跟随其父亲朱鸿钧和母亲一起到达高邮邵伯镇（今属于江都）定居的，住在邵伯镇万寿宫，这是一个道观，也是江西人的会所。由于朱鸿钧从出生到离开海州，一直都生活在海州，那他一定是操一口地道的海州方言。到了邵伯，及至后来定居在扬州城里，为了便于交流，会学一些扬州话，特别是扬州的一些市井方言。当家里人（朱鸿钧的父亲是灌南花园庄人）在一起交流时，肯定都是以海州话为主的，偶尔会掺插一两句扬州的市井方言。而朱自清，就是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长大的。所以，朱自清这段话准确的表达应该是：“父亲的海州话里夹杂着不少扬州方言。”江苏地方志办公室有一个“方志江苏”的公众号，在连云港方志办的提供下，推送了我的《朱自清的完美人格》这本书中的第一章，即《我就生在海州》。一个读者读后留言，对我的疑问表达不同意见，他说：“在《我是扬州人》一文中，朱自清说他父亲朱鸿钧扬州话里夹杂着海州话，此说也妥。是说他父亲慢慢学会了扬州话，平时讲扬州话，但不怎么地道，才夹着海州话。”我觉得这个读者说得也有道理。所以需要做个说明。
1948 年 8 月 26 日，在朱自清逝世十多天以后，他的好友、同事浦江清先生写了一篇《朱自清先生传略》，文中有这样的话：朱自清“原籍浙江省绍兴县人，祖父讳则余，字菊坡，祖母吴氏。祖父为人谨慎，在江苏东海任承审官十余年，民国纪元前七八年退休，迁居扬州。父讳鸿钧，字小坡，母周氏。”
该传略说得很明白，朱自清原籍是浙江绍兴县人。这是指他的朱家的谱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朱自清的家世较为复杂——朱自清原本姓余，高祖父叫余月笙，浙江绍兴人，在扬州做官，住在甘泉衙门楼上，酒后不小心坠楼身亡。夫人不堪忍受突发之灾，跳楼殉夫。其儿子余子擎年幼，被浙江绍兴同乡朱氏收养，遂改姓朱，余子擎成为朱子擎，即朱自清的曾祖父。余子擎改称朱子擎不久，朱家搬到苏北涟水县花园乡居住，朱子擎和当地首富乔家小姐成婚，他给儿子起了个极有意味的名字——朱则余。朱，则余，也就是“姓朱其实是姓余”，提醒他不要忘了祖宗。朱闰生在《自清府君事 略》一文中说：“我的曾祖父原姓余，承继朱氏，遂姓朱。”朱则余字菊坡。仿效朱自清在《我是扬州人》里那肯定的口气说话，朱则余就出生在江苏涟水花园庄。朱则余就是朱自清的祖父。朱则余娶妻吴氏，生子取名鸿钧，字小坡，即为朱自清的父亲。朱自清的母亲叫周绮桐，是绍兴人。在《我是扬州人》中，朱自清也有介绍：“……绍兴我只去过两回，每回只住过一天，而我家里除先母外，没有一个会说绍兴话。”
那么朱自清的祖母是哪里人呢？从朱自清在散文《择偶记》提供的信息看，应该是花园庄一带人。《择偶记》第一段说：“自己是长子长孙，所以不到十一岁就说起媳妇来了。那时候对于媳妇这件事简直茫然，不知怎么一来，就已经说上了。是曾祖母娘家人，在江苏北部一个小县分的乡下住着。家里人都在那里住过很久，大概也带着我；只是太笨了，记忆里没有留下一点影子，祖母常常躺在烟榻上讲那边的事，提着这个那个乡下人的名字。起初一切都象只在那白腾腾的烟气里。日子久了，不知不觉熟悉起来了，亲昵起来了。除了住的地方，当时觉得那叫做‘花园庄’的乡下实在是最有趣的地方了。因此听说媳妇就定在那里，倒也仿佛理所当然，毫无意见。每年那边田上有人来，蓝布短打扮，衔着旱烟管，带好些大麦粉，白薯干儿之类。他们偶然也和家里人提到那位小姐，大概比我大四岁，个儿高，小脚；但是那时我热心的其实还是那些大麦粉和白薯干儿。”文中提供的信息非常重要。朱自清所说的“小县分”就是苏北的涟水，这里地势低洼、水网纵横，庄稼旱涝都不能保收，历史上是个穷县。乡下的“花园庄”在涟水的北部，靠近一帆河边上。1957 年 3 月江苏省行政区划调整，把涟水县北部和灌云县南部共十八个乡镇合并成灌南县，所以“花园乡”就隶属于灌南县了。朱自清的曾祖母乔氏的娘家是花园乡的首富，家业很大，田产很多。祖父祖母又都在外婆家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对那里很亲，所以“常常躺在烟榻上讲那边的事，提着这个那个乡下人的名字”，其中也包括那位小姐的亲人。既然是“娘家人”，那肯定也姓乔了，乔小姐和朱自清是表亲。对于朱自清的亲事能定在那里，祖母和母亲该是特别开心吧，老亲加新亲，叫“亲上亲”，是旧时代追求的一种理想的联姻方式。年幼的朱自清听熟了那里的人和事，对“那边田上有人来，蓝布短打扮，衔着旱烟管，带好些大麦粉，白薯干儿之类”的，自然也十分亲切了。大麦（念“旦麦”音）抗涝能力强，确实是灌南一带的特产，白薯干就是地瓜干，这两种粮食都属于粗粮。朱自清小时候生活富裕，偶尔吃吃老家带来的粗粮，尝尝新鲜，所以才很“热心”吧。但是在朱自清 12 岁那一年，亦即 1909 年，花园乡那边捎信来了，不是好消息，“说小姐痨病死了。家里并没有人叹惜；大约他们看见她时她还小，年代一多，也就想不清是怎样一个人了”。朱自清的祖母一定是见过这位小姐了，不然不会说“看见她时她还小”，所以并没有心疼和“叹惜”。当年朱则余在海州做官时，朱鸿钧一家是随朱则余住在海州城里的，朱自清祖母常带着朱自清回娘家。既然朱自清的祖母和母亲经常往返于海州和花园庄，并且两头住，而且在花园庄乡下“住过很久”，由此可以推断，朱自清的祖母也是当地人，至少，是第二代、第三代当地人。
如前所述，朱自清祖上是浙江绍兴人，由于长年在外做官，特别是到了朱子擎这一辈，一大家子都住在苏北，加上他本又姓余，分在他名下的这一支的绍兴祖宅、房屋和田产逐渐被族人所侵吞，等于连“根”都没有了。
说到朱自清和绍兴的关系，这里可以多讲一点，朱自清和鲁迅家也是有亲戚关系的。据朱自清弟弟朱国华在回忆朱自清的文章中披露：“我家原是绍兴人氏，母亲周姓，与鲁迅同族。外祖父周明甫是有名的刑名师爷，曾在清朝以功授勋。周朱两姓门户相当，常有联姻，均为当地大族，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也是我家的远亲。”（《难以忘怀的往事》，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 1992 年 10 月版）而朱自清也一直和鲁迅保持着往来，虽然不太亲近，但也不太坏。从朱自清日记中可以看出，比如1936 年 9 月 26 日，朱自清日记云：“访鲁迅太太。借二十元，为吉人婚事也。”不论什么时候，能互相借钱，关系都应该不一般吧。
朱自清为什么要访“鲁迅太太”？日记上没有说明，但后一句“为吉人婚事也”，从中可见端倪。吉人，即朱吉人。为了弄清朱自清和绍兴朱家的关系及和朱安是远亲的关系，有必要把朱吉人的身世搞搞清楚。
朱吉人是朱安弟弟朱可铭的儿子，1912 年出生于绍兴水沟营丁家弄 9 号，原名朱积成（鲁迅日记里写作“稷臣”），后才改名吉人。朱吉人共有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大。二弟叫朱积功，早年病故；三弟朱积厚；四弟朱积金；最小的是妹妹，叫朱晚珍。据杨志华《朱吉人与朱安及鲁迅》一文中说：朱吉人生活在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中，其父朱可铭有妻室二房，但唯有他母亲能生养，因此他从小就深受家里人的喜欢。姑母朱安也特别喜欢他，经常请鲁迅家的佣人阿福接他到家里玩。朱安随鲁迅一家搬到北京以后，双方的见面虽然暂时中断，但书信交往一直比较频繁。当时朱家的书信都由朱可铭出面，北京的书信都由鲁迅出面。据鲁迅日记和鲁迅书信中反映，1913 年 4 月至 1931 年 5 月，鲁迅和朱可铭书信交往的记录就有 23 次之多。朱可铭患病及病故后，朱家的家政就由长子朱吉人主持了。朱家与鲁迅家的通信，就由朱吉人接手。鲁迅日记 1930 年 9 月到1936 年 6 月间，鲁迅与朱家的礼仪交往与经济援助等记录有 6次之多，都是朱吉人出面。遗憾的是，这些书信都没有保留。
1926 年，朱吉人因家族经济困难停学。1928 年冬，由母亲托亲戚介绍到上海的广东路洋袜厂门市部当学徒。当时，二弟在浙江省立第五中学读书，三弟在县二小读书，四弟未入学，妹妹年幼，一家老少八口生活困难，想求鲁迅帮忙，终因难以启齿而未果。1931 年朱可铭在绍兴病故，二弟学费发生困难，于是朱吉人通过姑母朱安，请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帮忙解决，直到中学毕业。1932 年朱吉人祖母（即朱安母亲）中风去世，朱吉人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工资收入难以持家，便托请周建人介绍二弟朱积功报考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练习生，不料经考试落选，抱病回绍兴后，竟忧郁而终。后来，周建人介绍他三弟朱积厚到民友印书社等处工作。
朱安此时在北京陪伴鲁太夫人，过着寂寞、孤独而清苦的生活，便想将长侄朱吉人召到北京作为养子，以便将来有所依靠。1934 年 5 月 16 日，朱安写信给鲁迅，征询对此事的看法。5 月 29 日，鲁迅给母亲写信，并转答朱安说：“京寓离开已久，更无从知道详情及将来，所以此等事情，可请太太自行酌定，男并无意见，且也无从有何主张也。”信中的“太太”即朱安，对此，朱安后来也就自行决定，将朱吉人收为养子了。
鲁迅与朱安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朱吉人与朱安及鲁迅》的作者杨志华在 1987 年调访朱吉人时，朱吉人告诉杨志华，因为当时他作为长子要照料母亲及弟妹，难以脱身，没有北上，所以也就没有尽养子的责任。朱吉人结婚是在 1936 年 9 月，而且是从上海回绍兴结的婚，朱自清是怎么知道朱吉人结婚的？而且借款是“为吉人婚事也”。笔者推测，一是，朱自清此时和鲁迅家（北京）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朱吉人结婚这么大的事，肯定会知会姑母，进而告诉朱自清；二是，朱自清此时依然和绍兴的朱家保持通信联系，知道朱吉人结婚之事，又知道朱吉人是朱安的继子，因而去朱安家道贺。但是，朱自清日记里的“借二十元”，是朱自清借给“鲁迅太太”呢，还是“鲁迅太太”借给朱自清？鲁迅每月定期给北京的家里汇款，“鲁迅太太”应该不缺钱，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朱自清访“鲁迅太太”时，得知朱吉人结婚了，由于身上没带钱或带钱不够，就暂借朱安的钱汇给了朱吉人。
无论如何，从朱吉人的身上，再一次证明朱自清的二弟朱国华所说：“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也是我家的远亲。”
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逝世。当天，朱自清没有得到鲁迅逝世的消息，晚上在中国文学会开会，会后回家，写毕“伦敦杂记”之七的《博物院》，这篇文章费时半月之久。第二天，朱自清日记有“昨日鲁迅先生逝世”的记录，并说“吊慰鲁迅太太”，说明朱自清进城到阜成门的鲁迅家，参加了吊慰活动，也说明朱自清和北京的鲁迅家一直保持着相互走动的关系。
朱自清祖父朱则余在海州做承审官，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朱则余是如何能在海州做承审官的，政绩又如何呢？目前在我的阅读视线之内，还没有找到确切记载的资料，而朱自清的父亲朱鸿钧怎么能到邵伯做个小官，同样需要理理清楚。
我们可以通过朱自清的文章和朱国华等人的回忆，去尝试理解并推断出一个大概来。
先来看朱自清的散文《择偶记》，文中说到在家里人不断地提亲所介绍的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孩时，有这样的一段话：“本家叔祖母用的一个寡妇老妈子熟悉这家子的事，不知怎么教母亲打听着了。叫她来问，她的话遮遮掩掩的。到底问出来了，原来那小姑娘是抱来的。”这段话里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本家叔祖母”。我们前边已经了解了朱自清的身世，说明朱自清的高祖父（就是抱养余子擎的朱氏）在扬州的后人还有势力。因为这个“叔祖母”能用得起“老妈子”，至少说明家境不差吧，而朱门的族人中，还有可能出了更有本事的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自清的父亲朱鸿钧在海州一直赋闲，却能到邵伯去做小官了。用中国传统的人情世故来推测，朱自清的祖父，通过扬州老朱家的关系，才为朱鸿钧找了这么个差事。
朱自清有一篇散文叫《看花》，文中讲到他家在扬州租住的第一个宅子，这个宅子很大，有花园，有廊榭，朱自清在文中说：“还有一座太湖石堆成的洞门；现在想来，似乎也还好的。”这么一个大园子，产权是谁的呢？属于他同族本家。朱国华在《朱自清在扬故居踪迹》一文中说：“1903—1909 年住扬州城内天宁门街，是和同族朱姓同门居住的，我和妹妹玉华都生在这所房子里。因为当时我年岁很小，对于房子内部的结构记不清了。只是在长大以后有几次路过那里，看到那座房子的大门很宽广，门楼里面有八扇屏门，从大门外的街上向北望去，已看到天宁门的城门了。”这么一座豪华的大宅子，可不是一般人家。
我们再来看朱国华在另一篇文章《难以忘怀的往事》一文中说的：“外祖父周明甫是有名的刑名师爷，曾在清朝以功授勋。”从这段话中我们知道，朱自清的外祖父被“以功授勋”过，而且是有名的“刑名师爷”。众所周知，“师爷”是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两代一种特殊的官场文化，清末民初的文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盖仆从之于官，称老爷；于幕友称师爷。刑名（师爷）、钱谷（师爷）二席均得此称。”师爷是干什么的呢？实际上就是为幕主出谋划策，参与机要；起草文稿，代拟奏疏；处理案卷，裁行批复；奉命出使，联络官场等，身份非常特殊，所以，府内衙役、仆从尊主官为“老爷”，称宾友为“师爷”。经过多年的演进，“师爷”队伍有所扩展，由各级地方行政官署扩展至士绅、工商家族，不仅称呼依旧，而且连其类似佐僚人员亦统统名之为“师爷”。在清代，师爷非常活跃，上自督抚，下自州县，都聘请师爷佐理政府事务。需要说明的是，师爷不是一个人，通常都有几个或十几个人，甚至是多达三四十人的一个组织。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师爷”就相当于现在的书记处或研究室。那么朱自清的外祖父是有名的刑名师爷，又来自著名的“师爷之乡”绍兴，他的人脉关系就极其广泛了，简单疏通一下，给赋闲的朱自清的父亲朱鸿钧找个差事干干，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同样的道理，收养朱自清曾祖父的朱氏本人，也是有名的师爷，以他绍兴人的身份以及师爷的加持和广博的人脉关系，为朱则余谋个承审官，想来也不难，或是先做个小官吏，经过自己多年的努力当上承审官，也是有可能的。这么说来，朱则余和朱鸿钧都在没有任何功名的情况下，顺利地在官场谋得一官半职，还奇怪吗？
朱则余成年以后，离开家乡花园庄，利用朱氏家族的师爷关系，开始闯荡社会。他特殊的身世，培养了他坚强的性格，在为人处世上，他一直很谨慎，很真诚，也很努力。在光绪年间，终于在海州担任了承审官。承审官是负责案件的查处、审理、判决等工作的，关乎地方的长治久安，算是一个要害部门。但那时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行政机关，其工作思路也听从州官的安排，看州官的脸色，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事实上只是州官的附庸罢了。
朱则余的承审官一做就是十多年。官做得怎么样呢？志书上没有记载，但能一口气做了十多年直到 1903 年退休，说明他还是赢得了海州父老乡亲一致拥戴的，至少他和州官的配合还是默契的。
清光绪年间的海州城，城墙还很完好，属于砖、石、土混合结构，非常坚固，也非常壮观。共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有的城门还有瓮城，便于作战时攻防使用。城门上的椎楼四檐高挑，巍然屹立。城内大小庙宇、道观有好几座，史书上用“金碧装璜，琳宫耀日”来形容。宽些的道路都是由大块的青石板铺就，车行街石之上，辘辘有声，驴马走在街石上，也是咔咔作响。窄小些的街巷也都铺有砖石，不过也有少许更窄的小巷是泥沙铺路的。殷、葛、沈、杨、谢五大家族是海州的大户，这些人家的门口都有拴马桩和下马石，显示其豪门地位。中大街、文庙一带更是繁华之地。海州在当时的苏北，既是省界，又临海，可算是重要市镇了。
连云港市委宣传部老部长吴加庆先生喜欢搜集关于海州的老照片，在顾建华主编的《记忆中的海州》中，用一个下卷的篇幅，收录了他精心挑选的三百多幅老照片。在“古城旧貌”和“故时风物”里，我们能领略到 20 世纪初期的海州古城墙、古城门和大小街巷的面貌；在“老街钩沉”“市井百态”里，能看到那个时代的百姓生活和日常情状。这些照片所反映的内容，基本上接近了朱则余做承审官和朱自清出生前后那段时期的海州。
朱则余在海州做官的时候，儿子朱鸿钧一直陪侍左右，成婚也在海州（此时的东海县衙门驻海州），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可谓其乐融融——这里可以先岔开一笔，即朱自清的母亲周绮桐，一个会说绍兴话的绍兴人，怎么会千里迢迢嫁到苏北小城？而且其父还是有名的师爷，这也是因为绍兴的师爷文化的原因，一个是有名的师爷（周明甫），一个是海州的承审官（朱则余），又都是绍兴籍，两人成为亲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了。公元 1898 年 11 月 22 日，古城海州西门一带，州府承审官朱则余的宅邸里，红烛高烧，香烟缭绕，全家上下笑逐颜开，喜气洋洋，原来，朱家一个新生儿诞生了，他就是朱自清。
朱自清上头原有两个哥哥，叫大贵和小贵，不幸相继夭亡，这是朱家的一大憾事。因此朱自清出生时，给全家带来无比的欢愉是显而易见的，也使他格外受到宠爱，全家更是对这个小生命寄予很大的期望，“腹有诗书气自华”，于是朱家为孩子取名“自华”，又取“春华秋实”之意，给他起了个号叫“实秋”，希望他长大后能诗书传家，学有所成。“实秋”的另一层意思，是因为算命先生推算他五行缺火，缺什么补什么，故取一带火的“秋”字。家里人迷信，怕他不易长大，遵照海州的风俗，为他取了个女孩子的乳名“大囡”，还特地替他耳朵穿孔，戴上钟形金耳环。陈竹隐在《追忆朱自清》一文中也说到朱自清戴耳环的事：“佩弦出生于东海，由于两兄幼殇，他就成了长子长孙，倍受家族宠爱，小时在耳上还佩戴着金质的钟形耳环。”周锦在《与朱玉华女士谈朱自清》一文中记载，朱自清的妹妹朱玉华说：“母亲很迷信，怕大哥长不大，自小就穿了耳孔，挂一只金耳环。一直到上大学母亲还不肯取掉，我们看得出来，大哥很不自在，但总是忍着。好像是到快结婚了，才向母亲提了出来，母亲还带他去庙里烧香、拜佛、许愿，然后总算去掉了。”
古海州城北关临洪门（崔月明提供）
古海州城西关博望门（崔月明提供）
朱自清出生在海州，这是毋庸置疑的。海州同时又是当时东海县县衙所在地，属于海州府管辖，也是没有争议的。
下面，再简单介绍一下，朱自清作品和日记中的海州方言和海州土话，比如《冬天》里有一句：“有点风，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当间那一溜儿反光……”这里的“当间”，在海州话里是“中间”的意思，也特指房屋正中那一间，现在海州人还这样说。还比如《给亡妇》里，说到妻做的菜不坏时说：“有一位老在行大大地夸奖过你。”这里的“老在行”也是地道的海州话。在《“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里，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心怀不满，说：“我做了五年教书匠了，真个腻得慌，黑板总是那样黑，粉笔总是那样白，我总是那样的我，成天儿浑淘淘的。”这里的“腻得慌”和“浑淘淘”，现在还是老海州人的口头禅。在 1939 年 3 月 4 日的日记中说：“打桥牌……我老是输，甚灰心。”这里的“灰心”虽然别地也有使用，海州人更是随口而出，直到现在，日常使用频率还很高。在《给亡妇》中，有这样一段话：“暑假时带了一肚子主意回去，但见了面，看你一脸笑，也就拉倒了。打这时候起，你渐渐从你父亲的怀里跑到我这儿。”这里的“拉倒了”“打这时候”，都是海州方言的口语表述方式。这种例子能举出很多，日记里更是不胜枚举。
朱自清出生后，保姆女佣一定会用海州话给他哼唱摇篮曲：“小花鸡，跳磨台，哪天熬到小媳妇来，多吃多少及时饭，多穿多少可脚鞋。”一两岁时，朱鸿钧也会和许许多多的老海州人一样，抱着儿子到中大街逛逛杂货铺，坐坐茶馆，在阳春三月里，赶赶白虎山庙会，到文庙前或鼓楼下听听淮海小戏或淮海锣鼓书。稍大后，朱自清必定也会跟在父亲身后，牵着父亲的手，到城墙根的杂草窝里找找蛐蛐；或出北门到蔷薇河边看过船的白帆；或出东门，来到塔山古道访古探幽，看古道上被车轮马蹄踏得明晃晃的青石板，讲城外远山的故事；或缠着父亲要买一根麻花解解馋，跟父亲在街头吃一碗白水煮豆腐（朱自清爱吃的食物，散文《冬天》里有描写）。而更多的时候，会绕在父母的膝下，在院中花园里嬉乐玩耍。偶尔走到街上，街坊们喊着他的乳名，大囡这大囡那的，逗他咯咯地笑。比他稍大的小伙伴们也许会拿他耳朵上的金钟耳环来取笑他。
海州城内十字街南大街（崔月明提供）
海州禹王庙（崔月明提供）
婴幼儿时期的朱自清，海州的生活全无记忆了，对他来说是遗憾的，否则，或许也会单独写一篇文章来纪念，或像俞平伯那样，有诗记之。但是，事情并不是绝对的。朱自清在 1921年 1 月发表了一篇小说叫《新年底故事》，描写一个叫“宝宝”的幼儿在过年时看到的种种，是否是对自己的一个补偿呢？他虽然对海州没有记忆，家人必定会讲述关于他的旧时趣事吧？小说中的“宝宝”或许就有他自己的影子，那些做好吃的、祭祖先、分压岁钱、放烟花、穿新衣、逛街、走亲访友等新年习俗，是每个人的童年都有的经历。朱自清用“我”的口气，描写在家里趁着大人们不注意，偷偷地拿了几个粽子、香喷喷的肉包子、美味的糖馒头和口味独特的风糖糕，本想藏起来留待以后慢慢品尝，结果被狗发现了，“我”吓哭了，惊恐着，娘也随即缴了“我”袋里的美食，只给“我”每样留一个解馋；到了街上，耍猴戏吸引了“我”，可顽皮的小猴却来戏弄“我”，“我”又被吓哭了；而到了晚上，闻听明天小伙伴们有可能都不来玩了，“我”又很难过，哭着嚷着“年不过了”，结果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原来大人们是逗“我”的，拿“我”开心呢！小说中的糖馒头、风糖糕正是海州特有的过年食物。耍猴的也是海州街头常有的把戏，朱鸿钧把年幼的朱自清扛在肩膀上，到街上看热闹完全有可能，在他儿童或少年时期，常常拿他婴幼儿时的种种趣事来逗乐子，是每个家庭逢年过节时的必备节目。
不管怎么说，幼时朱自清性格中安静、聪慧和倔强的个性，在海州城古朴、厚重底蕴和美丽山水的熏陶下，已经显露出来，虽然海州没能给他留下深刻的记忆，但潜移默化中，也如雨露般滋润了他的心灵，哺育了他的感情，丰富了他的想象力，使他的情怀永远充溢着诗情画意。
1901 年，朱自清 4 岁了，父亲朱鸿钧从海州到高邮的邵伯镇做了个小官——典史。虽然朱自清文章中没有就这个官职的来龙去脉做详细的介绍，如前所述，可能和祖父朱则余或外公周明甫有关。朱则余渐渐老去，正值壮年的儿子没有工作也不是个办法，托朋友故交，谋点“私利”，给儿子介绍工作也在情理之中，这样，朱鸿钧到了隶属扬州的高邮邵伯谋生了。朱自清不久就被父母接到了邵伯任所，从此离开了出生地海州，开始了“我是扬州人”的人生之旅。